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7年4月,惠州传来一道新的贬谪令。62岁的苏轼要往更远的地方去了,海南儋州。在北宋,那是“鸟飞犹是半年程”的蛮荒之地,离京城足有五千里。一个花甲老人渡海南下,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被贬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他在惠州写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话传进宰相章惇耳朵里,人家不乐意了:你过得挺好?那就再往南挪一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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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兄弟俩在藤州见了一面。苏辙也被贬了,去了雷州。路边的饭馆端上来一碗糙面,苏辙尝了两口就搁了筷子,实在咽不下去。苏轼反倒把整碗扒了个精光,还笑着打趣弟弟:九三郎,难道你还想细细品味?这一面之后,他带着小儿子苏过渡海而去。
海岛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没肉吃,没药医,没房住。起初借宿官舍,湖南提举董必听说后,竟专门派人渡海赶人,理由是罪官不许占官家的房子。没辙,苏轼只能在城南的桄榔林里自己动手,砍树和泥搭草房。黎族同胞帮了大忙,穷书生也来搭把手。草房落成,他给它起了个名字,桄榔庵。粮食贵,俸禄薄,常常揭不开锅,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吃薯蓣,在后院种菜,病了就自己进山采药,甚至攒出一部医书草稿。换个人早就叫苦连天了,他呢?
他偏偏吃出了名堂。当地人送来生蚝,他把酒倒进水里同煮,鲜得不得了;大个的架火上烤,鲜味更是直冲脑门。吃完还不忘叮嘱儿子:千万别让京城那些老爷们知道,不然他们争着求贬海南,我这生蚝可就保不住了。这话还真写进了《食蚝》里,末尾一句“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读来叫人又笑又酸。荔枝吃多了犯痔疮,病一好接着吃。山芋加米熬成羹,美其名曰“玉糁羹”,夸口说人间再无此味。这不就是俗话说的,苦日子里也要咂摸出甜味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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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吃饱容易,解闷难。孤悬海岛,无人谈诗论文,这才是真正的煎熬。苏轼干脆办学。载酒堂里课开了起来,有个叫姜唐佐的后生来求教,他在人家扇面上题了“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许诺待对方中进士便补全全诗。后来姜唐佐成了海南史上头一个举人,等他捧扇寻师,先生已经不在,最后是苏辙替兄长续完了这首诗。他待人从不论贵贱,一次访友归来遇上雨,借了农家蓑衣斗笠木屐,一路泥泞往回走,妇孺围观,犬吠相随,他乐呵呵毫不在意。东坡笠屐的故事,就这么传了下来。谁能想到,一个千里之外被扔过来的罪臣,竟说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这样的话?三年间,《东坡志林》成书,《书传》整理完毕,一百多首和陶诗也写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把他一贬再贬的章惇,当年曾是同榜进士,还是一起游山玩水的旧友。苏轼早有预言:一个连自家性命都不惜的人,将来必敢杀人。果不其然。世事无常,苏轼北归不久,章惇倒台,同样被贬雷州。其子章援写信探口风,生怕老先生记仇。苏轼回信语气温和,还附上一个治痔疮的方子,他惦记着南方湿热,章惇也会跟当年的自己一样犯病。这胸襟,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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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离岛那天,黎族朋友和学生们都来相送。船行海上,他回望这座岛屿,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命运给他的明明是一场流放,他却当成了一生中最壮丽的旅行。次年七月,他在常州病逝,终年66岁。临终前两月,他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为自己画的像,题下平生最后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功劳簿上写的不是高光时刻,是三处贬谪之地。黄州有《赤壁赋》,惠州有荔枝,儋州有生蚝和学堂。人生的风浪打过来,有人一蹶不振,有人烤个生蚝便笑对长夜。我们未必会流落天涯,却难免碰上自己的“儋州时刻”。那时不妨想想这个踩着泥、戴着斗笠、笑呵呵往家走的老头儿,办法总比困难多,日子是自己嚼出味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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