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2日,南京城西的医院里,邱一涵走完了49年人生。几天后,她的灵柩被送往安葬地,唐亮、宋时轮、钟期光三位开国上将亲自扶灵,江苏省委和南京军政机关的干部也前来送行。
这场葬礼之所以令人记忆深刻,并不在于排场,而在于逝者特殊的经历。她既是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也是袁国平的妻子,更是一名长期从事地方纪律工作的干部。
邱一涵1907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幼年时,家里曾准备给她缠足,她却躲进柴房,怎么也不肯让裹脚布缠上双脚。父亲支持女儿保持天足,这件小事,后来成为她性格中那股硬气的早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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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前后,革命思潮传入平江。邱一涵进入进步学校学习,接触新思想,随后参加青年组织和儿童团工作。她年纪不大,却敢于带队操练、传递消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平江局势骤然紧张,她仍冒险掩护革命物资和文件。
在湘鄂赣边区的斗争中,她逐渐从青年骨干成长为基层武装干部。1929年,袁国平到平江一带开展工作时,注意到这个训练队伍认真、办事利落的姑娘。两人有共同的信仰,也有相近的性格,1930年前后结为夫妻。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没有铺张仪式,几块喜糖便算作庆贺。战地夫妻的生活,更谈不上安稳。袁国平负责宣传和政治工作,邱一涵协助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油灯下常常一坐就是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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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邱一涵在战斗中负伤,右臂留下残疾,耳部也被炮火削伤。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她的身体并不符合轻装行军的条件,但她坚持随部队出发。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她成为红一方面军中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
长征路上,伤病、饥饿和严寒轮番袭来。翻越夹金山时,邱一涵把仅有的一点红糖分给身边战友。过草地时,她曾因饥饿嚼食野草,后来又误食有毒植物,双手长期肿胀。身体已经如此,她仍会替掉队战士分担行李,尽量把人带出险境。
有意思的是,很多战士后来不直呼她的姓名,而是亲切地称她“邱妈妈”。这并非因为她年长,而是因为她总能在缺衣少药的条件下,替大家缝补衣物、照料伤员,谁病了,谁受了伤,她都要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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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以后,邱一涵在新四军系统工作。儿子袁振威因革命环境所迫,被送回湖南老家抚养。1941年皖南事变中,袁国平负伤突围,最终牺牲。邱一涵当时正在外地治病,得知消息后赶回,却又面对儿子失散的打击。
她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多年以后,袁振威终于被找到,母子在上海重逢。那时的邱一涵正在治病,身体已受到严重损耗,但见到儿子后,她仍反复确认孩子耳后的伤疤。那道疤痕,正是当年流离生活留下的印记。
南京解放后,邱一涵转入地方工作,曾任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她办事严格,处理问题不讲情面,却并非脱离群众。干部作风、基层生活、群众诉求,都是她经常过问的事情。
1956年,长期积累的伤病再次恶化。邱一涵临终前留下的愿望,是希望与袁国平合葬。她去世后,唐亮、宋时轮、钟期光三位老战友扶灵送行。三人记得她在长征中的坚持,也记得她曾把仅有的食物分给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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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关注的是袁振威的生活。母亲去世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承担起照料他的责任,把他接到家中。江渭清曾对他说:“这里就是你的家。”这句话并非礼节性的安慰,而是随后多年生活的真实安排。
袁振威患肺结核时,江渭清夫妇为他补充营养、照料治疗。病情严重时,江渭清亲自守在床边。朱德、宋时轮以及陈毅夫妇等老同志,也曾给予这个革命后代力所能及的帮助。袁振威后来进入海军系统工作,参与潜艇指挥方面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邱一涵留下的,不只是一个烈士家属的身份。她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抗日战争,也承担过地方纪律工作的重任。她的一生没有显赫的个人财富,留下的却是伤痕、文件、战友记忆,以及一个由革命家庭共同抚养长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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