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3日,由上海市牵头组建的调查处置工作组对外发布通报,正式公布与交大医学院有关的这起基因编辑研究事件的核查结论与处置意见。
事情由《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牵出,报道涉及一例在新华医院纳入临床研究后离世的患儿。工作组下设现场核查、科研诚信、医学伦理、数据核查四个专家组,围绕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过程以及论文原始数据展开全面核查。
一种当时没有成熟治疗手段的罕见病探索,为何最终走到患儿离世、多名相关人员受到处分的地步?
从罕见病就诊到注射治疗的全过程
患儿罹患的是一种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类罕见病,名为 Snijders Blok-Campeau 综合征,这类疾病在当下没有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家属带着患儿跑过国内多家知名医院,病情一直没有起色。
2023年7月,经家属主动联络,仇某某供职的上海交大医学院松江研究院与家属对接此事。家属当时希望为患儿定制一套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病灶的基因编辑治疗方案,仇某某团队随后在研究院内部启动临床前基础研究。
临床前阶段的工作由两方机构分担。病毒载体的制备放在广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大动物安全性试验则委托四川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完成。
2025年1月2日,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这项临床研究立项;2月20日,患儿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3月24日,注射治疗在新华医院实施;3月31日患儿抢救无效离世。4月2日,伦理委员会就严重不良事件召开紧急审查会议,结论为死亡由基因治疗引发的血栓性微血管病这一并发症所致,研究随即被叫停。
相关稿件早在2024年12月21日投至《自然》杂志,仇某某列为末位通讯作者,杨某出自新华医院,列为第一作者。历经多轮返修、补做动物实验与数据之后,论文在2026年2月18日正式见刊。
此后《科学》杂志发布报道,提及该例患儿死亡情况,事件由此进入公众视野。调查人员先后与患儿家属接触,核实相关经过,再对牵涉其中的机构与人员作全面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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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拆解出的三类环节问题
通报把问题分成临床前、临床研究、收费财物三个层面逐一列明,各环节的缺口并不相同。
先看临床前这段过程。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形成的那份安全性报告,其结论没有由仇某某团队及时送到新华医院这边的临床研究负责人手上;报告里带出的预警信号,也未在后续环节被重视。
非人灵长类实验在中枢神经系统基因治疗评估中参照分量较重,更高等级动物身上出现的安全信号,本应成为推进人体试验前必须跨过的一道坎。预警信号被搁置,后续拿出的临床方案便缺少了一道前置参照,风险判断也就少了一层交叉校验。
论文见刊之际,2025年2月才完成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安全性结论没有同步公开,这名患儿离世的负面临床结局也没有写进论文。研究过程中的风险信号与不良结局,没有随论文一并交给学界审阅,同行能看到的材料因此并不完整。
对同行评议而言,负面结局与安全结论同正面数据一样属于必须公开的材料;披露不完整,学界据此形成的判断就可能偏于乐观,后来者也难以从同类尝试中汲取教训。
利益冲突与学术规范方面,仇某某、杨某、张某某、袁某某四人都收受过患儿家属给的财物,投稿成文时也没有把这层关系如实写明。核查认定,论文不存在数据造假。
不过,实际操作的研究方法与论文所述对不上,同批数据被拆开分次呈现且未作交代,属于学术不规范情形。造假与不规范分开认定,两类性质在通报中没有混为一谈。
再看临床研究这段。院方在科学性审查上做得不够充分,没有围绕方案设计本身的科学性与安全性,拿出独立、专业、全面的评估意见。方案评估要回答剂量、路径、适用人群等基本问题,独立审查正是为了避免研究团队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伦理委员会这道关口把得偏松。前期毒理与安全性证据本就不够,委员会虽曾要求团队补齐材料,可材料尚未补齐,研究还是被批准进入临床,伦理审查该尽的职责没有落实到位。
知情同意环节也有缺口。同意书上虽然写明了研究可能带来严重并发症与各类不良事件,却没有把死亡风险作为重点向家属讲明。知情同意的核心,是让家属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作出选择;最严重后果若未被重点讲明,同意的分量就会打折扣。
财物往来上,家属以捐赠方式为研究提供资金,另向部分人员赠送财物,两项合计约106万元。这些财物后来已按规定退回、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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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落地与全过程监管补位
处理决定并非随意作出,而是对照党内纪律、卫生健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技活动违规处置等领域的现行法规,由工作组对牵涉其中的人员和机构分别定性。
处分按情节轻重分层落地。仇某某、杨某受到开除处分,5年内不得牵头或参加科技计划项目,评奖评优资格同时暂停,相关记录被纳入科研诚信领域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其余人员中,余某某不再担任科研部主任,岗位等级下调两级;施某、孙某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理、岗位等级降低;徐某某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张某某、袁某某则受到行政警告。
从通报列出的档次看,处分轻重与个人在研究中的角色、职责以及是否收受财物相对应,不同人员承担的后果并不相同。处分种类与职务变动均沿用通报表述,未作增减。
机构一侧,上海交大医学院、新华医院、松江区中心医院均被约谈,责成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整改;涉事医疗机构另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机构整改针对的是管理与审查环节的漏洞,行政处罚则针对具体医疗机构在研究开展中的违规行为,两类处理指向不同层面,一个补制度短板,一个纠具体行为。
处理之外,监管补位已经启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拟定专项检查方案,面向生物医学领域新技术的临床研究,检查整改已经铺开。行业主管部门还将落实前沿医疗技术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的管理条例,把临床研究的监管进一步扎紧。
专项检查面向同类在研项目逐一排查,目的是把同类风险在进入人体试验之前找出来;条例的贯彻落地,则是把事前审查、过程监管与事后追责串成一条完整链条,避免问题只在单一环节被发现。
这类面向高风险疾病的前沿探索,初衷是回应真实存在的医疗需求;但任何尝试都不能越过伦理审查、风险披露与利益冲突这几道制度关口。关口一旦失守,技术探索就容易滑向安全边界之外。
罕见病群体缺少成熟疗法,求医心切可以理解;但越是高风险的前沿方向,越需要制度把探索的边界划清楚。患者的希望不能建立在证据不足的尝试之上,规范守住了,后续真正安全有效的疗法才有成长空间。
眼下缺少有效治疗手段的病患,其健康诉求始终值得被看见;在规范框架内推进探索,前沿技术才有可能走得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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