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三年多后,伊姆兰·汗把一封公开信交给巴基斯坦最高司法机关,信中最沉重的内容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对死亡的担忧。
他称自己右眼视力严重受损,血压一度升至193,医生还警告其面临脑出血和心脏骤停风险,妻子的视力也可能永久丧失。
11月16日,伊姆兰·汗的律师萨尔曼·萨夫达尔公布了一封写给巴基斯坦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伊斯兰堡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公开信。
这封信并非由律师自行撰写。
对长期无法稳定接触律师和家人的伊姆兰·汗来说,公开信已经成为少数能够把声音传到监狱之外的方式。
伊姆兰·汗在信中称,自2025年12月20日以来,他每天最多有22小时处于单独监禁状态,无法正常会见家人、律师,也不能与两个儿子通话。
这种长期隔离已经伤害了他的心理状态,更使他难以及时处理数量众多的诉讼。
身体状况则让这封信有了更紧迫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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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自己的右眼已经丧失约85%的视力,血压不断上升,11月10日一度达到192至193。
按照他的说法,医生警告高血压已经对心脏造成损害,并使他面临脑出血和心脏骤停风险。
这些具体判断目前主要来自伊姆兰·汗本人及其律师的转述,完整医疗记录并未向外界公开。
政府则否认他遭到医疗忽视,称监狱方面每周都会安排专业医生检查,他近期还被送往政府医院接受眼科治疗并注射药物。
我觉得,双方各说各话,恰恰说明问题不能继续停留在政治声明层面。
判断病情需要完整病历、独立检查和专业结论,而不是让执政阵营和反对派隔空争论。
伊姆兰·汗是否有罪,可以继续由司法程序判断;但只要他仍被国家羁押,确保其生命和健康就是监狱管理部门无法转交给任何人的责任。
伊姆兰·汗在信中也刻意强调,自己没有请求交易或特殊恩惠,只要求执行已经作出的法院命令。
他写道,只有活着,自己才有机会证明清白。
到了这一步,他争取的已经不只是治疗机会,也是要求司法系统证明,政治身份不会改变一名在押人员获得基本医疗照护的权利。
事情真正的争议点,要追溯到8月18日。
当时,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在两天内将伊姆兰·汗送往伊斯兰堡一家私立医院,由医疗委员会对其眼部和整体健康状况进行独立评估,同时保障他与家人进行必要接触。
这道命令并没有按照原定方式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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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姆兰·汗后来被送往政府运营的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后又被送回监狱。
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支持者在医院沿途和周边聚集,造成了安全压力,因此无法按照原计划完成转院。
从政府角度看,伊姆兰·汗仍是被定罪的在押人员,转运路线、医院安保和支持者聚集都可能产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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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主张,患病囚犯通常应先被送往公立医院,最高法院的安排是否只适用于伊姆兰·汗,也需要进一步澄清。
但从司法权威的角度看,法院既然已经明确指定医院、期限和医疗委员会,行政部门就不能只用另一套安排替代,然后长期不再说明原命令如何执行。
我的理解是,这已经不只是医院选择问题,而是法院裁定能否在高度政治化案件中得到落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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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布什拉·比比也面临类似困境。
伊姆兰·汗称,妻子4月发生视网膜脱落并接受手术,如今畏光且难以睁眼,若不能再次接受专科治疗,可能永久失明。
她的律师已经向法院申请公开完整病历,并允许她自费前往专科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无论两人的政治身份多么敏感,解决办法并不复杂:由法院认可的独立医疗委员会检查,向控辩双方提供完整病历,并由专业人员决定治疗地点。
这样既不等于释放,也不意味着撤销判决,却能最大限度减少围绕病情的猜测。
拖延反而会让政府承担更高风险。
只要医疗过程不透明,每一次会见受阻、每一次转院改变和每一项病情变化,都会被反对派解释为蓄意伤害。
及时执行法院命令,既是在保护伊姆兰·汗,也是在保护国家机构自身的公信力。
伊姆兰·汗自2023年8月被捕以来,一直否认针对自己的腐败指控,称案件带有政治打压性质,政府则坚持相关判决来自正常司法程序。
双方争论延续数年,至今没有形成最基本的政治信任。
今年9月,他的两个儿子公开担心父亲可能死在狱中,还把他的处境与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联系起来。
这种比较无法证明伊姆兰·汗将遭遇相同结局,却反映出其家人和支持者对监狱体系已经缺乏信任。
依我看,这正是医疗问题最容易演变成政治危机的原因。
伊姆兰·汗不仅是普通反对派人物,他曾是国家板球队队长、慈善医院创办者和巴基斯坦总理,至今仍拥有庞大的支持群体。
任何严重健康恶化,都可能被迅速解释为政治迫害,并转化为街头动员和制度对抗。
政府或许担心,给予特殊医疗安排会被看成向伊姆兰·汗让步;但拒绝透明检查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更大。
医疗救治不应成为谈判筹码,也不该被包装成对某位政治人物的优待。
对在押人员提供必要治疗,本来就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伊姆兰·汗的公开信把压力重新交给了法院。
法官现在需要决定的,不只是是否批准一次检查,还包括此前命令为什么未被完整执行,以及怎样确保行政部门不再用安全和程序争议无限期拖延。
这封信表面上是在请求转院,真正摆在巴基斯坦面前的,却是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当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人物在监狱中公开担忧自己无法活着出来,国家能否用公开、独立且可核验的医疗安排证明,政治斗争再激烈,也不能越过对生命负责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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