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深受进化论影响,为了优化雅利安民族,他于1939年10月下达命令,要求杀掉德国境内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
在纳粹眼里,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没有生命价值,白白占据了社会资源,耽误了纳粹军人的治疗,不配再活下去。
这种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系统屠杀被称为“安乐死”计划,又称T-4(Aktion T4)行动。
在这个行动中,4个精神病院被改造为以毒气和医疗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的机构,22家儿童医院改为“安乐死”诊所。成年人主要以毒气杀死,儿童则以注射毒剂或有毒食物。
在纳粹意识形态洗脑的情况下,许多德国人默默接受了这项“种族优化”行动,甚至有成年人给领导人写信,要求给自己残疾的孩子执行“仁慈的死亡”。
然而,这个肆意杀人的恶行遭到德国教会的顽强抵制。
勃兰登堡法官洛塔尔.克赖西希是认信教会成员,他给司法部部长写信,称大规模的谋杀计划是非法且有悖道德。
德国司法部为此约谈克赖西希法官,告知他实施杀戮是希特勒的命令。但克赖西希法官并没有被吓倒,他给他所在地区的精神病院负责人写信,警告他们,若是把任何一个病人转移到杀戮中心,他就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纳粹政权眼看这名法官不愿为自己所用,反而成了绊脚石,不得不免掉克赖西希法官职务并强制他提前退休。
当多数医院和精神病机构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残疾病人,教会医院则拒绝把病人交给纳粹带走。弗里德里希.冯.博得尔施文格牧师管理的著名贝瑟尔医院,因拒绝纳粹把残疾孩子带走杀害。纳粹竟出动一架飞机,向贝瑟尔医院扔下炸弹,炸死11名残疾儿童和1名护士,然后栽赃英国空军。
在1941年7月6日、13日和20日,德国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仑连续三次在布道中,谴责纳粹对残疾儿童和精神病人的杀害。
他向纳粹喊话说:“你们可以封教堂,可以烧经书,但不能封住“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生命权、身体不可侵犯、良心自由,是一个道德社会最后的地基。谁拆了它,谁就拆了自己的权威。”
他希望民众勇敢站出来,抵抗纳粹的“安乐死”杀戮,“怯懦不是美德,恐惧统治不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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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冯·加仑闭嘴,纳粹抓捕了他的姐姐。但他在1941年8月3日,举行了一场更加震撼人心的布道:
这些不幸的患者必须死去,仅仅是因为某个部门、某个委员会作出了判断:他们成了“不配活下去的人”,被归类为“民族共同体中没有生产力的成员”。他们再也不能生产任何商品了——他们就像一台不再运转的旧机器,像一匹彻底瘸了的老马,像一头再也挤不出奶的奶牛。
但我们面对的不是机器、马和牛,我们面对的是人,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贫穷的病人——就算他们“没有生产力”,难道他们就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权利?你我的生存权,难道仅仅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生产力”、是否被他人认可为有价值?
一旦确立了“可以杀死无生产力的同胞”这一原则——哪怕它最初只应用在这些可怜、毫无反抗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身上——那么这条道路就会向所有“无生产力”的人敞开:不治之症患者、因工伤或战争致残的人,甚至当我们自己年老体弱、不再有生产力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将被置于危险之中。到那时,没有任何警力能保护我们,没有任何法庭能为我们的被害伸张正义、惩罚凶手。谁还能信任自己的医生?他只需在报告中把患者标注为“无生产力”,就会接到处决的命令。如果这种可怕的教义被容忍、被接受、被践行,它将带来的道德沦丧和普遍不信任,甚至会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内部......
“不可杀人”,早在任何一部刑法典为谋杀规定刑罚、任何一个法庭起诉和制裁凶杀之前,至高者就已经把这条诫命刻在了人的灵魂里。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时,世上还没有法庭和国家,他就已经是一个杀人犯了。他被自己的良心折磨,承认“我的罪孽深重,无法得到赦免……我必在地上流离飘荡,凡遇见我的都要杀我。”
出于对我们的爱,至高者将这些诫命刻在我们心中,向我们显明。它们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动摇的根本真理,合乎理性、蒙祂喜悦、健康而神圣。我们的天父,愿这些诫命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将祂的儿女聚集在祂身边。如果我们顺服祂的诫命,我们就会得到保护,免受那威胁着我们的毁灭......
但那些持续煽动至高者愤怒、亵渎我们信仰、仇恨祂的诫命、将我们无辜的弟兄姐妹判处死刑的人,我们必须彻底远离,绝不让自己被他们亵渎的生活方式玷污,免得我们执意悖逆祂的旨意,最终承受公义的惩罚。
冯·加仑把这次布道印出来,作为一封主教的公开信,在各个教区的教堂宣读。英国人也得到一份副本,通过BBC德国频道播放。这个布道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法国、荷兰、波兰和欧洲其他地区传播,不少人站出来,参加了抵制屠杀残疾人的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称,自第三帝国成立以来,在所有抵抗纳粹政权的运动中,这是最强烈、最鲜明和范围最广泛的一次。
纳粹明斯特党区领导人迈尔致信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希特勒秘书博尔曼,要求对冯·加仑处以绞刑,博尔曼对此表示赞同。当冯·加仑早已做好了殉道的准备时,希特勒和戈培尔却一致认为,如果让冯·加仑成为殉道者,恐怕会激起德国民众更大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在战争期间是不该发生的。他们决定先留下冯·加仑,等待战后再予以处置。
而且,鉴于冯·加仑讲台的影响力,20天后,希特勒不得不下令停止毒杀成年人的行动,杀戮儿童的行动规模也小了许多,要求不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已经臭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抵制这一行动,医院的护士和护理员对登记程序也勇敢地阻挠。
虽然T-4行动杀死了7万多名残疾人,但历史学家评价说,如果德国教会没有站出来抵抗的话,很难预料纳粹的“安乐死”计划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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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真正的信仰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生死攸关,关系每一个人生命的尊严。
我在以前文章中写道,当伦敦会传教士来沧州建立医院,免费给运河两岸的百姓看病,当地的官员曾困惑地问,这些人有什么用?他们的生命值得救治吗?
但透过信仰的眼光来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至高者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人不论是否健康,不论财富多少,不论地位高低,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尊贵的,都有生存价值,都值得尊重和救治,而不该蔑视、践踏和杀戮。
从历史来看,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常常遭到背叛,使人类陷于一场场不幸和灾难中。若不立足于这真理的磐石,谁会懂得生命的价值何在?谁又能在至暗时期站出来,勇敢捍卫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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