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华社《"万事民为先"——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2016年中国政府网转载);《中国青年》1983年第3期《在锻造中——记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赵艳、唐旬);人民网《在北大读书 求知若渴的进取精神》;光明网《大国总理李克强》;中国新闻网《李克强 人生路上7个引路人》;央视网《李克强和他的班底解析》;中国政府网《国务院总理简历》;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同窗回忆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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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0日,北大法律系77级的宿舍里,一本本随手找来的笔记本在同学之间传着写。
那年月没有毕业纪念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仪式,谁拿到本子,就在上面留几句话。
李克强写给班上年纪最小的那位同学的一段话里,有一句是"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
同一天,他的桌上还摊着另一叠纸——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复习资料,已经翻旧了两个月。
那几年,"出去"是校园里最热的一个词。
1978年12月,首批五十二名留学人员从北京出发,绕道巴黎飞抵纽约,穿的是统一定制的服装,提的是统一样式的皮箱。
到1981年12月11日,内地第一次托福考试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同日开考,报名七百三十二人,报名费十九美元,折人民币二十九元。
也在1981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等七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自费留学第一次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
真正走得成的人仍是极少数,可门缝一开,人心里的方向就变了。
李克强所在的这个班,后来被老师们叫做"黄埔一期"。
八十二人(另有资料记为八十三人),分成八个组,进校时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班长刘和海来报到时,家里已经有三个儿子。
四年读下来,全优生十几位,校级优秀毕业生全校二十七人,法律系只分到两个名额,李克强和姜明安各占一个。
以他的成绩、英语底子和已经发表的译作,留美考试在同学眼里属于"稳拿"。
变数出在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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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凤阳四年,一张考卷
李克强1955年7月出生在安徽定远,少年时代在合肥长大,中学读的是合肥八中。
1974年3月,他十九岁,从合肥下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凤阳在当时的中国是穷出名的地方,当地花鼓词里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唱的是几百年的事,也是那几年的事。
凤阳在淮河中游,水旱轮着来,好年景能吃饱,坏年景就得靠返销粮。
那几年全国农村学大寨,冬春修水利、改梯田,按工分分配,干多干少差别不大,大队书记的活一半是组织生产,一半是应付运动。
那时农村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核算单位,工分是分配的依据。
一个壮劳力干一天记十分,年底按工分和人口分粮、分红,一个工值几角钱的地方不少。
队干部既要懂农活,也要会算账。
一个城里来的高中生落到这样的地方,头一道关不是农活,是水土。
他刚下去时全身皮肤溃烂,折腾了很久才适应过来。
农忙时一天要在田里干十个小时,乡亲们后来的说法是,这个年轻人"又黑又瘦"。
那几年村里人判断一个知青能不能待下去,看两件事:手上的茧,和饭量。
李克强两样都过关,几年下来,不少人以为他就是本地农民。
知青的日子是按天算的。
天不亮下地,天黑收工,春耕、夏管、秋收、冬修水利,一年里没有几天闲。
他的底子是书堆里打出来的。
上小学到高中的那些年,他家邻居是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他跟着这位老人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
老先生眼里,这是个酷爱文史的小"才子"。
下乡四年,这些书没有白读,也没有断。
农活干完,别人歇着,他点灯看。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他一边添柴一边看书,火熄了自己全然不知。
后来《中国青年》的记者去他的老家安徽定远县九梓村采访,看到过他住过的那间茅草老屋,他在那里过过一个月的春节假期。
1976年5月,他在凤阳入党,派到更穷的大庙大队当党支部书记。
大队书记这个岗位,管的事情很杂:排工、分粮、催种、催收,水利上要出工,社员的纠纷要断,上级的检查要接待。
那年月农村基层最缺的是能写会算的人:记工分、写材料、念文件、算征购,样样要识字的。
一个高中毕业、又入了党的知青,在大队里属于稀缺资源。
他带着社员出工、流汗,粮食产量确实有大幅增长,可队里的日子并没有跟着富起来。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定下当年恢复高考。
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招生办法从"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改回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消息传到凤阳的时候,离考试只剩一个多月。
那一年全国五百七十万人报考,录取二十七万,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
各省自行命题,政审、体检、志愿一道道过。
李克强在家里复习,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
填报志愿时,因读师范院校无需学费,他把安徽师范学院写在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填在第二志愿。
结果,北京大学优先录取了他。
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写下的原话是:"当时,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不敢有奢望。大概是北大有优先权,居然录取了我。"
他进的是北大法律系,当时对外也称政法专业,课程里政治课占的分量不轻,专业课则要从头补起。
77级的入学时间定在1978年春天。
他从凤阳动身,到北京西郊的燕园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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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名湖畔的读书人
19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大学时不考英语,全班进校时的外语水平普遍很低。
何勤华说自己进校时"英文字一个都不会",还几次申请免修。
李克强是同学中学英文最卖力的那几个人之一,他做了一个小本子,正面写英文单词,背面写中文解释,用橡皮筋一扎,装在口袋里,走路背,排队背,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背。
何勤华形容他"死磕到底"。
77级的课堂不太像课堂。
教材多半是油印的,讲课靠板书和口述,学生记笔记的速度赶不上老师说的速度,下课就互相借本子抄。
图书馆的座位要抢,晚上熄灯以后,走廊里还有人靠着墙看书。
法律系的课程表是重新排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门门从头讲起。
教材靠讲义,讲义是老师们赶出来的,油印机的墨味在楼道里散不掉。
那几年国内大学的法律学科中文教材极少,想往深处读,只能啃英文原著,谁的外语过硬,谁就先摸到门。
李克强泡图书馆的时间很长,到大三,他已经能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他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出来,当作教学参考资料发下去。
1980年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有一万多字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
那时的北大法律系名师密集。
系主任陈守一是到过延安的老资格,国际法有王铁崖,中国法律思想史有张国华,刑法有杨敦先,法理有沈宗灵。
杨敦先后来给这个班起了"黄埔一期"的名号,说这批学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
这个班分成八个组,四年里换过三十多位任课教师,班支部书记林以翠后来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
对77级影响最大的几位里,有一位是龚祥瑞。
龚祥瑞辛亥革命那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在清华园受教于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国,师从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
回国后他在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待过,1954年北大恢复法律系时回校任教,1957年之后长期靠边,1971年起在法律系编译室做翻译,直到1980年重新走上讲台,给77级、79级讲《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
1981年,罗豪才又给他们开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重点讲西方政党制度,补上了龚祥瑞课上讲得少的那一块。
罗豪才讲政党的特征,先把意大利学者拉巴隆巴拉、法国学者博雷拉等人的说法摆出来,再提出自己的"四特征论";
讲政党制度的分类,把西方传统的三分法和萨尔托里的新分类法放在一起对照。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中国课堂上是新鲜的。
李克强崇拜龚祥瑞身上那种比较宪法加西方政治学的素养。
一批英语不错的同学常往龚家跑,他是其中之一。
龚祥瑞上课讲究引证,讲英国宪政,会把判例、议会文件、宪法条文一条条摊开,学生的笔记记不全,下课就互相补。
姜明安是龚祥瑞"比较宪法"课的课代表,负责写黑板、擦黑板,那间教室里的师生关系,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
1980年校庆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李克强提交了一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他和龚祥瑞的署名合作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西方发达国家正涌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计算机开始与法律结合,龚祥瑞觉得该向国内介绍这个动向,先草拟了一篇文章,写到自己觉得没说透,就把稿子交给英语好、查资料方便的李克强补充修改。
李克强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
稿子交回去,龚祥瑞当即认可,把两人的名字并列,投给了《法学杂志》。
文章题为《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1983年6月号刊出。
李克强在回忆里加了一句评语:在北大,学生与先生之间那种平等,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译书的事接在这条线上。
龚祥瑞从英国访学回来,带回英国法官丹宁勋爵的两本新著,挑了李克强和哲学系的杨百揆、刘庸安一起译。
这本书近二十万字,名叫《法律的正当程序》,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刘庸安后来回忆,当时龚先生也叫过别的同学,人家一看难度就退了。
课堂之外,他把法律当实务来学。
为了学好国际商法,他和几个同学跑到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
学海商法时,授课的是一位外籍教师,全程英文,只有外语过关的人才敢选,十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天津新港,上码头、登轮船、看卸货区,把货轮装卸的每一道环节走了一遍。
陶景洲说,这个过程里李克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都很突出。
1981年到1982年间,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论文《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和译文《南斯拉夫的合资经营企业》。
图书馆里,他借经济和经济法方面的英文原著看,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他还在校内上日语课,认真到把日文字符贴在宿舍厕所的墙上。
他也下围棋,常下的对手一个是教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张国华,一个是同学武树臣,何勤华记得他们常常一下就是半天。
同宿舍的宋凯楚说,他篮球技术一般,但敢打,动作灵活;辩论时情绪不激动,讲得比较多、比较快,"思想上比较开放,行为上很稳"。
有一件小事,陶景洲记了几十年。
两人在宿舍里为一个英文词争起来,词是"laymen"。陶景洲刚读英文,说这个词指懂法律的人;李克强说正相反,是指不通法律的人。
后来证明李克强是对的。
这种较真,在同学里是出了名的。
按陶景洲的说法,李克强当年的想法是做学术,以后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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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人大"与1980年的那场选举
李克强走上学生工作岗位,起点不是自己争来的。
何勤华的回忆是,当年为了让系学生会的负责人由77级的人来当,同学们推举了原本只想做学问的李克强。
他是被大伙"架"上去的。
不久,他当选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1979年暑假,他作为北大学生干部之一,到北戴河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活动。
1978年到1980年,北大的气氛是往外扩的。
真理标准讨论刚过去,校园里的讲座、社团、刊物一个接一个,跨系的读书会把教室坐满,学生关心的题目从人道主义一直到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匈牙利的改革。
杨利川是哲学系的,经技术物理系一位同学推荐,专门跑去"拜访"李克强,两人从此成了朋友。
李克强在这种氛围里不算最张扬的那类人。
1979年,北大第十二届学生会在制度上做了一次改动:把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分开,成立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和常务代表会议,简称常代会。
这个设计由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炜提出,参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
常代会的代表按系、按年级各推一名,职能是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在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构,同学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学生人大"。
张炜推荐李克强出任第一任会长。
这套安排在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高校里是独一份。
常代会管的是学生自己的公共事务:食堂的饭菜、宿舍的分配、课程和自习的场地,凡与学生切身相关、又需要跟校方交涉的事,都在它的议事范围里。
常代会和执委会的分工,头一年就碰上了实际问题:活动的钱、场地、审批走哪条线,谁签字,谁监督。
这套流程在当时的中国高校里没有先例可循,只能边做边改。
李克强的办法是把规矩先立起来,再拿具体事去试。
学生干部在北大不是个轻松差事。
这些活儿没有报酬,占的是自己的时间。
他那几年把大部分课余时间放在这上面,读书的时间就挪到了夜里。
毕业前一年,在李克强的倡议下,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治学读书小组,同学之间交流读书心得。
有一次在一间教室里讨论到后半夜,散会时发现门被锁了,一群人只好爬窗户回宿舍。
学生工作占了他不少时间,学业没塌下来。
四年下来每门功课都是优秀,这个成绩在八十二人里只有十几个。
姜明安看上了中文系的一位女同学,请李克强去帮着说合。
几天后李克强回来说,对方的意思是让姜明安自己来谈。
红娘没当成,这事在同学间笑了很多年。
1982年1月,四年读完。
全优生的名单上有十几个人,校级优秀毕业生的名单上,法律系占了两席:李克强、姜明安。
也是在这个月,班里开始互相写临别赠言。
1月10日那天,他给年纪最小的同学写下的那段话里,后来被引用最多的是"融化于社会之中"七个字。
毕业前,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还约好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约定还没来得及动手,各人就被各自的事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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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个月的复习,十多次谈话
1982年初的燕园,空气里飘的都是"出去"的念头。
他用了两个月复习相关课程,复习的节奏很稳。
同学和老师看在眼里,上下左右的说法是同一句:"李克强这次稳拿。"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开始找他。
马石江当时五十多岁,后来出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北大是说话有分量的人物。
看重李克强的还有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
两位领导的态度一致:这个人得留下。
马石江在党委里分管学生工作,找学生谈话是他的本职。
找李克强谈,不是一次性的招呼,是把一件已经定下来的事反复摊开讲。
留下来的要求,放在1982年的政治日程里看,并不突然。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2年上半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全面铺开,一大批年轻干部被推到前台,高校的共青团系统是重要的人才池子。
北大的团委书记这个岗位落在谁头上,不只是学校内部的事。
留下来的人数账也摆得清:团委的干部配置只有同等水平高校的三分之一,这一年又有三位即将离岗。
要打开局面,需要一个既能跟学生说上话、又能把班子带起来的人。
李克强早在党委的物色名单里。
1980年代初,高校的思想工作是个难题。
团委书记这个岗位的分量,北大党委对团委的定位很清楚:它是党委做学生思想工作的助手,也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接口。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既懂学生、又让党委放心的人。
十多次谈话,具体说了什么,没有留下逐字记录。
《中国青年》的记者赵艳在1983年去北大采访时,从旁听到的转述是"感情是那样深沉,期望又是那样殷切"。
马石江对这届团委班子的评价,赵艳记下的是他在一次演讲比赛现场凑到耳边说的一句话:"李克强他们这个团委班子不错,从学生干部中选拔团干部是成功的办法,有利于迅速轰开新局面。"
决定传出去,校园里的反应分了几层。
知己们说掏心话:"克强,你可亏了!"
陶景洲后来对媒体解释得更直接:这个时候,李克强的党性原则体现得很好,听组织的安排,正如他自己说的"融化于社会之中"。
1982年2月起,李克强担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从燕园出发的这一步,把他带上了一条与出国留学截然不同的路。
然而,就在他走马上任、眼看一切都步入正轨开始顺风顺水之际,一件没有人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件事不是鲜花,不是掌声——当他在某次重要会议上按照北大学子一贯的直率风格起身发言之后,一扇原本以为牢不可破的门,悄然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