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数字科技馆《孙家栋》简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中国科学院官网《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原载《科技日报》2022年7月6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孙家栋 太空高奏东方红》;新华社《“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六十载不变航天报国心》;央视网《孙家栋:中国航天的“大总师”》;光明网《让天际奏响东方红》;盖州市人民政府《盖州儿女:“中国卫星之父”、“共和国功勋”孙家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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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元宵节,哈尔滨的雪还没化透。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食堂里,窗口前排着长队,人人手里一只搪瓷碗,碗沿上还留着上一顿的菜汤印子。
新中国成立刚四个多月,物资紧,学生的饭食翻来覆去就是高粱米、白菜、土豆,一个月见不着几回荤腥。
食堂前几天就传出话,说正月十五晚上加餐,有红烧肉。
学生们把这事当过年,下午就有人在食堂门口转悠。
孙家栋在哈工大预科班学俄文,住集体宿舍。
家在辽宁,姐姐在哈尔滨,节前捎了话,让他过去一块儿过节。
行李收拾好了,他打算在食堂吃两口就动身,天黑前赶到姐姐家。
开饭时,窗口端出来的真是红烧肉,油汪汪的,热气冒到眉毛上。
他把行李往脚边一放,改了主意,吃完再走,也就晚几个钟头。
碗端到桌上,人刚坐下,筷子还没落下,食堂门口进来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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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原想修大桥
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在辽宁盖平县,也就是今天的盖州市,原籍辽宁复县。
祖上从山东牟平闯关东过来,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在东北落了根。
父亲孙百如念过高等师范学校,做过中学教员,后来当到盖平师范学校的校长,一家人的生计靠的就是这份教书的差事。
父亲工作一调动,全家就跟着搬。
哈尔滨、营口、吉林西安(今天的辽源)、辽宁凤城,这些地方他都住过,1941年年底在凤城念完小学。
他六岁上学,习惯用左手写字,上了两个星期,学校把他劝退了。
回到家,他自己练右手,练了整整一年,练到两只手都能使,才重新回到课堂。
认识他的人后来讲,这孩子话不多,认准的事不撒手,练字那一年就是个例子。
书念得不算顺。
1942年3月,他考进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读的是初中和高一的课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东北光复,学校停了一阵。
1946年10月,他一个人到锦州,进了锦州大学先修班,读高二高三的课。那两年时局乱,书念得断断续续。
1947年冬天,学校要往天津、北平撤,他没跟着走,转道回了沈阳。
听说哈尔滨已经解放,他又在家人指点下往哈尔滨去。
一路辗转,行李越走越少,人倒是越走越硬。
他三哥孙家楠先打听到哈工大招生的消息,跑来告诉他。
1948年9月,资格审查过了,他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
这所学校是1920年中东铁路办起来的,那几年按苏联的路子办,课堂上讲俄语,教材用苏联的,教师里有一批苏联专家。
预科班学制两年,任务很实在:给中国学生补语言、打底子,学完了再进本科。
预科班的课,一半俄文,一半基础课。
俄文从发音、语法练起,一天几节课,作业是抄课文、背单词,老师让背的课文他背得一字不差。
学得扎实,后来能直接看俄文图纸。
1949年学校恢复招生,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谁都想着早点学完出去建设国家。
他心里的目标是土木建筑系,学完了去修大桥。
赶上学校新设了汽车专业,那会儿造汽车是件新鲜事,看着比修大桥还有意思,他就转到了汽车系。
1949年11月,他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哈尔滨解放得早,街上到处是建设新国家的标语,二十岁的他,想的是毕业以后分到哪个工地。
【二】一碗肉换了一张车票
1950年春天,人民空军刚组建不久。
1949年11月11日,空军领导机关成立,飞机少,机场少,人更少。
能飞的不多,能修的不多,能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的更少。
那年2月14日,两国在莫斯科签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着中国建一支自己的空军。飞机、专家、教材、条令,一样样都得从苏联来。
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先得过语言这一关。
航校的摊子铺得快,教员、教材、飞机都指望苏联援助。
苏联专家一批批进来,讲台上说的是俄语,讲义是俄文,学员听不懂,专家也着急,中间必须有人一句一句地转。
那会儿全国刚解放,部队里念过书的人少,大学生更是宝贝。
空军要建航校,要译条令,要跟苏联专家打交道,点名要的就是懂俄文的年轻人。
元宵节那天晚饭时分,学校主管人员进了餐厅,站在门口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愿意去的当场报名,接受挑选,选上的必须赶上当晚八点半从哈尔滨开出的那趟火车。
话很短,事情很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人民空军的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那会儿飞机不够,有的机组飞完一遍又绕回来飞第二遍,这场面全国都传遍了。
孙家栋放下筷子,报了名,填了申请表。
报名不是写个名字就完事。
体检、谈话、查档案,一道一道过。
他俄文底子厚,身体也好,这两条都占了。姐姐那边没捎上信,桌上那碗肉也没动几筷子。
当晚八点半,他坐上了火车。
同行的还有几个同学,谁也没带多少东西,行李就是一只箱子、一床被子。
火车是夜车,车厢里挤着新兵和学生,行李堆在过道,窗外一片黑,只听见车轮压过铁轨的声音。
到了部队,他才弄明白为什么要他们这些学生兵。
他后来回忆,进了部队才知道,因为两国签了那个条约,苏联答应帮着建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才从学校里把他们叫了去。
考评过了,他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干俄文翻译,后来当了翻译组长。
苏联专家讲课,他坐在旁边一句一句翻;
教材是俄文的,他跟着一页一页过;飞机上的零件名称、操作规程,都得先在他嘴里变成中国话,再落到纸上。
他翻译的东西很杂:专家的讲义、飞机的说明书、操作规程、考学员的题目。
有些词中文里压根没有,他就跟技术人员商量,定下一个说法,以后大家照着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起来,10月志愿军过江,空军随后参战,航校的任务一下压紧,学员一批批往外送,翻译的活儿排到夜里。
他从一个穿学生装的小伙子,变成穿蓝军装、戴制式帽的军人,在四航校一直干到1951年夏天。
学员里不少是从陆军调来的老兵,飞行原理听不懂,翻译就得把术语掰开讲,一堂课下来嗓子发干。
他还跟着专家下机场,飞机出了毛病,苏联专家说一句,他得听懂、记住,再讲给中国的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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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翻译到留苏学生
1951年9月,他和另外29个人一起,被国家派往莫斯科,进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飞机发动机专业。
30个人,是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这30个人是从空军里挑出来的。
报名的有三百来人,考俄文、查身体、看表现,一层层筛,末了定了30个。
名单定下来,部队专门到北京王府井买最好的哔叽料,给每人定做了一身笔挺的军装,还配了牛皮箱和牛皮公文包。
出国前,这批人先在北京集中,办手续、试军装、照相。
那会儿出国是件大事,谁家里都当喜事传。
30个人里,学飞机的、学发动机的、学无线电的各管一摊,课表排得满,晚上还得补俄文。
七年里他给家里写的信不多,邮路一来一回要一个多月。
头一回坐地铁,几个人站在门口互相让“你先上”,门一合,车走了。那会儿苏联的地铁已经是自动门。
这件事他记了许多年。
学院在莫斯科城边,课程排得满,白天上课,晚上自习,教材全是俄文。
他后来讲过,每天晚上看完新闻,一直攻读到凌晨两点。
他记性好,一门功课七八章的内容,几天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拿到卷子一气呵成。
学院上课全用俄语,老师讲得快,板书也快。
头几个月他听课吃力,就把课本先背下来,课上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考试是口试,抽签取题,当场作答。笔记本上,俄文和中文一行一行对着记,考前翻得起了毛边。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有个传统:哪名学生考试全拿5分,照片就挂在学校进门的地方;
一年以后还能保持,照片往上挪一层。
越往上人越少,照片越大。
毕业时照片能留在最上头那一层的,发一枚50克重、正面铸着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
这枚奖章在苏联学生眼里分量很重。
拿到的人毕业军衔比同学高一级,分配工作可以挑地方,报到之前还能带着双份工资休三个月假。
生活上也有别的见识。
冬天雪大,学院周围是一大片松林,同学们一早出去滑雪,中午回来能滑几十公里。
他不喝酒,也不跳舞,闲下来就一个人待着看书。
1956年8月,他趁暑假回国,就在那次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57年按期转正。
1957年11月17日,伟人到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讲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那天礼堂坐满了人,他作为空军派出的留学生坐在前排。
五个学年,他的功课门门5分。
1958年3月,他全优毕业,拿到了那枚金质奖章,那一届全苏联军校里得这奖章的只有13个人。
4月,他坐上回国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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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造导弹到造卫星
1958年4月,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开始搞导弹。
五院1956年10月8日成立,钱学森当院长。
院里的家底薄,设备是凑的,人是从各院校抽调来的,学力学的、学数学的、学化学的都有,学纺织的也有。
那会儿中国没人造过导弹这东西。
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真的,连名字都拿不准,一开始译成“飞弹”。
1957年年底,苏联送来的两发P-2近程导弹用专列运到北京,中国人才算见到了实物。
他的活是翻译资料、消化图纸,把苏联的东西变成中国工厂能干的活。
俄文好、专业也对口,他一上手就顶用。
仿制P-2的时候,图纸是别人的,材料、元器件得用国产的顶上,哪儿顶不上,就得改设计、换工艺。
从工程组长干起,他后来当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60年成了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这颗仿制出来的导弹,后来有个代号叫“1059”,也叫东风一号。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图纸资料一并带走。
撤人之后第17天,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把自己造的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送上了天。
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落在预定地点。中国军事装备史上,这是头一回飞起自己造的弹道导弹。
1962年,中近程导弹第一次飞行试验没成功,导弹起飞后失去控制,掉在戈壁滩上。
他参加故障分析,一条一条地查,把改进措施定下来。
1964年6月29日,改过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中国第一种自己设计的中近程导弹定型。
后来他当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带着人从总体布局、直径选择,一路定到发动机、控制系统、弹体结构、地面设备各分系统的方案。
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带着原子弹从甘肃酒泉起飞,落到新疆罗布泊的目标区。
1967年,他升任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
那几年他自己盘算过,这辈子大概就搞导弹了。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热。他在办公室趴在图纸上干活,怕汗滴到图上,脖子上还缠着毛巾。
一个叫汪永肃的人推门进来,把话说明白:为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了他,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他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年他38岁。
他没提条件,建军节刚过,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报到,来接他的是一辆吉普车。
新摊子上什么都是空的。
卫星总体设计部要重新拉起来,人要一个个去要。
他跑了两个多月,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看人,按专业需要挑出18个技术骨干,中国卫星史上管这批人叫“十八勇士”,戚发轫就在里面。
挑人那阵子,单位里分成两拨,互不相让,好苗子两边都有。
他没按哪一拨去挑,只按活儿需要挑。
名单出来,两拨都没话说——18个人,一边9个。
队伍拼起来,卫星初样一件件往下做。
1969年10月,初样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要听汇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通知发下来,他把材料翻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