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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苏园 | “三农”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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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苏园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发表于 《文化与传播》 2026年第6期

一、“三农”的脱嵌

在过去二十年中,我国“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农村人口就业与居住向城市迁移,农业从传统的自给自足转为面向市场的商品种植,农业收入在大部分农村家庭中也从主要收入来源退为次要来源。这使得除沿海发达地区、城郊以外的大部分农村,由生产生活一体化的社区转变为以留守人口为主的“空心村”。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三农”问题的内涵和解决路径。

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农业与农村出现了显著的脱嵌现象,即传统上有机结合、交叉影响的三者走向相互分离。在农民层面,原本相对均质化的农民群体进一步分化,并大量离开农业与农村;在农业层面,市场化使农业生产要素与产品超越了传统的地方框架进入全国市场,但又同时受到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率考核及各类农业项目等由地方政府及行业部门主导的涉农项目深度干预;在农村层面,村组织逐步被行政体系所吸纳,许多地区以网格取代了村小组一级组织,造成农村自主处理事务的能力弱化。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结构性趋势的“三农”脱嵌?这是否意味着传统“三农”路径的终结?农业、农村及农民的未来,要向何处去?这些都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三农”的时代之问

(一)谁是农民?农民的再分化

农民这一词语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政府部门在实践中往往运用不同的界定标准:民政系统在评定最低生活保障时通常采取户籍标准;统计部门的认定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即居住在农村地区六个月以上者,无论户籍在哪里、是否从事农业;农业农村部门的定义则相对宽泛,有时扩大到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这些定义所指的群体在打工潮出现前差别不算太大,但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原来的农村人口已经发生了再分化,形成了仍在村务农的、新进入涉农产业的,以及从涉农产业中剥离出来的三类。

仍然在村务农的农民形成了三个群体:

中坚农民是在村务农群体中的关键。他们多为因照料老人、子女等原因留村的青壮年夫妻,通过流入进城农户让渡的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并兼营农机服务、农资代理等副业,主要收入与社会关系均在村庄,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 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来经营者不同,中坚农民的经营目标兼顾家庭完整与村庄体面生活,其经营深度嵌入村庄社会网络。

兼业型农民占在村务农农户的多数,主要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的留守部分 ,以留守老人、妇女和在本地兼业的中年劳动力为主。他们将农业作为家庭生计的补充,其目标是帮助下一代实现城市化,农业生产主要用于降低生活成本。他们倾向于从事低强度耕作,产品非标准化、产量小,依赖社区经销商进入市场,耕种、收割等环节也依赖本地市场提供的涉农服务。

边缘型农民是再分化的“弱势”端,多为孤寡、残疾、重病等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依靠社会救助与社区互助网络维持生活,农业生产以自给为主。这类农户的农产品产量低、质量不稳定,难以对接市场。他们往往游离在主流农业体系之外,并且纳入福利体系,是脱贫攻坚与低保兜底的重点对象。

新进入涉农产业的主体包括职业农民与农业企业。

职业农民指从村外流入、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专业种植者。其形态虽仍是家庭经营,但资源配置完全遵循市场逻辑,经营地点随地租与补贴流动,基本不参与所在村庄的公共事务。

农业企业指以公司、企业化合作社等法人形式进入农业经营主体 。它们以雇佣劳动和资本投入为主要生产方式,通常经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整村连片流转或返租倒包获取土地,是资本下乡的主要载体,也是项目与补贴资源倾斜的主要受益者。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是租约关系而非社会关系,利润分配与经营决策均在村庄之外完成。在很多情况下农业企业会将生产环节及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以分包的形式交由职业农民完成。

从涉农产业中剥离出来的农民群体包括非农在村居民、仍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以及成功实现城市化转型的城市化家庭:

非农农村居民指仍居住在村庄,但主要从事本地非农产业(如本地非农务工、个体经营)的群体。他们保有承包地,但通常将其流转或抛荒。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本人主要在城市务工居住,但尚未在城市稳定落脚的群体。他们在空间上离开了农村,但仍通过保有土地承包权、留守家人与人情往来与村庄保持联系;一旦在城市就业受挫或年老退出劳动力市场,农村仍是其退路。

城市化家庭指通过家庭积累或个人奋斗(如经商成功、因技术特长被企业聘用)已在城市稳定就业与居住的群体。他们在空间上已完全脱离农业与农村,但大多仍保有承包地、宅基地等集体成员权利;由于持有这些资源几乎无须承担义务,他们没有退出的动力,也因此继续被政策实施主体视为农民的一部分。

前述相关情况由表1归纳。


再分化之后,仍同时依赖农业与农村、并愿意参与社区治理的群体,包括中坚农民、兼业型农民和边缘型农民;其余群体或只依赖农业而不依赖农村,或只与农村保留财产联系。农民与农业、农村的联结由此变得局部而脆弱,这正是“三农”脱嵌在农民层面的表现。

同时,前述各部门的“农民”口径实际指向不同人群:户籍人口口径包括尚在城市的农民工乃至城市化家庭;常住人口口径排除了外出者,却纳入了非农农村居民;成员权口径则覆盖所有保有承包地的人。同是一个“农民”指称之下,对象其实有异,统计数据有时无法涵盖这些复杂情况,以此为依据设定的行政任务就可能随之错位。

(二)什么是农村?农业社区的转型

在传统农业社区中,农民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互助网络分享资源,农业生产深度嵌入社会关系之中。随着打工潮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普遍外迁,农民家庭由全耕转为半工半耕模式: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守群体维持小规模耕作。在此基础上,以镇域范围为基础形成了以本地农业生产及服务为核心的市场及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一架构经由熟人与半熟人社会润滑,形成了一个细密的基层交易网络(本文称之为“中层商业网络”),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人、中介和农户在这个“半社会—半市场”的结构中共同完成生产与交易活动。

在当前中国农业型农村地区,中坚农民在全部农户中占比不高(一般地区为5%—10%) ,他们却是社区农业生产体系的支柱:他们为兼业农户与留守群体提供机械作业、种子农资与信息服务,也是中层商业网络的主要节点。在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留守群体的农业生产尤其依赖中坚农民。

随着现代性的进入,农业从社区嵌入性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跨区域商品经济。这一转变本身并不必然瓦解社区:在“半工半耕”格局下,中坚农民依托熟人社会承接进城农户的土地与服务需求,曾使农业市场化与社区秩序长期兼容。真正改变这一格局的,是政策驱动下的农业转型。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借助项目、补贴与行政组织流转,使土地、农机服务、农资流通等原本在社区内部分配的获利机会,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农业剩余,被系统性地转移给外来规模主体与农业企业。

一旦将农业从农村中抽离,现行的生产体系、村庄公共生活和治理体系将同步衰退。以调查中看到的某高标准农田整治村为例,地方政府试图借高标准整治将本村农地整村流转给外来企业,打造样板园区,发动各方力量劝离了原来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在村中坚农民。这导致本村失去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兼业型农户生产成本上升,使得仍然有地可种的农户也纷纷放弃耕作。

“三农”脱嵌的最终形态表现为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相互分离:农业从社区嵌入型转为外来经营者主导,利润持续外流;农村从生产共同体转为纯粹的生活空间;农民与土地脱节,农村的弱势群体(如留守老人)则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活压力。波兰尼(Polanyi)指出,使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必然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三农”脱嵌蕴含的社会风险同样值得高度关注。至于这一进程何以被加速,需要回到政策实践中考察。

三、“三农”政策的实践

中央始终将“三农”政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讨论和设计,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整体现代化。“三农”覆盖面广大、涉及面众多,制定与执行政策的主体也极为广泛,包括各个部门,也涉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实践中,整体性的“三农”政策经过各级执行,有可能走向分散,部分政策环节被放大,进而加剧了“三农”脱嵌进程。观察各地政策实践,存在几个方面值得重视的趋势。

(一)以技术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农业是“三农”政策的主要维度之一,其核心目标是将农业作为一项战略性产业做大做强,实现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话语主导下,各地实践者着重强调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科技投入和市场化改革,以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早在2011至2015年间,国家明确提出要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2020年,统计在册的全国耕地流转率已超过三分之一。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部分粮食主产区甚至一度提出80%规模连片流转的目标。

自上而下的指标同样介入了农技推广与种植结构调整。较为极端的案例包括某省推行的种植结构改革,曾有领导在推进会上要求“不许出现一根玉米”,基层不得不派工作队下乡拔除农户已种下的玉米。在这类做法中,农业行政目标取代了农户决定种什么、怎么种。

(二)以行政为导向的农村治理

在基层治理层面,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对其负有指导、支持和帮助之责。但在实

践中,一些地区采取了村干部坐班、报酬财政化、考核下沉以及网格化管理的改革探索,使得村级组织实质成为行政体系的延伸,造成本应分配给村庄公共事务的精力被大量挤占。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一些地区在村级组织建设中对村干部的年龄、学历等提出要求,辞退“超龄”村干部,部分地区甚至要求乡镇政府在村“两委”的换届中“把控”好人选以达标。这类做法造成村庄治理过度行政化,使村庄治理体系大量丧失组织农业生产的意愿与能力。

(三)以“整体农民”为对象的农民政策

由于农民群体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农民政策主要着眼于兜底保障与权益维护。农民政策主要有:一是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二是关涉农民增收、承包地权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

将广义“农民”定位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民”,会造成实践中的偏差。以农民增收为例,若不加区分地将各类农民纳入统计,很容易得出“非农就业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的结论,进而推行农民工外出务工培训。但现实是,除少数偏远地区、民族地区外,现阶段有就业意愿与能力的劳动力早已主动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留村者多因年龄、照料责任等原因无法外出。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只能趁春节农民工返乡时集中组织已经外出务工者进行培训,以完成培训指标,但培训内容并不符合需求,效果不理想。

这一问题也体现在对农业生产效益的态度上。比如,最支持引入支付高额地租的群体是将农地视为财产而非生产资料的离乡离土(城市化农民)的群体,而在村庄中从事生产的农民群体则不关心地租,只关心生产收益。在做统计时,这两类人都是“农民”,那什么是“农民的真实意愿”?评估就容易出现偏差。

在农民分化的现实下,如果不对农民进行分类,笼统执行政策,容易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

(四)“三农”政策对上的张力与对下的合力

“三农”政策由中央统筹,在基层执行中,农业、农村和农民三类政策存在协同度不够的问题。既有研究将这一张力概括为“过滤式政策实施”策略:当行政任务过载时,行政机关倾向于优先完成考核中的硬指标,而非贯彻政策的原始设计,政策中的软目标由此被系统性过滤。 这一逻辑在“三农”领域表现相关政策中的软目标的无法有效落地。例如,涉农政策总体要求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很多地方的实施方案无法体现这一点。在基层实践中,农民主体地位有时会体现为被虚置,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常常落在可量化考核的农地流转率、农作物产量、新型生产主体数量、村干部年龄与学历结构、村集体收入、职业农民培训人次及农民增收数额等可量化考核的指标上。

在应对考核的过程中,发展规模种植户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变通方案。通过财政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推广等方式,将有限的农业政策资源向有一定资本和规模的新型生产主体倾斜。这种倾斜的动力既源于小农户缺乏承接正式项目的能力,也源于大户在能力上和意愿上都更便于行政控制。

例如:部分地方以中心工作的形式,利用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等项目的时机,将农地及配套设施按超出一般农户竞标能力的规格发包,用于涉农园区或农业综合体建设。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使用行政力量集中整村连片农地,随后返租给引进的农业企业。此时,村集体组织可收取管理费并开展分红,不再种田的进城农民的土地租金收入增加。一项操作同时完成了考核部门关注的村集体增收并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也完成了农业部门关注的土地的流转率与连片率,以及农民增收等多项指标,于是,各部门都有动力支持这类操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种植户始终面临与农业进一步分离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农业与农村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加速脱嵌的合力。

四、重建农业社区

面临“三农”脱嵌的结构性趋势,我们需要探索一条稳健、可控的转型路径,而非在农村仍有数亿弱势群体的情况下推动“三农”的分离。在考核体系与行政负荷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增减考核项目意义有限:软目标仍可能会被逐级过滤,新的硬目标则可能被过度执行乃至异化。相较于此,更关键的是改变政策在基层所依靠的主体与资源的流向,使硬指标的完成过程本身经由农村社区来实现。为此,“三农”政策的总体设计与实施思路应综合考虑以下两点。

(一)为在村中坚农民提供支持

中坚农民是农业社区的结构性支柱。他们不仅从事适度规模经营,还通过社区经销商构建微型市场,降低小农交易成本,确保兼业型和边缘型农民的产品得以进入市场。当前,外来经营主体正在系统性地挤压在村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竞价发包制度抬高了地租基准,基础设施改善为超大规模经营提供可能性,一些政策补贴支持大户经营。这些客观上给中坚农民经营造成压力。支持在村中坚农民,需要在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中明确本村、本组经营者的优先承租顺序,在农业支持政策中向真正留村经营的中等规模家庭农场倾斜,并约束地方政府以完成考核为目的、人为抬高地租基准的行为。

(二)依托农业剩余激活村庄公共性

农村社区是实现“三农”有机衔接的关键纽带。当前,随着农业生产从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退出,村级组织的议事重心也在悄然转移——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供给等行政与服务行为日益占据村“两委”的注意力,灌溉协调、农资采购、土地纠纷调处等农业生产性事务则逐渐淡出村级治理的视野,在农地整村流转比例高的村庄,这些传统事务已转由企业内部处理,与村庄再无关联,村庄治理由此失去了关键的抓手。

另一方面,农地虽已承包到户,但其发包对象、地块调整、灌溉排水与机耕道维护,都需要村庄集体协商,因而仍是农业型村庄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由村集体统筹本村流转、优先安排本村经营者,将管理费与流转收益用于村内公共品,便能围绕“地给谁种、钱怎么用”主题来重新激活村庄的公共讨论,为村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提供现实抓手。

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分化、农业转型、村庄变迁是必然趋势,相关政策要尽可能使社会转型平缓地展开。重建农业社区,并非固守传统小农经济,而是在现代化框架内重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有机联系,为转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留足缓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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