一个把江苏森林覆盖率从不到4%拉到20.64%的人,也是让苏北人每年春天出门糊一脸白毛的人。他叫王明庥,被称为“中国黑杨之父”。可“之父”这两个字,有时候不全是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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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庥院士
1972年那批从意大利来的插穗,在北京和武汉都没活,偏偏在南京活了下来
1972年,林业部从意大利弄回来一批原产北美的美洲黑杨无性系插穗,分给南京、武汉、北京三个地方培育,三个点同时开搞,最后只有南京成功了。南京那边接手的,就是王明庥。这件事放在当时中国林业的语境里,几乎是一次“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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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在中国林业史上被默认为“北方杨”,成片林只能在黄河以北栽,长江以南顶多种几棵零零散散的,没人指望它能成林。王明庥不信这个邪,他从上世纪60年代下放到苏北的大丰、东台务农时就动了这个念头,那地方“冬天风起飞沙遮天蔽日,春天雨后碱花连片”,他看着那片盐碱滩,想的不是“这里种不了什么”,是“这里必须长出点什么”。
他翻文献、找前辈请教,盯上了美洲黑杨里分布在美国北纬32度以南的那些品种,判断它们跟苏北的气候条件有可能对得上。1972年那批插穗到手之后,他带着团队做了两年多的培育、繁殖、测定和筛选,最后选出四个能在黄淮海平原站住的南方型杨树品种,1979年通过原林业部鉴定,主干能长到三十米以上,胸径四五十厘米,创造了当时中国杨树人工林生长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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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这个过程拆开来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他成功了”,而在于他成功的那个点卡得极其精准:北京太冷,武汉太热或者条件不对,南京恰好落在那个“刚刚好”的区间里。一个“刚刚好”,把一个被写了上百年的“南方不能种杨树”的结论撕开了一道口子。
农民最初不肯种,他就拿科研经费买树苗,一家一家送上门
品种选出来了,推广比育种还难。苏北农民祖祖辈辈在那片盐碱地上熬着,你突然跑过去跟他们说“种杨树能发财”,没人信。王明庥干了一件在今天的科研评价体系里很难被算作“成果”的事:他用科研经费买树苗,亲自送到农民家里,请人家种,教人家种。春来秋往,他跑遍了苏北十多个县,试验做到哪儿,哪儿就是他的营地,育苗和造林的关键期他蹲在田里给农民做栽培辅导,鞋底上沾的全是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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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北农村流传一句顺口溜,“要想富,种杨树”,农民管杨树叫“摇钱树”。数字也确实撑得住这个说法:江苏以全国0.7%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7%的林业产值,杨树总蓄积量一度达到六千八百多万立方米,生产量居全国第一。
到80年代,苏北平原从“飞沙漫天”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江苏的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开放前不到4%一路爬到了2010年的20.64%。你如果只看这一半的故事,它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正面叙事,干净、漂亮、没有毛边。
可树是雌雄异株的,你种下去的每一棵雌株,每年春天都在往空气里扔一公斤白毛
问题就出在“大规模”这三个字上。杨树是雌雄异株的,雌株在春夏之交产生飞絮,一株成年雌株每年大约产一公斤飞絮,江苏杨树种植面积一千四百万亩,一亩按十六株算,两亿两千四百万株加在一起,每年产生的飞絮量是二十二点四万吨。二十二点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苏北人每年四五月份不敢开窗、出门戴口罩、皮肤起红疹、呼吸道感染的那段日子,是杨絮燃点低、蔓延快、一点就着的那种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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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庥当年推广杨树的时候,解决的是“穷”的问题,盐碱地长不出庄稼,杨树能成材、能卖钱、能挡风沙,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可“富”起来之后,飞絮这笔账浮上来了,而且这笔账没法算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头上——你不能怪农民种树,农民是照着能挣钱的路子走的;你也不能怪王明庥选错了树种,他选的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快成林、最耐盐碱的品种,雌雄性别这件事在大规模推广的初期根本排不上优先级。
这就是大科学工程最拧巴的地方:一个在1970年代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决策,到了2010年代变成了一个生活质量问题,而做出那个决策的人,早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别的地方。
后辈接过手去补窟窿:两小时验明正身,把“飘絮”从杨树身上一点点摘掉
飞絮问题真正被当成一个科研课题去攻,是王明庥之后的事了。2009年尹佟明回国开始攻关“无絮杨”,2011年团队绘制出杨树基因组图谱,用分子育种的手段把优势基因往一个种子里导,目标是“需要什么就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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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佟明
2020年11月,团队做出了杨树性别鉴定技术,苗期采根、茎、叶任何一个部位,两个小时就能验出这棵苗是公是母,公的留下,母的淘汰,从源头上把飞絮掐掉。到2022年,宿迁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无絮杨替代,泗洪县一个叫凌其山的农民挽起裤腿说“新种的杨树真的不飘絮了,我腿上再也不起疹子了”。
你注意这条时间线:王明庥1972年引种,2020年性别检测技术出来,中间隔了四十八年。四十八年里,苏北人先是被杨树从盐碱地里拉了出来,然后被杨絮烦了十几年,最后靠另一拨科学家把杨树身上那根“刺”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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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庥本人在这个后半段里扮演的角色,严格来说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制造了问题之后被后辈解决”的那个前辈。这并不丢人,大科学工程的逻辑本来就是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然后给下一代人留下新的问题。
2023年11月18日:一个人留下的东西,从来不止他亲手种下去的那一片
王明庥2023年11月18日在南京逝世,九十一岁,讣告里写的是“中国和世界杨树遗传改良和育种领域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林木遗传育种学》,1984年到1993年当南京林业大学校长,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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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正值得今天的人停下来想一想的东西,不在讣告里,在苏北平原上:一个人用一辈子把一种树推过了长江,让一片盐碱地变成了绿色银行,又在同一片土地上留下了一个需要另一代人花几十年去收拾的副作用。你很难用“功大于过”或者“过大于功”这种粗暴的尺子去量他,因为“功”和“过”根本不是同一个维度上的东西——他解决的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飞絮制造的是“活得好不好”的问题,两个问题之间隔了整整两代人的生存处境。
评价王明庥最诚实的方式,不是把他捧成一个没有瑕疵的“之父”,也不是因为飞絮就把他贬成一个“种错了树的人”,而是承认他做了一笔在1970年代必须做的交易,用一部分未来的舒适换了一代人的脱贫和一片土地的绿化,而那部分被抵押出去的舒适,后来由他的学生和学生们的学生一点一点赎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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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长得快、成材早、能挣钱,这是王明庥当年选它的理由;一棵树飘絮、招虫、让人过敏,这是那棵树本身的属性,不是王明庥给它加上去的。一个人能决定的,从来只是“种不种”,不是“树是什么”。
如果1972年王明庥因为顾虑“将来可能会飘絮”而放弃推广南方型黑杨,苏北那片盐碱地会不会多穷二十年?还是说,一个科学家在做一个会影响几百万人几十年的决策时,本来就应该把“几十年后的副作用”也算进去,哪怕当时根本拿不出替代方案?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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