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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有一个很多人叫不出名字的国家,它的处境足以改变人们对“穷”的理解。这个国家叫布隆迪,也是网络上那位“非洲骆驼祥子”奥德彪的故乡。
如果说荷兰常被调侃为男人的天堂,布隆迪的日子更接近生存游戏里的“地狱模式”:人均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在国内买两箱好酒,贫困和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许多家庭。
在不少农村家庭,肉类常年不上餐桌,肉食对许多家庭而言是难得的消费。一辆自行车在这里算得上能养活全家的“豪车”,政府还曾以防止民众聚集为由,禁止人们结伴跑步。可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人照样爱笑爱唱,这个反差本身就值得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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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的正式国名叫布隆迪共和国,名字听上去很正式,体量却只是东非的一个“小个子”。它是内陆国,国土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约为我国海南岛面积的八成,人口却已超过1400万,主要由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组成,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东非大裂谷之上。
它北接卢旺达,东面和南面与坦桑尼亚接壤,西边挨着刚果(金),国土紧贴赤道。
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放在一起看,问题就更清楚了。按1400万人口和2.8万平方公里国土粗算,布隆迪每平方公里约有500人。
按理说,当地热带气候受高原地形影响,许多地区气温较温和,雨季降水较充沛,本该是发展农业的好条件。麻烦在于,境内缺少优良耕地,耕作方式长期停留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产量一直上不去。
农业几乎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份收成还过得去,一旦碰上旱季拉长或者洪涝,全年的收成可能全部落空,饥荒随之而来。
再加上没有海岸线,进出口主要依靠陆路及湖运转接海港,对外贸易成本高,资源也显得格外匮乏,整个经济结构就像一层薄冰,稍有风浪就会动摇。这样的经济家底,发展空间相当有限,在这里却撑起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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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伤口来自历史。19世纪80年代起,布隆迪被划入德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转由比利时托管,与卢旺达合并为“卢旺达-乌隆迪”。殖民当局为了方便统治,有意抬高一方、压制另一方,把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原本可以调和的差异一步步激化成对立。
从人口构成看,胡图族约占85%,图西族约占14%,特瓦族只有1%左右,多数与少数之间的权力错位,后来成了反复爆发冲突的根源。
1962年布隆迪宣布独立,原以为可以就此走上正轨,结果几年之内君主制被推翻,图西族军人掌握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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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布隆迪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1993年,首位民选胡图族总统遇刺身亡,直接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内战,直到2000年签署《阿鲁沙协议》,并在随后几年里各武装派别陆续停火,局势才在2005年前后逐步稳定下来。
几十年的冲突造成约30万到50万人丧生,农田被毁,工厂倒闭,基础设施几乎全部瘫痪,经济被硬生生打回原点。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人刚摆脱了苛刻的老板,转头又碰上团队内斗、公司解散,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长期动荡让这个国家对任何形式的聚集都格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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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布隆迪政府以防止有人借机策划颠覆活动为由,限制首都布琼布拉未经批准的集体慢跑活动。在其他国家再平常不过的晨跑团,到了这里一度成了被管控的对象,这项规定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焦虑的缩影。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六十多年里,布隆迪几乎年年排在全球最穷国家的行列,近几年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世界银行统计的2023年数值约为250美元。
这一数值是全年经济产出的人均值,并非个人实际到手收入。按这个水平换算,卢森堡一个人一年创造的财富,达到布隆迪的数百倍。这样的差距,恐怕比自家孩子和隔壁邻居家孩子的成绩差距还要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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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布隆迪长期被列入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国家之列,吃饱已是难事,肉类自然成了很多家庭不敢奢望的东西。
收入低到这种程度,一辆自行车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布琼布拉是布隆迪最大的城市,街头最常见的一幕,就是男人们骑着旧自行车运香蕉。
香蕉是当地人的主食,一辆车上往往要绑一两百公斤,车架被压得几乎变形。运货人从乡下出发,沿着坑洼的小路和陡坡往城里赶,一天往返一到三趟,辛苦一整天能挣2到6美元,折合人民币十几元到四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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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跑一趟,他们在下坡时会松开手刹,车速能冲到每小时60公里以上;遇到上坡就得下车推行,有时还要花钱雇人帮着推;到了平路,有人会伸手抓住路过的卡车借一把力。
这些做法风险极高,事故并不少见,可大多数人仍然照跑不误,原因很简单,有一辆自行车总比全靠肩扛头顶要强得多。在这里,自行车承担的不只是交通功能,而是一份能维持全家开销、供孩子上学的生计,说它是“豪车”,其实一点不夸张。
布琼布拉这座城市本身也有些特别。2019年以前,它是布隆迪唯一的首都,后来政府把政治首都迁到位于国土地理中心的基特加,布琼布拉则保留经济首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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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位于坦噶尼喀湖北岸,这座湖最深处约1470米,是仅次于贝加尔湖的世界第二深湖,湖边也有一些供当地人游泳休闲的浴场。
不过湖里同样潜藏着危险。湖中栖息着不少鳄鱼,郊外鲁济济河汇入湖泊的一带,过去鳄鱼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一条叫“古斯塔夫”的尼罗鳄,曾因当地流传的袭人故事受到媒体关注。
目击者曾估计它体长约6米,身上留有弹痕和旧伤,多次躲过人类的围捕。如今它的下落无人知晓,相关传说却一直在当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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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渔民还是得下湖。
他们用掏空的树干做成独木舟,靠这种简陋工具出湖捕鱼,湖里的鱼既是一家人的口粮,也是少有的现金来源。每次出湖都要冒风险,可在缺少其他谋生渠道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作为新的政治首都,基特加地处国家中部,迁都的初衷是带动全国均衡发展。
但这座城市的建设至今仍相当朴素,没有成片的高楼,基础设施比较简陋,规模也不大,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化都市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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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村庄里的生活更直观。不少家庭住的是泥土和树枝搭起来的房子,屋顶铺着干草、铁皮,甚至有用塑料袋拼凑起来的。
屋里没有地板,地面就是裸露的泥土,家具寥寥无几,门口挂一块旧布当门帘。可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同样能听到孩子们在屋前追跑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闲聊,日子虽然紧巴,生活的气息却一点不少。
旅游本来可能成为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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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武布国家公园是布隆迪最大的国家公园,占地约508平方公里,园内有热带草原、河岸森林和沼泽地,具备发展野生动物观光的条件。
然而受基础设施落后和政局长期不稳的拖累,旅游业一直没能真正起步,游客更倾向于去服务成熟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布隆迪很少能分到这块蛋糕。
真正让外界看到希望的变化,出现在农田里。
据新华网2026年3月28日报道,中国农业专家在布隆迪的红土地上试种杂交水稻,亩产达到了746公斤,而当地过去种水稻,亩产连200公斤都很难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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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开始,中国高级农业专家组就长期驻扎在布隆迪,组长杨华德带着团队常年在田间摸索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的品种与种植方法。
对一个人多地少、靠天吃饭的国家来说,单产提高意味着同样一块地能多养活好几口人,这比任何口号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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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手们一边击鼓一边起舞,一面鼓重达二三十公斤,他们照样能举过头顶继续敲击。这并不是专门为游客排演的节目,而是在漫长的苦日子里沉淀下来的生活方式。
布隆迪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
中国驻布隆迪使馆2014年介绍,当时全国近60%的人口不到25岁,每名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曾达五六个。走进村子,到处都能看到光着脚奔跑的小孩,这既是沉重的抚养压力,也是这个国家未来最大的变量。
回头来看,布隆迪是一个被地理、历史和人口反复挤压的国家,穷是事实,难也是事实,但它并没有停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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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踏上那片土地,但布隆迪的存在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他们同样有尊严,也同样有把日子过下去的办法,这一点,或许比财富本身更值得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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