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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是否在争夺人类语言?我们往往以为技术是主动入侵语言领地的掠夺者,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写作者先主动让出了语言生产的主体性,给了技术填补空白的空间。如果将AI技术的能力当作困境本身的源头,反而难以看清人类语言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模式化困境。因此,真正需要追问的其实应该是人如何重新成为写作的主体。
原文 :《是AI让我们没了“活人感”吗》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静
图片 |网络
在欢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之后,“AI味”始料未及地成了内容生产和各类写作的头号敌人。这个范畴其实很难精准对应某一种语法特征。它更应该被称之为一种整体的气质:逻辑顺畅,几乎找不到卡顿的地方(虽然常常是同义反复),没有别字,语句通顺,对称句型迭出,节奏平滑。内容上,观点安全,价值稳妥,少见思考过程中特有的犹疑、偏误与留白。这很像一种被优化到极致的“标准表达”,合格、规整得如同流水线产出的预制菜,徒具形式,口感欠佳。然而,为了去除“AI味”,另一套纯形式化的教程又借着自媒体与短视频开始传播:拆解长句、替换常用词、插入口语助词、制造适度的逻辑跳跃,甚至刻意增加表达的冗余度。人们试图用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形式上的“不完美”来伪装出人类写作的原生质感。这一正一反之间,形式超越内容成了最大的赢家,也成了所谓“活人感”的配方。而另一方面,在炮制“活人感”的过程中,人们也不自觉地开始让渡出部分的人类语言使用权:对称句式、高频助词、排比、比喻甚至想象……写作者执着于消除文本上的AI痕迹,却很少警惕内在思考已经被AI的范式同化。向内求索的路径被绕开,所有努力都消耗在表层文本形式的修修补补上。
AI “套路”了谁?谁又在“套路”AI?
不少人将这种情形归罪于人工智能,仿佛是算法入侵了语言领地,才生产出这些面目模糊的文本。但事实上,话语的模式化与套路化远早于生成式AI的诞生。只要稍作回溯就会发现,去个性化的标准表达,以及随之而来的语言无味与面目模糊,早就已经是现代社会语言生产的常态。
在标准化的应试写作体系中,正确表达的范式包括但不仅限于:固定的结构模板、通用的论点句式、常规而平滑的遣词造句。如果说公文写作本来就需要在格式化空间内去除掉个人表达的棱角,以适配组织化的沟通需求,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即使是在内容生产领域,反复经过市场和评价验证的表达路径也远比个性化的表达更容易成为人们的首选。这样的文章哪怕是“手搓”的,也未必就不具有“AI味”的内核。它们是以消解个体主体性为代价,换取表达的安全性、合规性与传播效率。但其实,语言的模式化本身并不应该单纯被理解为语言的衰退,它是现代社会标准化进程的一部分。只是这套标准化逻辑原本受限于生产规模和个性化操作,在通用之外始终留有缝隙与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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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并未发明套路,只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将早已存在的套路化生产推向了极致。在技术逻辑上,生成式大模型通过海量语料学习token的条件概率分布,并以最大化似然为目标逐词生成。这意味着模型天然倾向于输出统计上最常见、最安全的文字续写路径。所谓的“AI味”正是概率均值回归在语言风格上的显现,即不是它在“选择”套路,而是其目标函数本就奖励对常规的逼近、对意外的回避。原本被市场筛选、组织规范或考试训练所保留的那一点点个体差异,也因不再具有效率优势而被挤出。这意味着,以概率作为基础、以效率作为目标的整个语言生态已经默认,表达的价值在于可复制和可预测,而非不可替代。AI不过是把这一默认值从后台推到了前台,降低了模式化表达的成本,也使语言均质化以更大规模暴露在表面。更不要说,表达的主导权从来不是被AI抢走,而是被写作者主动放弃,无论是放任“套路”对自我的侵蚀,还是亲手将写作变成了“生成”。
需要澄清的是,使用AI工具,并不天然等同于丧失“活人感”。AI可以作为检索、归类和探索的助手,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思想。真正危险的是把思考和表达的全部主权拱手交出。人工智能的赋能与驱动是时代的进步,但这不是“认知外包”或“取消写作”的理由。因为,在“一键生成”中,AI替代的不只是表达劳动,更是思考过程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思想在未被语言逼到清晰之前,往往只是模糊的倾向、半成形的直觉。正是写作中的卡顿、反复和纠结,才逼着作者不断去直面和理清自己的思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传记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她认为,打字机所特有的节奏和延迟,比录音的平滑更适合在写作过程中思考。真正的写作从不需要被“效率”赦免,因为它的意义本就在于独特的思考和表达被昭然于世。
“活人感”:终于表达,始于思考
那么,被模式化表达逐步消解的“活人感”究竟是什么呢?比起“AI味”的表征,这个问题应该更难回答。原因在于,所有可以被认可的语言风格的特点,无一不是大语言模型可以学习和模仿的。这是否意味着,当模型开始批量化使用某种语言特征时,后者就已经不再属于具有“活人感”的语言了呢?换言之,作者一旦陷入“活人感”自证危机时,是否意味着他在被迫交出对语言的自由使用权?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对写作的本体论意义提出了反思的要求。而当“活人感”成了需要被证明和识别的难题时,出问题的究竟是技术工具还是其他?
顺着这一追问往下走,答案明显不在于形式风格“像不像人”,而在写作的出发点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所谓真问题,并不是题材的新奇或立场的锐利,而是一种归属于具体主体的逼迫:它长在某个人的处境里,带着只有他才会感到的阻力、犹疑与理论的不安。当写作从对真问题的思考出发,语言便必然留下选择的偏向、论证的力线、判断落点处的犹疑与权衡。这些痕迹很难被任何表征命名和占有,它们只是思想与处境摩擦时的印迹。大模型可以习得一切可见的语言特征,却无法真正地承受思考本身。模式化表达之所以面目模糊,正因为它从技术基底上就是以形式化法则来决定输出的内容。于是,语言有了正确的形状,却没有事件的内核。可见,“活人感”首先不是识别难题,而是关于写作的伦理抉择:只有让问题先于答案、现场先于套路,语言才能重新回归于主体,即活人。
与真实的问题相伴的,是思考的过程性与未完成性。模式化的表达本质上是结论先行的,它预先设定了正确的观点与稳妥的立场,再用规整的逻辑与修辞去填充与佐证。整个表达过程没有迟疑和自我修正。而人的真实思考从来不是完美的推导,它充满了卡顿、反复、自我辩驳,甚至会停留在某个无法解决的纠结之中,保持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这种思考的“不完美”恰恰是“活人感”的重要印记,它是思考仍与对象短兵相接的标志。一个问题之所以能形成真问题,正在于它对所有理所当然的默认保持抵抗:它迫使思考不断回到材料、修正预设,在自相矛盾处停留。结论先行的表达则必须提前消灭这些抵抗,因为任何迟疑都会动摇已被锁定的立场。当然,就形式而言,大模型可以完美地模仿“不完美”的外观,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提示词能够生成不同的写作风格。但仿真与真实的分野不在语气,而在思考的本质。从这个意义而言,没有真问题和思考支撑的写作,即便在风格上不是套路化的,也难以被称之为具有“活人感”的写作。这是为什么在“AI能不能写诗”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的原因。仅就古体诗而言,如果它单纯被视为需要遵循平仄格律表征规则的文体,那么大模型完全可以胜任。但如果回到“诗言志”的本体论设定上,就会发现诗作为一种主体性写作,它并不是漂浮的符号规则体系,而是此身、此情、此感的结合,是言说主体如鲠在喉的表达冲动,甚至为了表达的准确性,所有规则不但可以化用,还可以被突破。不“以辞害意”所凸显的正是真实内容生产对形式特点的优先性。
重思“活人感”:多元表达与主体性的回归
“活人感”的问题重新唤起了对“AI是否在争夺人类语言”这一命题的审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技术是主动入侵语言领地的掠夺者,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写作者先主动让出了语言生产的主体性,才给了技术填补空白的空间。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回避真实的问题、跳过思考的过程、借用模式化和套路化的现成表述时,AI的出现不过是提供了更高效的模式化生产工具。它没有强迫任何人放弃自我表达,只是降低了模仿与复制的成本,让走捷径变得更加容易。
换言之,语言主权的流失不是因为技术实施了暴力剥夺,而是因为思考和演说的主体性在不断后撤,将表达的生产权交付给了算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将AI技术的能力当作困境本身的源头,反而难以看清人类语言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模式化困境。因此,真正需要追问的其实应该是人如何重新成为写作的主体。而“活人感”之所以成为一个被重视的概念,是因为人们突然意识到平滑文本背后主体的退场使得所有表达失去了可被定位的思考意义。于是,技术的流行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语感教育”,人们在与机器文本的对照中,重新辨认出了什么是属于人的语言。
要重建语言中的“活人感”,不能执着于在形式层面与AI进行模仿竞赛。如果仅仅关注修改句式、增加口语、制造瑕疵,用另一套形式套路去对抗AI的形式套路,最终只会陷入语言被无限褫夺的失语状态。索绪尔曾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作出区分。他认为,语言是共同体共享的社会符号系统,其规则结构可以被智能算法调用与组合;言语则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对语言系统的实施与运用,内嵌主体与语境。智能技术把语言系统的自动生成能力推向极致,陈述事件的稀缺性由此凸显。这也揭示了语言的主体属性。按照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理论,正是语言内置的人称形式(尤其是“我”),让言说者在陈述活动中确立自身主体。话语本质上要求主体对语言的占有。一段仅满足语法规则却脱离陈述主体的文本,算不上真正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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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活人感”的真正内涵来自于语言所具有的索引性关联和个体表达的独异性。能够被确定为意义事件的表达本身是主体出场的印迹,它关联着写作者的具身经验和思考。要回归表达的主体性,必然要求承认并守护个体表达的多样性,让语言重新成为每个具体的主体回应世界和确认自我的媒介。写作的本质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文字生产,它是思考借由文字得以显现的过程。算法可以模仿,但没办法生成从具体社会处境出发的陈述行动。语言的生命力来自主体在和世界持续互动中形成的独特张力,这部分内容落在技术逻辑的覆盖范围之外。重建“活人感”,其实就是对抗符号系统沦为“漂浮的能指”的可能,重新唤醒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力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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