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从上海虹桥开往南宁东的高铁票确认短信弹出来时,我正扶着腰在厨房热牛奶。陈明的手机就扣在餐桌上,屏幕亮起来,绿底白字的购票信息刺得人眼睛发疼。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走过去把他的手机拿起来,当着刚从浴室出来的他的面,点开铁路12306,按下了退票键。
陈明擦头发的手顿在半空,水珠顺着他的下颌线滴在纯棉睡衣领口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他走过来扫了一眼屏幕,脸色沉了下来,嗓门陡然拔高:“林薇,你什么意思?票我抢了三天才抢到一等座,你怎么说退就退?”
“我前天刚去红房子医院做完34周产检,医生白纸黑字写在病历本上,胎盘位置偏低,血压也有点临界,建议减少长途颠簸。”我把牛奶杯推到一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从上海坐高铁到南宁要十个多小时,下了高铁还要转你表哥的车走两个多小时县道,我挺着这么大个肚子,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
“能出什么事?我姐生两个孩子不都好好的,生完第三天就下地喂鸡了!”陈明把毛巾往沙发上一甩,胸口剧烈起伏着,眼底翻涌着连日来积压的烦躁,“你就是娇气,你们上海姑娘就是太金贵!我妈在老家为了伺候你坐月子,夏天就开始养土鸡,糯米酒酿了整整两大坛,全镇的亲戚都知道上海媳妇要回去生孩子,你现在说不去,让我妈的脸往哪儿搁?”
客厅里那盏暖黄色的落地灯静静亮着,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奶腥味。我看着眼前这个跟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男人,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他憋了半晌,见我不说话,索性破罐子破摔地吼了一句:“你要是不跟我回广西,这婚干脆离了算了!”
挂钟的秒针在墙上哒哒走了好几格,谁都没再出声。
我和陈明是2018年在漕河泾一家软件公司的入职培训上认识的。他是广西玉林下面一个县城出来的,985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平时话不多,穿衣打扮朴素得近乎刻板,但做事极踏实。那时候我刚毕业,报表总做错,他每天下班后留下来帮我改公式,改完了也不邀功,只顺手塞给我一盒便利店买的温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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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独生女,家里条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殷实。父母都在国企干到退休,在普陀有一套两居室的老公房,手里攥着些养老积蓄。
2021年我们结婚买房时,陈明工作刚起步,家里拿不出太多钱,我爸妈二话没说,把大半辈子攒下的积蓄全拿出来凑了首付,买下了闵行一套七十八平米的房子。签购房合同时,我妈特意嘱咐把陈明的名字也写上去,私下里跟我说:“小陈是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男孩子要面子,咱们家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是倒插门,心里有隔阂。”
结婚头几年,日子过得确实顺当。陈明在公司拼命加班,很快升了技术主管,工资翻了一倍,每个月发了薪水第一时间转到我卡上,自己身上只留一千块零花钱。逢年过节,他对我爸妈也恭敬周到,我爸腰椎不好,他专门托人从老家寄来药酒,周末一有空就过去帮忙揉肩捶背。
那时候我真以为,只要两个人心里装着彼此,地域、习惯、原生家庭的差异,统统都不是问题。
变化是从去年秋天我查出怀孕开始的。
其实前年我怀过一次,孕八周的时候莫名其妙胎停了,在医院做清宫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台上疼得直哆嗦,出来时看见陈明蹲在走廊尽头抹眼泪。
所以这一胎怀上后,全家人都如履薄冰。前三个月我孕吐严重,吃什么吐什么,瘦了整整八斤,陈明每天早起半小时给我熬小米粥,下班绕半个城去买我想吃的酸梅汤。
可到了孕晚期,一谈起坐月子的事,两家人的步调彻底拧巴了。
我妈年纪大了,腰椎间盘突出一直没好利索,抱不动新生儿,早在孕五个月的时候,她就托小区里的老姐妹介绍了一位安徽籍的金牌月嫂张阿姨。张阿姨在附近做了八年,口碑极好,我妈自己掏了三千块定金,跟张阿姨约好了预产期一到就上门,费用一万六一个月,我妈说她和爸爸贴补一万,剩下的六千我们自己出。
消息传到广西婆婆耳朵里,事情就变了味。
那阵子每天吃过晚饭,婆婆的视频电话都会准时打过来。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母子俩在阳台上用我完全听不懂的客家话或者白话交谈,每次一聊就是四十多分钟。陈明挂了电话进屋,眉头总是拧成一个疙瘩。
起初他只是试探着跟我商量,说上海请月嫂太贵,一万六抵得上他老家半年收入,不如回广西生,他妈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照顾起来更尽心。我没答应,提出可以让婆婆来上海住几个月,机票我们买,哪怕语言不通,有我妈和月嫂在,她只管搭把手就行。
陈明一口回绝了:“我妈晕车晕机,一辈子没出过广西,来上海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跟你们吃不到一块儿去,住着也拘束。”
我没再勉强婆婆来上海,只想着那就按原计划,我在上海生,我妈和月嫂照顾我。谁知道陈明表面上不提了,背地里却已经跟老家那边拍了板,连我装在储物间里的两箱孕妇装和待产包,都被他趁我周末回娘家时,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堆在了玄关过道里。
看着客厅门口那两个刺眼的纸箱,我心里那股压了许久的委屈突然涌了上来。
并不是我矫情,也不是我嫌弃陈明的老家。2022年春节,我跟着陈明回过一次广西。那年冬天南方湿冷,县城里没有暖气,室外十度的天气,屋里阴冷得像冰窖,瓷砖地面上永远泛着一层潮气。他们家是九十年代盖的三层自建房,楼梯是光秃秃的水泥面,没有扶手,唯一的卫生间在一楼院子角落里,是那种老式的蹲坑,洗澡靠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大冬天放十分钟水还是温吞吞的。
婆婆确实是个热心肠的农村老太太,见我回去,杀鸡宰鸭摆了满满一桌子菜,不停往我碗里夹肥肉。可语言不通,我坐在饭桌前像个局外人,听着满屋子亲戚大声说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方言,连笑都觉得僵硬。更让我心里发怵的是当地坐月子的老规矩——不能洗头洗澡,不能开窗吹风,每天三顿饭都要吃老姜炒鸡加自酿米酒煮的“月子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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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酒精过敏,闻见米酒味就头晕,真要按那个吃法连吃三十天,还要在没有暖气的大冬天每天蹲在冰凉的蹲坑上,我简直不敢想自己会熬成什么样。
况且,孩子出生后第三天要测黄疸,第七天要采足跟血,满月要打疫苗,四十二天还要回医院做盆底肌和新生儿发育评估。这些在红房子医院建了大卡、流程清晰的事情,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小县城,全都要重新摸索。
“你只顾着考虑面子,考虑那两坛米酒和几只鸡,你想过我和孩子吗?”我站在玄关旁,声音有些发颤,肚子因为情绪激动一阵阵发紧,肚皮硬得像块石头,“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我在上海有医保、有熟悉的医生、有我爸妈在身边,你非要拉着我大冬天跑两千公里去受罪,就为了让你在亲戚面前有面子?”
你妈的
陈明被我戳中了心事,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什么叫受罪?我妈把我拉扯大容易吗?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供我念完大学,现在盼着抱孙子,连儿媳妇坐月子都不让沾手,你让她以后在村里怎么抬头做人?我话就撂这儿了,这趟广西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实在过不下去,那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