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腊月的雪落下来的那年,东北边境的小镇封了江,我嫁给了一个1米96的俄罗斯男兵。
他叫阿廖沙,是驻扎在镇子北边的兵,中文说得磕磕绊绊,讲话像是把每个字都从嗓子眼里一颗颗掰出来,可他力气大,肩膀宽,在市场上搬一袋百斤的面粉像举块豆腐。镇上的人见过他一面,背地里都管他叫"大毛熊。
我娘也这么问过我。
我那时候二十一岁,在供销社上班,每天对着一排货架盘账,日子平平整整,可心里总像少了什么,说不清楚。阿廖沙第一次走进供销社的时候,把一张用汉字歪歪扭扭写着"暖水壶"三个字的纸条拍在柜台上,抬眼看了我一下。那双眼睛是浅灰色的,像冬天压雪的云,沉甸甸的,却透着一股认真劲儿,我心里不知怎的就跟着沉了一下。
后来他隔三差五往供销社跑,每回都带着那个小本子,翻开来问我这个词怎么念、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镇上没人说他坏话,只说他憨,可那种憨法,让人踏实。
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表白,就是某个傍晚他站在供销社门口,把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递给我,说是他娘从老家托人带来的项链,他想给我戴上。
我接过来,没说嫁或不嫁,可手伸出去让他扣上了搭扣。
婚后我才慢慢摸清楚他的脾气——他是个闷人,话少,可从不撒谎,说到的事没有一件没做到。就一件事,让我一直有些想不明白:同房的时候,他总是用力,而且总往深处顶,劲头很大,每回都这样,像是有什么东西非要够到才罢休。
我问过他一次,他只"嗯"了一声,说没什么,我也没再追。
婚后第二年,他拿着一张盖了红章的复员通知走进屋,说市里有一套带暖气的红砖洋房,冬天不用再靠铁炉取暖,往后也不用半夜爬起来添煤。
我信了他,带着两身换洗衣裳和一只旧皮箱,坐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跟他进城。
越往城里靠,他眉头压得越低,脸色一点点沉下去,到了那栋红砖楼前,他握着钥匙站了很久,最后把钥匙放进我手心,说这是我往后要住的地方,该由我来开。
我提起旧皮箱走上台阶,把钥匙插进锁孔,拧开,推门。
门开的那一刻,我手里的旧皮箱骤然脱落,箱角撞过门槛,咣当一声闷响滚到地上。阿廖沙在身后连叫了我两声,我却连头都没能回——我只往屋里看了一眼,喉咙就像被人掐住,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
我那时才猛地想起,他与我同房的每一个深夜,那股不知疲倦的用力劲儿,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的怪癖,从未追问过。可推开那扇门之后,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怪癖,而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藏在眼前这间屋子里,整整藏了两年。
这件事,要从1985年秋天,阿廖沙第一次踏进江边这座小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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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嘉禾镇坐落在黑龙江边上,往北走二十里地就是界江,河对面是苏联的土地,冬天结冰的时候,两岸的人可以踩着冰面互相望见对方点灯。镇上有三千多口人,做买卖的、种地的、在国营厂上班的,说得上去的人家不过那么几户,剩下的都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年复一年。
我叫苏荞,家里只有我和我娘两个人,我爹早些年走了,娘靠着在镇子东头卖早点把我拉扯大。娘是个性子烈的女人,年轻时候也算有几分姿色,可守了这么些年的寡,把人磨得又硬又倔,说话像刀,轻易不服软。
我从小怕她,又离不开她,这两件事搅在一块,让我从十几岁起就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那年我在供销社上班已经三年,工资不高,每个月十八块钱,够我和娘日常嚼用,剩不下什么。镇上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姑娘,大半都嫁了,有的已经抱上了孩子,逢年过节碰见,笑着问我怎么还不找个人,眼神里带着三分怜悯七分看热闹。
娘每回听见这种话,脸上不动声色,回家关了门就冲我发火,说我眼光太高,说再挑下去嫁不出去。我没有跟她顶嘴,只是低着头听,等她说完了,该怎样还是怎样。
阿廖沙是那年秋天进的镇子。他所在的部队在边境一带轮换驻扎,按当时的边境管理规定,驻扎人员不得深入内地,但边贸往来的口子逐渐松动,偶尔进镇子买些日用品是默许的。
他第一次来供销社,穿的是便装,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衬衫,可那身量往门口一站,半个门框都被遮住了。镇上的老钱头当时正靠在柜台边上抽旱烟,抬头看见他,把烟袋锅子吓得磕在了柜台沿儿上,险些掉地上。
我站在货架后头,看见那张纸条被拍在柜台上——"暖水壶"三个字,字体歪扭,像是一笔一划照着字帖描出来的,可偏偏每一笔都认认真真,没有一处潦草。
我走过去,把那个红皮暖水壶从货架上取下来,推到他面前,说:"一块二。"
他掏出钱,递过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往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重新落回暖水壶上,说:"谢谢。"两个字咬得很正,不像是头一回说。我找了他八分钱,他把钱装进口袋,提起暖水壶,转身走了,步子很大,出了门,一拐弯就不见了。
老钱头在旁边嗑了口旱烟,说:"这是哪来的,长这么大个儿?"我没搭话,低下头继续盘账。
02
阿廖沙第二次来,是一个星期之后。
这回他带着那个小本子,翻开来,指着上头用俄文写的一行字,问我汉语怎么说。我俯身看了一眼,是"火柴",他用俄文注了音,底下空了一格,大概是等着填汉字的。
我拿过柜台上的铅笔,在他本子上写了"火柴"两个字,又念了一遍给他听。他跟着念了一遍,音调有点平,没有把"火"字的第三声念准,我纠正了他,他又念了两遍,第三遍的时候终于对了,自己低头看了看本子,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跟自己确认。
"你的本子写了多少了?"我随口问了一句。他翻了翻,举起来给我看,密密麻麻的两页,左边俄文,右边中文,整整齐齐,一行对一行。
"你是自己学的?"
"嗯,"他说,"没有老师。"
"那你汉语说得还行,"我说,"比我想的强。"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算是应了这句话,然后买了一盒火柴,转身走了。
这之后他来得越来越勤,三天两头就出现在供销社门口,每回都带着那个本子,每回都多问几个词。镇上的人开始议论,说苏联兵老往供销社跑,莫不是看上了里头的售货员。
这话传到我娘耳朵里,她当晚就堵在供销社门口等我下班,把我拽回家,关了门,用她惯常的那种语气问我:"那个苏联兵是怎么回事?"
"来买东西。"我说。
"买东西还天天来?"娘把手搭在桌沿上,眼神直直地盯着我,"他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问词,学中文用的词。"
娘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离他远一点,那种人,来路不清不楚的,你别往跟前凑。"
我说:"他来买东西,我是售货员,我还能不理他?"
娘没再说话,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算是把这话题压了下去。可阿廖沙还是照常来,娘拦不住他来买东西,也拦不住他开口问我词,更拦不住那个小本子上的中文越写越多。
03
认识阿廖沙大概两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来得比平时晚,进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快擦黑,供销社里就剩我一个人在收尾。他把本子放在柜台上,说今天想学"谢谢你"这三个字。
我说:"你早就会说谢谢了。"
他说:"谢谢你,不一样。"
我停了一下,重新看了他一眼,他神情很正,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就是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等我教他。我在本子上写下"谢谢你",念了一遍。
他跟着念,第一遍音调全压平了,第二遍好一些,第三遍算是过了关。他低下头,用力把这三个字描了一遍,把笔还给我,说:"谢谢你,苏荞。"
这是他头一回叫我名字。他把"荞"字念成了第一声,压高了,不对,可那一声叫出来,不知为何,我没纠正他,只是把本子推回去,说:"下次再来记得把这两个声调练准了。"
他把本子收进口袋,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说:"明天来。"不是问句,是陈述。
我说:"明天来买什么?"
他想了想,说:"暖水壶盖子,坏了。"
我说:"一毛钱一个。"他说:"好。"然后走了。
我站在柜台后头,看着那扇门重新合上,外头的风把门缝里的一丝冷气送进来,我搓了搓手,低下头继续收账。那三个字在耳边转了好几圈,久久没散。
那天晚上我娘炒了土豆丝,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什么,低头扒饭,把那碗土豆丝吃了个干净。
04
阿廖沙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是1985年的十一月初,入冬第一场雪刚落的那个傍晚。
我刚从供销社回来,还没换鞋,听见院门外有动静,开门一看,是他,穿着那件蓝棉布衬衫,外头套了件军绿色的厚夹克,手里拎着一网兜苹果,脸被冷风吹得有点红,站在门槛外头,说:"我来。"
我怔了一下,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里?"
他说:"老钱头,说的。"
老钱头。我在心里念了这个名字一遍,知道这事瞒不住,转身进屋喊娘,说有人来了。娘掀了门帘出来,看见阿廖沙,脸色就变了,那种变法不是惊吓,是拉闸——整张脸刷地一下就冷了,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小熟悉的戒备。
她站在门口,没让他进,问:"你来干什么?"
阿廖沙把那网兜苹果递过去,说:"来看看,拜访。"娘没接,说:"我们家用不着人拜访,你回去吧。"
我站在娘身后,扯了她一下袖子,她甩开我,眼神没离开阿廖沙。
阿廖沙把苹果放在门槛上,退后了一步,说:"我想跟你说苏荞的事。"
娘皱眉,说:"我闺女的事,不用你来说。"
"我想娶她,"他说,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像是事先在本子上练过一遍,"我认真的。"
院子里静了一下。风从墙头上过来,把地上的一片落叶卷起来,打了个圈,又落下去。娘的脸色变了好几道,最后沉下来,转头看我,说:"你知道这件事?"
我说:"不知道。"这是实话。
娘重新看向阿廖沙,说:"你是苏联人,你们那边的规矩我不知道,可在我们这里,来提亲得有媒人,得有父母,你一个人拎着网兜苹果来我家门口,算怎么回事?"
阿廖沙沉默了片刻,说:"我父母在很远的地方,来不了。媒人,我去找。"
娘把门关上了,从里头插了门栓,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掀了门帘回灶间去了。我站在原地,听见门外他的脚步声在原地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远了。
那网兜苹果第二天早上还在门槛上,冻了一夜,表皮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05
娘后来跟我谈过一次,是一个晚上,她坐在炕边纳鞋底,我在灯下缝一件旧棉衣的破洞,两个人各干各的,说了好半天的沉默。最后还是她先开口,问我对那个苏联兵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都没有。"
娘把鞋底翻了个面,说:"没意思你让他跑供销社跑了这些日子?"
"他来买东西,我管不着。"
"买东西?"娘冷笑了一声,"买了两个月的东西,每回都找你,供销社就你一个售货员?"我没答话。
娘把针在头皮上刮了两下,说:"苏荞,你听我说,那种人咱们不能要。你嫁过去,往后住到哪儿去?跟他回苏联?人家那边能不能接受你还是两回事,就算接受你,你拖家带口的,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你怎么过日子?他要留在这边更不行,他是当兵的,部队调走了他就得走,你拴得住吗?"
我一针一针地缝着那个破洞,没有吭声。
娘又说:"你爹走的时候,你才七岁,这么些年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就是为了让你找个稳当的日子过,不是让你折腾自己的。"
我把针在布面上戳下去,停了一下,说:"娘,我知道了。"
娘重新低下头去纳鞋底,不再说话了。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盯着屋顶的木梁,外头风很大,把窗纸吹得呼哒呼哒地响。
隔了两天,阿廖沙又来供销社,把那个小本子放在柜台上,翻开新的一页,问我"以后"这两个字怎么写。
我看了他一眼,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他说:"想知道。"
我写给他,他描了一遍,收起本子,买了一盒蜡烛,走了,出门前回头说了一句话,说:"以后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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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这句话像是一根刺,扎进去,不深,可一直在那里。
后来我才知道,阿廖沙托老钱头找了镇上的王媒婆。王媒婆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做了二十年的媒,把镇上能说的亲说了个遍,据说见过的阵仗比镇长还多,可阿廖沙找上她的时候,她也愣了一下。
王媒婆后来跟我说,那天阿廖沙坐在她家炕沿上,拿出一张写好的纸,上头用汉字把他想说的话一条条列出来,从他的情况、他的打算,到他愿意答应苏家的条件,一共写了七条,字写得歪,可条理清晰,哪一条都没有含糊其辞。
王媒婆说她当时就告诉他,这事难,不光是说闲话的问题——两国的人结婚,手续上就是一道坎,当时政策卡得紧,婚姻登记那边见了这种情况,轻易不放行,部队那边也要审批,没有上头点头,这婚根本登记不了。
阿廖沙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但我来。"
王媒婆说她做了二十年的媒,第一次见到有人说"我知道难,但我来",当时就决定接了这个活儿。
王媒婆来我家的那天,娘坐在炕边,脸上是那种见过世面的平静,把王媒婆的话听完了,一句话都没打断,等她说完,只问了一句:"他往后打算在哪儿住?"
王媒婆说阿廖沙服役期满后会复员,届时在市里有安置,有住处。娘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管他有没有住处,我问的是,他往后打算在哪儿住。他是苏联人,今天在这儿,明天部队一调,说走就走。苏荞她爹走得早,我就这一个闺女,我不能让她嫁一个随时会消失的人。"
这话传到阿廖沙耳朵里,过了三天,他托王媒婆带了封信来,信是用汉字写的,错字不少,但每一句话的意思都清楚,说他已经递交了复员申请,手续在办,往后不走了,会留在这边,让苏家放心。
娘把那封信看了两遍,折起来,压在炕席底下,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07
那年冬天来得很早,十一月底江面就上冻了,小镇笼在一片白里,早晨出门,呼出来的气立刻变成白雾,睫毛上能挂霜。
供销社的炉子烧得不旺,整个冬天我都裹着一件厚棉袄上班,手脚还是凉的。阿廖沙有时候来,买点零碎东西,说不了几句话就走,可每回来,他都会在柜台边站一会儿,不多说,就是站着。
有一天他来得晚,快关门的时候才进来,买了一包盐,放在柜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双厚手套,往我跟前一推,说:"给你。"
我看了看那双手套,是军用的那种,棕色的厚皮面,里头絮了毛,扎实得很,"哪来的?"
"我的,"他说,"你手冷。"
"我有手套。"
"你那双薄,"他说,眼神往我的手上落了一眼,"我看见了。"
我没接,他也没再推,就把那双手套搁在柜台上,提起盐,出门了,出去之前说:"不用还我。"门带上之后,那双手套还摆在柜台上,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伸手拿过来,套在手上试了一下,大了两号,可戴上去那一刻,整只手都暖了。
那双手套我带回家,压在了柜子里,没跟娘说。后来娘翻到了,问我哪来的,我说是供销社发的劳保,娘"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婚姻登记的手续比王媒婆预想的还难,拖了将近两个月,中间阿廖沙跑了不知道多少趟,部队审批那边卡了一道,他托了战友辗转找人说话,才在腊月初把最后一道手续办下来,王媒婆来通知我们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打完了一场硬仗的神情,说:"这小伙子,是真的认真。"
娘在旁边听着,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针线放下来,低头喝了口茶。
08
婚礼是在1985年的腊月二十二办的,借了镇上的大队食堂,摆了八桌。
那年头兴的还是大锅菜,红烧肉、炖粉条、酸菜汆白肉,满满地摆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食堂外头的院子里挂了两串鞭炮,噼里啪啦炸了两轮,红色的纸屑铺了一地。
阿廖沙那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是在镇上成衣铺现做的,布料厚实,可那身材,把衣服撑得紧紧的,肩膀的线缝绷着,像随时要开。王媒婆站在旁边看着他,捂嘴笑了,说:"这要换件大一号的,可惜成衣铺没那个码数。"阿廖沙低头看了看自己,说了一句:"能穿。"
镇上来的人不少,大半是来看稀奇的,说这苏联兵到底长什么样,这辈子没见过,来瞧瞧。食堂里坐了个满当当,连墙根底下都站了人,阿廖沙往人群里一站,脑袋比旁边的人高出来一截,十分显眼。
娘那天穿了件她压箱底的绛红色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上首的位置,脸上是难得的平和,不笑,可也不紧绷,就是那样平平地坐着,把那一桌的菜看了一遍,对我小声说了一句:"往后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好。"我应了一声,没多说。
婚礼散了之后,镇上的七嘴八舌还说了挺长一阵子,有人说苏荞胆子大,嫁了个苏联兵,往后不知道什么结果;也有人说那个苏联兵看着不赖,力气大,能干,苏荞这回不亏。那些话我后来断断续续地听了些,没放心上,只是有一次在供销社外头碰见隔壁的刘大婶,她把我叫住,压低声音好奇地问我:"那苏联兵……跟你们中国男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我脸热了一下,没搭理她,转身进了供销社,把门带上。
09
婚后我们在镇上住着,租了一间带小院的土坯房,三间屋,一间住人,一间堆杂物,还有一间做灶间,院子里有口压水井,冬天要往里头灌热水才能出水,早晚费事。
之所以没去市里,是因为阿廖沙的复员安置手续还在办,市里那套住处要等手续全部落定才能入住,他说快了,让我先别着急。
阿廖沙在边贸市场找了个力气活,每天搬货押车,回来身上全是灰,可从没叫过苦。我在供销社继续上班,下班回来给他做饭,他不挑食,什么都吃,吃完把碗涮干净,然后坐在灯下翻那个小本子,把新学的词写进去,一笔一划,比镇上小学生还认真。
头两个月,他中文说得还是磕磕绊绊,买东西、搬货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回来跟我学说法,有时候一个词翻来覆去练十几遍,说对了,自己点点头,说不对,重来,不烦,不急。
有一天他从市场回来,进门脸上有个擦伤,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搬货的时候绳子断了,箱子砸下来,旁边一个工人把他往旁边一推,他侧过身躲开了,脸擦了一下。我去找了碘酒棉球给他擦,他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让我擦,一声不吭。
我问:"疼不疼?"
他说:"不疼。"
"那你绷着脸干什么?"
"在想那个词。"
"什么词?"
"你帮我擦药,这个叫什么?"
我停了一下,说:"叫照顾。"
他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然后抬起头来,对我说:"谢谢你,照顾我。"那一下,我没忍住,笑出来了。
10
婚后头半年,阿廖沙话少,可从不让我操心。
家里该修的东西,他不声不响就修了;压水井的铁架子锈了,他去市场上买了新零件换上;冬天煤快烧完了,不用我开口,他已经去煤场拉了一车回来,整整齐齐码在院子角落。
那时候娘偶尔来串门,每回来都要把屋子里的角落扫一遍,说怕落灰,实则不过是来看看。有一次她来,恰好阿廖沙刚从市场回来,扛了一袋大米进门,往灶间一放,拍了拍手上的灰,跟娘打了个招呼,说:"大娘来了,吃饭。"
娘在旁边看着,等他去外头压水洗手,才低声跟我说:"那个人,还成。"这是娘能说出来的最高的评价,我知道。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往前走,炉子烧着,煤是暖的,饭是热的,他每天回来都把棉鞋在门口磕两下再进屋,久而久之,连门口那块青石板上都磕出了两个浅浅的印子。
镇上的人渐渐不再把阿廖沙当稀罕物看,街上碰见,也会点个头,或者用半生不熟的腔调喊一声"老阿",他也跟着应,笑一下,露出两排整齐的牙。
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头一次觉得,日子可以是这样的——不大,不闹,可装得下两个人。
11
婚后第二年的春末,边贸市场这边出了点事,市场整顿,阿廖沙那份活儿黄了,他在家里待了将近半个月。
起初还好,他把院子里堆了许久的杂物清了,又把灶间的烟道通了一遍,一个人忙得不停。可清完了,能干的活儿都干完了,他就开始往窗边坐,一坐就是半天,不看书,不写字,就是坐在那里,眼神往窗外的白桦林方向落着,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问他:"在想什么?"
他说:"没什么。"
我说:"你都坐了两个钟头了。"
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在想换什么活儿。"
我没再追问。可那半个月里,他有几次去市里,说是办事,每天一大早出门,傍晚才回来,回来也不多解释,就说办好了一点,还剩一点。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问他到底在办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下,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抬起头,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
"是好事,等办成了,你第一个知道。"
这话说完,他重新低下头吃饭,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看着他,没再开口。他说是好事,我信他,他从来不往我跟前撒谎,说到的事也没有一件没做到——可那几趟市里的来回,他回来之后神情总是很沉,像把什么东西压在里头,不往外露。
我猜不出来,也没有再追。
12
那年夏末的一个傍晚,阿廖沙从市里回来,进门的时候步子比平时轻,把外套搭在椅背上,在桌边坐下来,倒了杯水,喝了一口,对我说:"快了。"
我在灶间听见这话,把火压小,出来问他:"什么快了?"
他说:"那件好事。"
"到底什么好事?"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说:"到时候你一眼就知道了。"然后把水杯放回桌上,起身去洗手,不再说了。
我站在灶间门口,看着他背影,说不出话来。
那"一眼就知道"五个字,说得轻巧,可偏偏就是这种轻巧,让人愈发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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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二年的春末,他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复员通知回来,说市里有套带暖气的红砖洋房,往后冬天不用靠铁炉过冬了。
我收拾了两身换洗衣裳,带上旧皮箱,坐绿皮火车跟他进城。
车上他话很少,偶尔侧脸看我一眼,又转去望车窗外的白桦林,光秃秃的枝杈在灰白的天色里一根根往后掠过去。越往城里靠近,他的神情越发不对,眉头一点点往下压,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他整个人往下坠,坐在那个座位上,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侧过脸看他,问:"你没事吧?"
他说:"没事。"
我还想再说什么,他已经转过头去看窗外了,侧脸在光线里显得有些发白,下颌的线条绷得很紧。
到了站台,出租车停在那栋红砖楼前,他握着钥匙站了很久,久到司机在车里探头往外看了两眼。
"咱们上去吧。"我开口说。
他没动,沉默了几秒,才把钥匙放进我手里,低声说:
"这是你往后要住的地方,该由你来开。"
我被这话说得心里一热,提起皮箱走上台阶,把钥匙插进锁孔,锁芯有些发涩,拧到第二下才传来轻轻一声响。
阿廖沙站在我身后,没有催,呼吸落在我后颈上,细而沉,沉得不像他平时的样子。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死死落在门缝上,嘴唇抿得没有一点血色,垂在身侧的那双大手,微微发抖。
我抬手在他手臂上轻轻拍了拍,随后握住门把,把那扇深褐色的木门推开。
看清屋内情形的那一刻,我手里的旧皮箱骤然脱落。
箱角撞过门槛,一下子歪倒在地,在寂静的走廊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好几秒才散去。
阿廖沙在身后连叫了我两声,声音比我平时听到的都要哑。
我扶着门框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嘴唇张开了几次,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