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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军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内容提要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典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人数多、金额大、层级复杂,实践中无罪判决比例极低。本文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十二件入库案例为样本,梳理该罪无罪辩护的真实空间。文章认为,围绕“骗取财物”展开的无罪辩护收效有限,真正具有出罪功能的是三个位置,即经营模式属于单纯的团队计酬、行为未达到三十人且三级以上的追诉标准、行为人不属于组织者与领导者。文章依次讨论经营模式、加入资格、层级计酬、主体范围、数量认定、主观故意、虚拟货币、证据程序与罪名竞合,提出先规范过滤、再门槛过滤、后证据过滤的三层辩护结构,并就认罪认罚背景下的策略取舍提出意见。
关键词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无罪辩护 团队计酬 追诉标准 入库案例
引言
传销案件是刑事辩护中比较容易接到、却很难辩出效果的案件类型。被告人人数众多,卷宗动辄数十册,起诉书认定的人数、层级、金额往往精确到个位,背后是平台后台数据和一份份鉴定意见。辩护人第一次会见,听到的多是“我也是受害者”“我投的钱还没回来”“公司有营业执照”。这些说法在情理上可以理解,在规范上却很难直接转化为出罪理由。
近几年,人民法院案例库陆续收录了一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的入库案例,覆盖了网络传销、虚拟货币传销、以合法商业外观掩盖传销、传销与集资诈骗竞合、主从犯认定、分案处理等主要争点。这些案例的裁判要旨,一方面是控方的指控指引,另一方面也划出了辩护可以落脚的具体位置。本文以其中十二件案例为样本,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传销案件的无罪辩护究竟还有没有空间。第二,空间在哪里。第三,辩护人应当按什么顺序去使用这些空间。
本文的基本判断是,传销案件的无罪辩护不宜平均用力。把主要力量放在否认“骗取财物”,收效有限;把主要力量放在“我也有损失”,方向错误;把主要力量放在“公司有商品、有执照”,往往被整体的返利结构推翻。真正有出罪功能的,是三个具体位置,即经营模式属于单纯的团队计酬,行为未达到三十人且三级以上的追诉标准,行为人不属于组织者、领导者。围绕这三个位置,可以形成规范过滤、门槛过滤、证据过滤的三层结构。
一、传销案件无罪辩护的现实图景与规范前提
传销活动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行政取缔到刑事规制的过程。199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施行,明确了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团队计酬三种传销行为。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独立入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以下简称《意见》),对层级人数、组织者与领导者、骗取财物、情节严重、团队计酬和罪名适用作出系统规定。至此,本罪的规范结构基本定型。
从规范上看,本罪由五个要素组成。一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二是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三是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四是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五是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此外还有两个规范外的门槛,即《意见》第一条规定的三十人、三级以上,以及《意见》第二条规定的组织者、领导者身份。这些都是定罪必须逐项证明的内容。
从司法实践看,本罪呈现出几个稳定特征。涉案人数多,跨区域广,电子数据量大;被告人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讲师、区域代理、财务和客服人员;人数、层级、金额主要依靠后台数据、审计报告和鉴定意见认定;言词证据数量庞大,但同案犯供述之间容易相互复制;认罪认罚适用率高,真正走完无罪辩护全过程的案件很少。
无罪判决少,有客观原因。传销模式本身带有明显的欺诈外观,参与者在交纳费用、发展下线、获取返利的过程中,很难主张自己完全不知情;三十人、三级的门槛很低,一个稍具规模的团队就能满足;涉案人员大多处于金字塔的中上层,否认参与的空间不大;涉案财物处置、集资参与人诉求、维稳压力,也会影响裁判的现实考量。
但无罪辩护的空间并未消失。样本中的曾某某等非法经营案,二审直接改判四名被告人无罪,说明追诉标准是硬门槛,不是可以绕开的量刑情节。危某某案、宿某案、李某博案则分别从主体范围、作用评价、罪名降格三个方向,给出了从宽或者出罪的技术路径。辩护人要做的,不是反复强调当事人“没有骗人”,而是把指控拆成一个个可以验证的命题,再逐个寻找反证。
基于此,本文主张三层过滤的辩护结构。第一层是规范过滤,审查经营模式是否名实相符、是否存在入门费、层级之上的报酬从何而来、是否具备骗取财物的事实基础。第二层是门槛过滤,审查人数与层级是否达到三十人、三级,行为人是否属于《意见》第二条所列五类人员。第三层是证据过滤,审查电子数据、鉴定意见、言词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合法。三层之间是递进关系,前一层足以出罪,后一层不必展开;前一层受挫,后一层仍需坚守。
二、经营模式真实性审查中的辩护空间
刑法条文使用的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这一表述的规范意义在于,立法者处罚的不是商品销售或者服务提供本身,而是借经营之名行拉人头之实。因此,审查的第一步是查明名与实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入罪越稳;距离越近,出罪空间越大。
叶某生、叶某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18-1-168-001)是理解这一要件的典型样本。2011年6月,叶某生等人成立上海某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开发经销商管理系统网站和金某网商城。金某网的经营模式有三层。第一层,经上线经销商会员推荐并缴纳保证金即可成为经销商会员,无需购买商品,只需发展下线经销商,根据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数获得推荐奖金,晋升级别成为股权会员,享受股权分红。第二层,经销商会员或者消费者在金某网会员处购物消费满120元以上,向公司支付消费金额10%的现金,即可注册成为返利会员,参与消费额双倍返利。第三层,公司在各地设立省、地区、县三级区域运营中心,区域代理由经销商会员担任,负责本区域会员发展和管理,享受区域范围内不同种类业绩一定比例的提成。截至案发,平台注册会员3万余人,其中经销商会员1.8万余人,各地区域代理300余家,涉案金额1.5亿余元。法院认定叶某生系传销活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叶某松系从犯,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该案裁判要旨明确,组织者、经营者利用互联网平台,要求参加者以缴纳入门费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取会员资格,并按一定顺序发展层级关系,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或者下线销售业绩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下线,骗取财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
这个案例给辩护人的警示是,有商城、有商品、有消费返利,并不等于经营真实。金某网确有商品交易的外观,但其核心激励是保证金与发展人数挂钩的推荐奖金、股权分红和区域业绩提成。商品销售在这个结构里只是外壳,真正驱动参与者的是发展下线的资格和返利。法院没有停留在外观,而是看资金的流向和激励的重心。
反过来说,这一逻辑也为辩护提供了坐标。如果商品交易是核心,奖金来源于销售毛利,发展人数只是销售渠道的自然结果,那么名实相符,不符合“以经营为名”的要件。辩护人要证明的,正是这个“如果”。
取证应当围绕交易的真实性展开。具体包括供应商合同与进货发票,仓储与物流记录,商品质检报告,退换货规则及实际退货记录,售后服务记录,纳税申报材料,商品定价与同类市场价格的比对,复购率与消费者构成分析。这些材料单独看只是经营资料,合起来回答一个问题,即参与者支付的对价,是否换得了真实、等值、可以消费的商品或者服务。
还要注意相反方向。陈某芝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3-03-1-168-001)中,EOS生态平台对外宣传可以通过EOS币增发配送、利差交易、糖果空投、系统资源出租、项目众筹抵押、持币增值等方式获得收益,但平台实际并无上述大部分盈利方式。法院据此认定,平台宣传的盈利模式虚假,参与者收益取决于下线人数和投资额,而非币价涨跌,属于传销。这说明经营模式的审查是双向的,既审查商品是否真实,也审查宣称的盈利来源是否真实。辩护人如果只证明公司有营业执照、有商品,而不回应盈利来源的虚假性,通常难以奏效。
实践中还有一类容易被忽略的情形,即真实的软件服务、教育培训、健康管理服务。此类经营的无形性,使得“商品是否交付”难以直观判断。辩护时应当把服务内容具体化,说明交付标准、服务记录、客户留存、复购与退费情况,避免用“我们提供的是服务”一句带过。服务越具体,越能对抗“以服务为名”的指控。
三、加入资格与入门费要件的事实还原
刑法条文将“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作为独立要件。这一要件的实质是,参与者必须付出对价,才能取得参与资格和获利资格。没有对价,或者对价与资格无关,要件即不成立。
吴某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5-03-1-168-002)提供了实质判断的范本。2020年6月,吴某梅通过他人推荐注册成为某网络传销系统APP会员。该APP扫码即可下载并免费注册,推荐下级会员可获得20个虚拟币。会员实名认证并绑定收款方式后,通过两条途径获利。一是抢购APP内虚拟动物,按系统设定的周期卖出获利;二是获取动态奖,包括推荐奖和团队奖励。推荐奖为下级会员总资产超过2000元时,可获取第一代推荐对象收益的10%、第二代收益的5%;团队奖励按推荐下线的级别和人数设置普通会员、驯兽大师、动物园主、盟主、龙王、玉帝等等级,分别获取所有下级会员收益的1%至6%。吴某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10层,有效下级会员账号4142个,非法获利122万余元。
法院的裁判理由是,涉案APP虽允许免费注册成为会员,但免费注册仅具备基础账号功能,无法参与实质盈利活动。参与者需通过购买虚拟动物、消耗太阳币等行为,才能实际取得参与经营、激活动态奖励机制的资格。以免费注册为诱饵,但要求后续投入资金或者资源方可参与核心盈利活动的,系以变相购买商品的形式掩盖入门费本质,符合“以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的实质要件。裁判要旨进一步明确,形式上无门槛与实质上入门费的分离设计,不影响对加入资格获取方式的违法性认定。
这一裁判逻辑对辩护的启示是,不能停留在注册页面是否收费,而要还原从注册到获利的完整路径。辩护人应当逐环节核对。注册是否零对价;不支付任何费用,能否浏览、下单、提现、获得奖励;付费项目的性质是货款、服务费、保证金还是资格费;付费是否与层级晋升、返利比例直接挂钩;保证金是否约定可退,实际是否退还。
如果参与者支付的是真实商品的对价,取得的是等值商品,且不付费同样可以成为会员并享受基础服务,只是无法获得基于销售的提成,那么入门费要件不成立。此时需要提交用户协议、付费页面截图、价格清单、发货记录、退款流水,形成完整链条。
需要提醒的是,消费满一定金额方可注册的设计,容易被认定为变相入门费。叶某生案中,消费者购物满120元以上并支付消费金额10%的现金,即可注册返利会员,法院将该设计放在整体模式中评价,而不是孤立看待。因此,辩护时要把单笔消费放回交易背景中说明,即该消费是否具有独立商业目的,是否获得等值商品,是否属于正常的会员营销。仅以金额很小作为辩解,说服力不足。
另一类争议是保证金。保证金在商业实践中广泛存在,关键在于它是否与加入资格绑定、是否可退、是否实际退还。如果保证金只是履约担保,数额与交易规模相当,退出时可以退还,且有实际退款记录,那么它与入门费有本质区别。反之,如果保证金数额固定、人人必交、不退或者以发展人数为退还条件,则难以否认其入门费性质。
还有一类是“购买工具包”“购买资料包”“购买培训课程”。判断标准同样是价格与对价是否相当,以及不购买能否参与经营。如果工具包、课程是开展业务的必要投入,价格公允,且公司主要收入来自后续服务,则可能属于正常经营成本;如果价格明显虚高,且购买后才能取得发展下线的资格,则属于变相入门费。
四、层级结构与计酬依据的规范辨识
本罪要求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意见》第一条把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作为追究组织者、领导者刑事责任的条件。《意见》第七条进一步明确,层级和级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计算人数和层级时,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
层级与计酬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可以分开审查的要素。有层级未必是传销,关键看层级之上的报酬从何而来。如果报酬来自下线销售真实商品的业绩,属于《意见》第五条规定的团队计酬;如果报酬来自下线缴纳的费用、入门费,或者单纯的发展人数,则属于以发展人员数量为计酬依据。
吴某梅案的返利结构具有代表性。推荐奖按第一代、第二代下线收益的比例计算,团队奖励按下线级别和人数设置等级,分别获取所有下级会员收益的1%至6%。法院认定,动态奖励完全依赖下线层级数量及资金规模,收益来源于下线人员缴纳费用而非商品销售利润。这一认定方法提示辩护人,应当要求控方还原奖金计算公式,并逐项说明每一笔奖金的资金来源。
宿某、邓某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03-1-168-002)显示了另一种情形。该案被告人成立公司,搭建APP平台并制定规则,以推销平台内书画、提供书画代卖服务为名,设立普通会员、经销商、金牌经销商、合伙人、业绩股东五个级别。经他人推荐可注册为普通会员;购买书画即可成为经销商,获得推荐他人的资格,享受出售字画1%的利润;直接推荐5名会员成为金牌经销商,享受直接推荐会员业绩1‰的提成;下线三层内满20名经销商升级为合伙人,享受三层内会员业绩1‰的提成;合伙人直接推荐3人且团队内满80名经销商,升级为业绩股东,享受三层内会员业绩1‰的提成。会员购画后可在次日规定时间将书画在平台出售,出售价格比购买价格上浮2%,需先支付购买价格1%的委托代卖费,平台次日上架,购买者将款项转至售画会员账户。整个过程全部为平台虚拟交易,并不实际交付书画,价格超过5000元时平台将书画拆分为三至五幅总价相同的小额书画,并将超过5000元的书画邮寄给购画会员。
法院认定该案构成传销。原因不在于有没有书画,而在于交易是虚拟闭环,价格由平台设定,货物不实际流转,所谓销售业绩仍是资金空转。这个案例说明,形式上存在商品和销售利润,并不能否定传销性质。判断的关键仍然是资金与货物的真实流向。
因此,层级与计酬的辩护应当抓住三个技术点。其一,层级计算是否重复,是否把同一账号在不同组织中的层级重复累加。《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以将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合并计算有前提,不是任何跨组织的发展都可以简单相加。其二,是否把身份等级误当作上下线层级。平台设置的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是身份等级;上下线关系层次,才是《意见》第七条所说的层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其三,奖金是否确以销售业绩为基数。必要的时候,可以委托会计或者数据分析专家,依据后台原始数据重算奖金池和层级树,形成可以与鉴定意见对照的复核报告。
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即平台同时存在“直推奖”“间推奖”“团队级差奖”“平级奖”“分红奖”。这些奖项的名称不同,性质可能完全不同。直推奖按人数一次性给付,通常具有人头计酬性质;级差奖按团队销售额的差额比例给付,更接近销售提成;分红奖按公司利润或者业绩池分配,需要看资金来源。辩护人应当要求逐项列明奖项的计算基数、资金来源和发放对象,不能笼统以“奖金制度”概括。
五、团队计酬出罪条款的独立价值
《意见》第五条规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定罪处罚。
这一条是本罪唯一明文规定的出罪条款,也是无罪辩护最应当用足的部分。它的规范意义在于,立法者只把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两类传销犯罪化,对以真实销售为基础的团队计酬保持行政规制的克制。因此,只要能够证明奖金来源于真实销售业绩,且不存在入门费和人头计酬,即使存在多层级分销,也不构成犯罪。
运用这一条款,需要完成三项证明。第一,商品或者服务真实存在并实际交付;第二,报酬基数是下线的销售额或者销售利润,而不是下线人数或者缴费额;第三,报酬来源于经营收入,而不是新会员缴纳的费用。三项之中,第二项最为关键,也最容易被忽视。
实践中不少平台同时设置推荐奖和销售提成,前者按人数一次性给付,后者按业绩比例给付。此时不能笼统主张“我们是团队计酬”,而要把两类奖金拆分,说明人头奖金的规模、对象和实际作用。如果人头奖金只是象征性奖励,占奖金总额的比例很低,公司收入主要来自商品销售,那么整体上仍可能被评价为团队计酬。反之,如果人头奖金是主要激励,销售提成只是点缀,则难以否认拉人头性质。
叶某生案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该案经销商会员无需购买商品,只需发展下线即可按人数获得推荐奖金,晋升级别后享受股权分红;区域代理按区域业绩提成。法院没有因为存在商品销售和消费返利就否定传销性质,而是整体评价其激励重心在拉人头。辩护人如果仅强调平台有商品,而不解释推荐奖金为何按人数计算,无法回应这一认定。
与团队计酬相邻的是直销。依据《直销管理条例》,合法直销须经批准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不得发展多层直销网络,不得收取入门费。取得直销牌照不是当然的出罪事由,因为牌照只证明主体资格,不证明具体经营行为合法。但牌照可以作为证明经营模式合法预期的重要证据。辩护中应当同时提交直销许可、备案产品清单、直销员名册、计酬办法备案材料,并说明实际运营是否超出许可范围。
团队计酬条款的适用还有一个时间维度。行为人在公司起步阶段参与,当时以销售为主、层级简单、奖金按业绩计算,后来公司逐步转向拉人头模式。对早期行为,应当按当时实际的经营模式评价,不能以案发时的模式倒推全部行为。这一点在涉及公司转型、模式迭代的案件中尤为重要。
最后需要说明证明责任。团队计酬是出罪事由,但不需要被告人承担完全的证明责任。辩方只要提出证据使“报酬来源于销售业绩”这一事实形成合理怀疑,证明指控成立的责任仍在控方。因此,辩护人不必追求排除一切疑问,而应着力于打破控方“以人数计酬”的证明链条。
六、骗取财物要件与诈骗、集资诈骗的界分
刑法条文中的“骗取财物”是本罪的结果性描述。《意见》第三条规定,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本罪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
这一规定降低了控方的证明难度。只要存在虚构、夸大或者掩饰返利来源,并从参与者缴费中获利,就可以认定,无须证明每一个参与者的错误认识。因此,把“没有欺骗参与者”“参与者自愿”作为主辩点,实践中几乎不能成立。
罗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03-1-168-001)也说明了这一点。该案平台通过吸收会员从事虚拟货币承兑业务,会员分社工、主管、经理等级别,老会员推荐新会员注册,新会员缴纳100元激活账户,按发展下线数量和投资金额以虚拟币形式返利。罗某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超过30人,层级3级以上,团队投资80余万元,损失至少30余万元,本人损失10余万元。其辩护人提出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故意,不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无实际获利。法院认为,罗某某了解传销模式,为获得高额奖励积极发展新会员,具有故意;其通过发展会员获得虚拟币奖励并晋升等级,发展人员数量是返利依据;传销组织资金链断裂、本人投入资金未能收回,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这个案例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辩护误区。被告人自己亏钱,不等于没有犯罪。传销的资金链断裂,往往是模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行为人无辜的证明。把投资损失当作主辩点,既不能动摇定性,又容易让法庭认为辩护人没有抓住要害。
真正有价值的是此罪与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的界分,因为这决定了罪名的轻重,也间接影响无罪辩护的取舍。
姚某涛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3)明确,以提供高息回报金融产品、高薪兼职工作等为手段进行诈骗,可能兼具诈骗与传销特征。区分的关键在于被害人的主观认识、客观行为以及犯罪集团的组织模式。该案中,被害人交纳会员费是为了获得高薪兼职工作,并非为了加入犯罪集团;所谓兼职工作实际不存在或者无法完成;集团内部没有形成拉人头式层级,收入来源就是会员费。法院据此以诈骗罪论处。裁判要旨把这三点归纳为主观认识、客观方面和组织模式。
从辩护角度看,这一界分提供了两条路径。如果行为人虚构的是商品、服务或者投资项目本身,参与者因相信该项目而付费,且组织内部没有稳定的上下线层级和按人数返利机制,则更接近诈骗。如果行为人搭建的是层级返利体系,参与者为获取发展下线的资格和返利而加入,则更接近传销。两条路径的刑罚配置不同,辩护人应当结合涉案数额、人数和行为人的角色,选择对当事人更有利的定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无罪。
需要指出,骗取财物要件的辩护功能有限。它是本罪整体欺诈性的表征,而不是可以单独击破的独立要件。辩护人如果能够证明商品真实、价格公允、返利来源公开、资金主要用于经营,当然应当提出。但不宜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此,而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团队计酬、追诉标准和主体范围三个位置。
七、组织者、领导者主体范围的限缩
本罪处罚的不是传销活动的所有参与者,而是组织者、领导者。《意见》第二条列举五类人员,即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该条同时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危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3-05-1-168-001)的裁判要旨,把这一范围区分为三个层次。对在传销网络建立、扩张过程中起组织、策划、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给予刑事处罚;对并非策划、发起人,但积极加入并在由其实施的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骨干作用的,也应以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对参与传销活动的一般人员,则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教育遣散等方式处理,不宜追究刑事责任。该案被告人危某某通过上线发展加入传销公司,经过发展下线成为公司法人代表,属于五级传销商,直接发展下线及下下线241人以上,非法经营额至少86.76万元,法院仍因其走上传销道路系出于维持家庭生活的目的,酌情从轻处罚。
这个案例说明,主体认定与作用评价是分层的。是不是组织者、领导者,决定入罪;起多大作用,决定量刑。辩护人常见的错误,是把两者混在一起,一上来就说“他只是普通会员”,却不解释他为什么能管理上百人的团队;或者只说“他作用很小”,却不否认他制定了规则。
宿某、邓某等案的裁判要旨进一步明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共同犯罪中,对于行为人在传销活动中未起发起、策划、操作作用,也没有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仅在部分区域组织发展人员的,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实际所起作用,可以认定为从犯。该案邓某持有公司6%股份,实际获取分红15万元,处于第二层,发展下线11层1406人,从平台提现19万余元,仍被认定为从犯。这一认定说明,组织者、领导者是定罪层面的身份判断,主犯、从犯是量刑层面的作用判断,两者不能混同。主体抗辩失败后,仍可在作用层面争取从犯地位。
实践中可以做主体抗辩的典型人群包括,仅自己消费或者推荐亲友加入的普通会员;受雇从事讲解、会务、客服、文案、美工、物流的员工;负责软件开发和服务器维护的技术人员;挂名法定代表人和挂名股东;在某一县域发展少量人员、不参与规则制定和资金分配的区域代理;加入时间短、未获取分红的后来者;只负责某一地区货物配送、不接触会员资金的仓储人员。
对这些人员,辩护的重点不是否认其知道项目,而是证明其不掌握规则制定权、资金分配权、人事任免权和层级管理权。传销组织的核心权力,通常集中在三处,即制度设计、资金归集与分配、人员与层级管理。谁掌握这三项权力,谁就是真正的组织者、领导者。不掌握这三项权力的人,即使头衔响亮,也可能只是执行者。
证据准备应当围绕权而不是名。包括任职文件与工商登记,劳动合同与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后台账号权限,管理群聊天记录,分红与提成记录,会议签到与发言记录,决策文件签发流程。挂名法定代表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其不参与经营、不领取报酬、不掌握账户,可以主张不属于《意见》第二条所列人员。受单位指派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劳动合同、岗位职责、指令来源,说明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非组织行为。
有一个技术细节需要特别注意。技术人员、客服人员往往掌握后台权限,能够查看甚至修改会员数据。控方容易据此认定其承担管理职责。辩护时应当区分“技术维护权限”与“业务管理权限”,说明其操作属于系统运维、故障排除、数据备份,不参与会员发展、返利规则制定和资金分配。必要时可以提交工单记录、代码提交记录、服务器日志,证明其工作内容的技术属性。
同样,讲师也分两类。一类是公司聘用的职业讲师,按场次领取课酬,不发展下线、不参与分利;另一类是团队长兼任讲师,在宣讲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团队。前者的行为更接近劳务,后者则难以否认组织者身份。区分的关键,是看其收入是否与团队规模、下线人数挂钩。
八、追诉标准与人数层级认定的数量抗辩
《意见》第一条第一款把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作为追究组织者、领导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一表述不是量刑起点,而是入罪门槛。未达到该标准,行为不构成犯罪。
曾某某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5-1-169-001)是样本中唯一的无罪案例。2009年6月起,曾某某租赁深圳市罗湖区某大厦房间,以亮某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发展经销商的名义发展下线,以高额回馈为诱饵推广传销产品、宣讲奖金制度,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入会费用取得加入和发展其他人员的资格,并以下线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黄某某、罗某某、莫某某在场所参加培训并积极发展下线,形成传销网络。公安机关查获后,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曾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其余三人免予刑事处罚。二审认为,四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不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已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其行为不应以该罪论处,遂撤销原判,改判四人无罪。裁判要旨明确,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如未达到追诉标准,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亦不宜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该案的方法论意义大于结论。它确认了三点。其一,追诉标准是构成要件式的门槛,必须由控方证明。其二,人数与层级不能靠估算,必须查证属实。其三,不能以其他罪名兜底。辩护人应当把人数和层级作为独立的辩护单元,而不是留到量刑阶段。
人数认定的常见争点包括,后台注册账号与实际参与人数的差异;一人多号、机器号、僵尸号、未激活号;仅浏览未缴费的账号;重复计算的下线;跨组织合并计算是否符合《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的条件;形式上脱离组织后继续获取报酬的认定是否符合第三款。对这些问题,应当要求控方提供去重规则、激活标准、缴费记录和层级树生成方法。
《意见》第一条第四款允许在无法逐一收集言词证据时,结合缴费支付记录、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综合认定人数和层级。这一规定便利了控方,也给辩护留出了空间。综合认定仍须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电子数据的提取合法性、完整性,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关系图的生成逻辑,都可以质疑。
数额认定同样有辩护空间。陈某芝等人案的裁判要旨明确,计算传销犯罪数额时,不应当扣除传销人员培训、会务等费用开支,参与人投入的资金系传销犯罪所用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这一规则排除了成本扣除的辩护,但没有排除对资金性质的质疑。如果部分款项是真实货款、可退保证金、正常借款或者第三人合法财产,仍应逐笔甄别。辩护人应当以银行流水和平台账目为基础,制作资金性质对照表,逐项说明不应计入的金额。
情节严重的标准,是组织、领导参与人员累计120人以上,或者收取传销资金累计25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参与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等。由于入罪门槛仅为30人3级,多数案件在人数上轻易达到情节严重。因此,数量抗辩的现实目标往往不是出罪,而是降档量刑。辩护人应当在侦查阶段就介入数据核对,避免起诉时人数被一次性固化。
数量抗辩还有一个策略问题。全面否认人数,往往需要推翻整份鉴定意见,难度很大;集中攻击某一关键节点,例如某一层级是否成立、某一批账号是否有效,反而更容易成功。因为只要打掉一个层级,使层级降为二级,或者打掉一批账号,使人数降至30人以下,整个指控就失去基础。辩护人应当学会做减法,而不是做全面对抗。
九、主观故意与违法性认识的证明难题
本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组织、领导的是传销活动。故意的内容,不是知道自己在做生意,而是知道存在入门费、层级结构、按发展人数计酬、以拉人头维持资金流转等核心机制。
罗某某案的裁判理由指出,被告人了解传销模式,为获得高额奖励积极发展新会员,具有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故意;其通过发展新会员获得虚拟币奖励,并在发展一定数量后获得等级晋升,从管理团队中获取额外奖励,发展人员数量是获得返利的依据。这一论述显示,故意的证明主要依靠客观行为推定,包括参与培训、宣讲、发展下线、获取返利、晋升等级。
辩护可以从三个方向切入。第一,加入时被上级欺骗,被告知是合法直销、跨境电商、区块链投资,且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直销许可、备案文件等外观材料,其认知停留在合法经营层面。第二,加入时间短、层级低、未参加规则制定和讲师培训,对返利机制的具体内容不知情。第三,文化程度、从业经历、地域环境限制了其识别能力,其本人也是参与者,投入资金尚未收回。
但要注意,违法性认识错误原则上不免责,辩护不能停留在“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有效的抗辩应当具体到“我不知道存在按发展人数返利”,或者“我被告知奖金来自销售提成”。这需要与奖金规则、培训材料、群聊记录相互印证。
如果被告人本人曾在宣讲会上讲解拉人头返利,或者后台权限显示其可以查看和管理下线层级,那么推定难以推翻。此时应当转换思路,不再争故意,而在主体范围、作用大小、数额认定上寻找空间。
主观抗辩与主体抗辩应当配合使用。一个仅发展数名亲友、未参加培训、未领取人头奖金的普通会员,既不属于组织者、领导者,也难以认定其具有组织、领导传销的故意。反之,一个长期担任讲师、巡讲各地、按场次收费的人员,即使不参与分钱,也可能因承担宣传、培训职责而被认定。
还有一类特殊主体,即公司股东和投资人。他们出资设立公司,但不参与日常经营,不发展下线,不领取返利。控方容易以其股东身份推定其知情。辩护时应当区分投资与管理,说明其仅享有股权收益,不参与规则制定、资金分配和人员管理;如果公司还有其他合法业务,其投资决策基于商业判断,而非传销目的。这类抗辩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尤为重要。
最后要注意,明知不等于确知。法律不要求行为人准确知道刑法的规定,只要求其知道自己在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因此,辩护人不必证明当事人“不知道传销是犯罪”,而应证明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传销的核心特征”。这两种表述在庭审效果上差别很大。
十、虚拟货币传销案件的特有辩点
以虚拟货币为载体的传销案件近年来明显增多。其特点是以区块链、智能搬砖、量化套利、算力租赁为名义,收取币种作为门槛费,按发展人数和投资额返利。
陈某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5-03-1-168-001)中,被告人陈某以区块链为噱头,聘请开发团队成立平台,策划设立某Token网络平台并推广,平台实际没有任何经营活动。参加者需通过上线推荐取得账号,缴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虚拟货币作为门槛费,以获得所谓的增值服务。该服务内容为利用平台的智能狗搬砖功能,在不同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套利,但平台并不具备该功能。会员按推荐顺序组成上下线,按发展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数额,以增值服务收益、链接收益、高管收益三种方式返利。平台注册会员账号超过260万个,层级达3293层,收取比特币、泰达币、柚子币等各类虚拟货币超900万枚,案发时价格超过148.5亿元。法院认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陈某芝等人案则显示了数额认定的技术难点。该案EOS平台会员账号456133个,层级58级,累计接收充值52456878.725个EOS币。价格认定机构以期限内EOS币最低价9.6893元计算,折合人民币5.08亿余元。法院据此认定情节严重。这类案件的核心争点,往往不在定性,而在币种折算、价格基准日和重复计算。
辩护应当关注四项技术问题。第一,币种混杂。平台可能同时收取比特币、泰达币、柚子币等多种虚拟货币,鉴定意见如果统一按某一时点价格折算,可能高估涉案数额。第二,价格基准。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按案发时价格、按最低价、按充值日价格计算,结果差异巨大。应当主张按每一笔充值对应的实际到账价值计算,并说明价格来源。第三,重复计算。内部划转、上下线之间的币转、同一笔资金多次充值,可能被重复计入。第四,账号真实性。机器人账号、批量注册账号、测试账号是否计入会员人数和层级。
虚拟货币的处置也是一个辩点。陈某芝案的裁判要旨明确,传销平台被扣押的虚拟货币不作为被害人的财产予以返还,因为投资者为获取更高收益不断发展下线,已成为传销参与者,只是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这一规则意味着涉案虚拟货币原则上没收。辩护时不宜以返还投资者为目标,而应关注被告人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的区分、第三人财产的保护、扣押清单与钱包地址的对应。
此外,虚拟货币案件往往涉及跨境服务器、境外客服团队、匿名钱包,取证难度大。辩护人应当审查境外电子数据的调取程序、钱包地址与被告人身份的关联、交易记录与平台账目的对应关系。关联性不足时,数额认定应当就低。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即行为人对虚拟货币性质的认识。部分参与者确实相信平台在进行量化套利,认为自己购买的是理财服务。这种认识不影响平台整体传销性质的认定,但可能影响对具体行为人故意的判断。对处于底层、仅购买币种、未发展下线的参与者,应当坚持不作为犯罪处理。
十一、电子数据与鉴定意见的证据攻防
传销案件的事实认定高度依赖电子数据。会员账号、层级关系、充值记录、返利记录、聊天记录、宣讲视频,构成人数、层级、金额三大事实的基础。电子数据的审查,应当围绕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展开。
真实性审查包括,原始存储介质是否扣押、封存;提取过程是否有笔录、录像;哈希值校验是否完整;数据导出是否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云端数据调取是否有合法手续;平台后台是否被修改。完整性审查包括,导出范围是否覆盖全量数据;是否经过筛选、去重、清洗;清洗规则是否记录;时间戳是否统一。合法性审查包括,取证主体、取证方式、持有人同意、跨境调取的国际协作程序。
鉴定意见是本类案件的另一核心证据。常见的鉴定包括会员人数与层级鉴定、资金流水审计、虚拟货币价格认定、电子数据同一性鉴定。辩护应当审查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事项是否超出登记范围,鉴定方法是否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检材来源是否合法,鉴定过程是否可复现,鉴定意见是否附有分析说明。对关键鉴定,应当申请鉴定人出庭,就数据来源、去重方法、层级算法当庭发问。
言词证据的组织方式也值得关注。传销案件的下线人员往往数以百计,侦查机关通常抽样取证。抽样取证本身并不违法,但样本的代表性、抽样方法与人数认定的关系,可以质疑。如果抽样样本集中在某一区域、某一层级,不能据此推算全案人数。同案犯供述之间如果高度一致、细节雷同,应当审查是否存在串供、指供。下线人员的指认如果仅凭群聊头像和昵称,应当审查辨认程序的规范性。
程序性辩护还包括管辖与并案。齐某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18-1-168-002)展示了分案处理的后果。齐某福伙同他人在江苏省盱眙县成立传销组织,违法所得累计90100元,被盱眙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判决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告知,齐某福已于2020年1月被临淄区人民法院以同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至2022年1月16日。江苏一、二审裁判时,齐某福均处于缓刑考验期内,其在江苏、山东实施传销犯罪的时间有交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参照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六千元。
该案提示辩护人,接案时必须核查是否存在关联案件、前科判决和缓刑考验期。传销组织跨区域经营,同一被告人的行为可能被多地分案处理。如果辩护人只关注本地卷宗,可能错过并罚、缓刑撤销等重大情节,导致当事人丧失从宽空间。
涉案财物处置也应当纳入辩护。传销案件的冻结、扣押范围往往很大,包括公司账户、被告人个人账户、房产、车辆、虚拟货币钱包。辩护人应当及时提出权属异议,区分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关注第三人善意取得,避免合法财产被一并追缴。对虚拟货币,应当核对钱包地址、扣押清单与被告人身份的对应关系。
十二、罪名竞合下的次优防线与量刑协商
传销与集资诈骗的竞合,是本类案件最常见的罪名争议。《意见》第六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陈某某、王某某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134-001)中,被告人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金系借资验资后抽离,公司靠民间借贷维持运转。在公司欠有大量外债、没有盈利项目的情况下,二被告人编造公司即将上市的虚假事实,承诺资金有保障,制定高返利传销方案,以公司名义对外招聘代理商,设准代理商、正式代理商、县区级经理、地市级经理、市场总监五个层级。参加者缴纳900元加盟费成为准代理商,每月可得450元返利,连返三个月,还可获得商品代理权、项目推广权和赠送的股权,各层级均可发展下线,按发展下级代理商的数量晋升、计酬、返利。参加人员共计30余万人,实际收取加盟费3亿余元,返利1.7亿余元,运作成本716万余元,截留资金1.6亿余元,大部分被二人私分。法院认定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陈某某无期徒刑,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李某博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134-001)中,被告人委托他人仿照亚马逊图标制作跨境电商APP和源代码,公开宣称平台依托亚马逊将中国商品销往国外,缴纳500元注册会员后可投资,投资日韩仓1000元起,14天可得20%利润,可复利投资,介绍他人投资一代至三代可得投资款3%至1%的推荐奖,投资5万元可成为店主,店主另享七代会员投资款3%的奖励。平台发展会员层级9级以上,人数202人以上,涉案资金742万余元。李某博到案后直至庭审拒不交代吸收会员资金的去向,法院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徐某明承担宣传推广职责,被认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这两个案例揭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结构。陈某某、王某某案的推定基础,是公司负债累累、无盈利项目、虚构上市、返利比例明显不可持续、截留资金被私分。李某博案的推定基础,是平台无真实货物交易、虚假宣传、拒不兑付、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反过来,辩护的着力点应当是资金去向清晰、经营投入真实、返利持续兑付、无挥霍逃匿、账目完整可查。辩护人应当在侦查阶段就协助当事人整理资金流水、账目、返利记录、采购合同、仓储物流单据,把资金去向固定下来。等到庭审再解释,往往为时已晚。
李某博案还有一项对中层人员极为重要的裁判要旨。以传销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是否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以一概而论。受犯罪模式复杂、集资款用途不明、核心成员隐瞒真相等因素影响,部分共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构成要件的,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该案徐某明仅承担宣传推广职责,被认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要旨为区域代理、讲师、团队长提供了明确的降格路径。
因此,罪名辩护应当分层设计。第一层,争取不构成犯罪,适用于人数层级不足、主体不适格、属于单纯团队计酬的情形。第二层,争取由集资诈骗降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适用于无非法占有目的、仅参与推广的中层人员。第三层,争取从犯、自首、退赃、认罪认罚,降低刑期。三层之间可能冲突。主张无非法占有目的,往往同时承认参与了传销;主张不构成犯罪,则难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辩护人应当向当事人完整说明利弊,由其本人作出选择,并记录在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辩护人的职责是提供专业判断和方案比较,不是代替当事人决定是否认罪。
需要强调的是,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在制度上并不兼容。签署具结书意味着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之后再进行无罪辩护,法庭通常不再适用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甚至可能影响量刑建议的效力。因此,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中,把精力放在数额核减、从犯认定、退赃退赔和罚金刑争取上,往往比坚持无罪更符合当事人利益。这并不违背辩护职责。辩护的目标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辩护人立场的纯粹性。
十三、辩护工作的组织方法与风险控制
传销案件的辩护是团队作业,单靠庭审发问难以撼动证据体系。接案之初应当完成五项评估,即行为人的角色与权限,所属层级与发展人数,涉案金额与资金流向,是否存在关联案件、前科和缓刑,当事人的核心诉求是出罪还是轻判。评估结论决定辩护方向,也决定是否需要引入会计、数据分析、电子数据专家。
会见应当围绕权、钱、人三个字展开。权,指后台账号、管理权限、规则制定参与度、人事与资金审批权。钱,指提成方式、奖金计算、分红记录、个人获利。人,指上下线关系、团队规模、培训与宣讲经历。会见时应当指导当事人回忆并固定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后台截图、宣讲课件,这些都是后续质证的基础。
阅卷应当有重点。起诉书看指控逻辑与人数金额的计算口径;鉴定意见看检材来源、方法、结论;电子数据检查笔录看提取过程与哈希校验;资金流水看资金性质与去向;同案犯供述看相互印证与矛盾点。对关键证据应当制作对照表,把控方数据与辩方复核数据的差异逐项列出。对照表不必追求篇幅,关键是每一项差异都能对应到具体证据。
调查取证应当早做。工商登记、直销许可、产品备案、纳税记录、物流单据、商品质检报告、退换货记录、租赁合同、员工社保,这些材料能够说明经营的真实性,也能说明行为人在公司中的实际地位。对电子数据,可以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具复核意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
庭审应当围绕构成要件设计发问和质证顺序。先问经营模式与商品交易,再问入门费与付费性质,再问层级与奖金计算,最后问行为人的权限与作用。质证时先打证据能力,再打证明力;先打人数层级,再打金额。辩护词应当与庭审发问呼应,避免另起一套事实叙述。庭审中最忌讳的,是辩护人讲的故事与被告人的供述、证据显示的事实完全脱节。
风险控制不可忽视。不得帮助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不得诱导证人改变证言,不得在会见中传递案件信息。对涉案财物,应当及时提出权属异议,避免合法财产被一并追缴。对虚拟货币,应当核对钱包地址、扣押清单与被告人身份的对应关系。对跨区域案件,应当关注并案与分案对量刑的影响。
还有一项现实风险,即群体性事件与舆情。传销案件往往涉及大量集资参与人,辩护人在庭外发表意见时,应当避免激化矛盾,避免披露未经核实的事实,避免对被害人作不当评价。辩护的战场在法庭,不在舆论场。
团队配置上,建议由一名主办律师统筹,一名律师负责证据与数据,一名律师负责程序与财物。涉及虚拟货币、跨境数据的案件,应当配备相应的技术顾问。团队内部应当建立证据台账,逐项记录证据来源、证明目的、质证意见,避免庭审时遗漏。
结语
传销案件的无罪辩护,难在事实,也难在立场。事实之难,在于人数、层级、金额都由后台数据和鉴定意见构成,辩护人必须在技术层面进入对方的证据体系。立场之难,在于被告人往往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既想脱罪又不愿否认参与。
样本中的十二件案例说明,法院对传销的认定并不僵化。曾某某案的无罪判决确认了追诉标准的刚性,危某某案确认了打击范围的限定,宿某案确认了作用评价的独立,李某博案确认了中层人员降格处罚的可能,叶某生案和吴某梅案则确认了实质判断的方法。
辩护人应当放弃没有骗人的笼统抗辩,转为逐项核对构成要件、追诉标准和主体范围。先规范过滤,再门槛过滤,后证据过滤。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找到那个具体的、可以被证明的缺口,才是无罪辩护的真正功夫。
传销案件的辩护,最终考验的不是口才,而是对商业模式的理解能力、对数据的复核能力、对规范的拆解能力。把这三项能力用在正确的位置上,无罪辩护才不至于沦为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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