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转自: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高欢命斛律金作《敕勒歌》的深刻用意
据《北齐书·神武本纪》记载,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十一月初一,因在玉壁战事严重不利,高欢抱病返归晋阳。
该月十一日,高欢派高洋从晋阳前往邺城镇守;十二日,召世子高澄从邺城前来晋阳;十六日,高欢上表孝静帝解除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职。这时,西魏传言高欢中弩已死,谣言汹汹于东魏,高欢闻听后,强撑病体出来与东魏勋贵高官见面。就是在这次见面会上,高欢“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从急派高洋前往国都邺城代高澄镇守,到密召高澄速来晋阳交代后事,以及为澄清西魏谣言,强打精神“勉坐见诸贵”等系列操作看,高欢的确已病入膏肓,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那他为何在自己与诸勋贵的人生告别会上,让斛律金作《敕勒歌》,亲自动情唱和,乃至情不自已到感哀涕零呢?他难道不担心充满思乡情调的《敕勒歌》,以及自己“哀感流涕”的伤感动容,会更加影响刚刚战败的东魏部队士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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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清楚,从自己卧倒病榻、兵败退还晋阳,到西魏所传谣言盛起之后,军队士气已经跌入谷底。他走出病房,出来面见众人,不仅使谣言不攻自破,而且还能极大地振奋士气,鼓舞人心。但这些远远不够,高欢还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
如《北齐书·神武本纪》所说:“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胸怀大略的高欢向来运筹帷幄,机密严谨,且深藏不露。
高欢,虽然籍贯是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人,但从他祖父高谧时,举家便迁徙到怀朔镇。此后,其父高树便一直生活在这里。到高欢出生后,因父亲不事产业,故母亲死后,幼年的他就一直生养在姐夫鲜卑人尉景家中。从高谧到高欢,高氏三代久居怀朔,可以说高欢已经是个完全鲜卑化的汉人。因而,《北史》称他“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北魏迁都洛阳后,长期驻守北边的怀朔、沃野等六镇将士地位下降,加之当时这里遭受极端气候影响,导致粮草短缺,六镇底层居民对高层将领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爆发了北方六镇(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戍卒和镇民反抗北魏王朝统治的大起义。
这次边镇起义,规模宏大,波及时间长,直接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终结,同时也使得无数枭雄横空出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欢便崛起于其中。
看到时机来临,高欢带着个人的勃勃雄心壮志,先后参加了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并在义军中暗结死党,迅速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看到契胡酋长尔朱荣势力强大,便与死党尉景、段荣等叛离义军,投奔尔朱荣,并很快赢得尔朱荣的信任。
永安三年(530年),孝庄帝亲手刺杀尔朱荣于洛阳,不久其又被尔朱荣的部下杀死。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归顺自己,然后以寻求就食之地度荒为名,把他们带到了太行山之东的河北。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军民,成为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基本盘。尉景、刘懿、刘贵、蔡俊、司马子如、贾显智、娄昭、厍狄干、斛律金等后来一大帮东魏、北齐的显赫勋贵,基本上全来自六镇义军之中。
临终之前,高欢把世子高澄急召到晋阳,然后辞去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职,最后和高澄一同出席与诸贵的最后见面会……高欢这一系列举止背后,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当众以合法程序完成权力的正常交接。
高欢临终前专门向高澄口述遗言:“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见斛律金在高欢心中的地位及信赖程度。
斛律金乃敕勒人,是敕勒酋长倍侯利的曾孙。402年,敕勒归附北魏,拓跋珪命倍侯利率部驻牧于漠南盛乐草原,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平原。斛律金长大后,从朔州敕勒部的酋长、怀朔镇军主步入仕途。到北方六镇起义时,盛乐失守,斛律金失去了阴山脚下的敕勒家园,从此与出生在阴山白道南的高欢,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独怀朔与敕勒,此时北方六镇的大片土地都在西魏领地,这让身在东魏的六镇军人时常会想起沦陷于敌方的远方故乡。
《敕勒歌》所描绘的阴山下敕勒川,是敕勒人的家园,也是包括高欢在内的六镇军人概念上的共同故乡。远离故土,亲戚别散,有美丽的家园却不能归还,这是东魏军人的共同情感诉求。那么,要想回到美丽的故乡,就必须打败西魏,夺回属于自己的家乡领土!
高欢很擅长打“失去家园”这张情感牌。魏普泰元年(531年)二月,为笼络军心,激发斗志,高欢就曾制造谣言,说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给契胡为奴。在众人愁怨、哭声动地之时,高欢趁机劝谕大家说:“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北齐书·神武本纪》)于是群情激昂,共同拥戴高欢起兵造反。
此时此刻,高欢让斛律金当众作《敕勒歌》,并亲和之,自然有其天不假年、代马望北的个人悲壮情怀,但高欢更深刻的用意,是通过这首飘荡在阴山脚下的古老歌谣,唤起从那里出发,跟随自己南征北战,一直走到今天的北方六镇将士的思乡情、同胞谊,激发他们为回到美丽家园而同仇敌忾、勇于战斗。
高欢特地让斛律金用汉语演唱《敕勒歌》,更凸显了欲通过此歌,焕发所有人的豪情、凝聚各民族力量的意图。尤其高欢随着音节唱和,并当场哀感流涕,无疑更加强化了现场的情感共鸣,其临终殷殷嘱托之意不言自明。那就是,号召广大将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自己死后,更加紧密团结在继任统帅高澄周围,不离不弃,奋勇向前。
为敕勒族留下永久记忆
自斛律金引吭高歌后,《敕勒歌》作为美丽敕勒川的古老写真便辗转流传下来,不仅成为敕勒川的历史文化丰碑,也为早已消失的敕勒人留下了亘古的历史记忆。
《魏书·高车传》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先秦时,敕勒人居住在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两汉时期,趁匈奴、鲜卑遭打击迁移,他们南下到燕然山和頞根河一带(今蒙古色楞格河流域)。汉末魏晋时,很多丁零族人继续南迁,自二世纪中期鲜卑兴起后,丁零之一部分融合到鲜卑中,一部分仍以“敕勒”为名活跃于历史舞台,388至392年,他们曾短暂出现了翟魏政权,最终被后燕慕容垂消灭。
由于生活于漠北的敕勒部落日益强大,对柔然和北魏政权构成威胁。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二年(399年)到太武帝拓跋焘神鹿加 二年(429年),前后对敕勒人发动了四次较大的攻击。随之,许多敕勒部落相继归附北魏。
北魏在统一中国北方过程中,一直坚持一项迁徙分化政策,即将被降服的少数民族部落予以拆分,然后分遣到各郡之中。如登国四年(389年),“击败吐突邻部,徙其部落而还”;登国五年(390年),“击败贺兰、纥突邻、纥奚三部,纥突邻、纥奚归降内徙”。但对降服的敕勒人,却并没有将其拆散,而是予以整体性安置。原因是,“以其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429年,拓跋焘向漠北柔然发动进攻,高车各部降魏者三十余万人。接着,拓跋焘又向贝加尔湖一带的东部高车进攻,“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北魏王朝把贝加尔湖东部数十万敕勒人迁徙到了漠南一带。敕勒人“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宣化),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魏书·太祖记》)
位于内蒙古高原中部、阴山脚下的这片地肥草茂的地方,于是成为敕勒人的新家,被他们称为敕勒川。他们在这里安居生息,辛勤牧耕,到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这里出现了《魏书·高车传》中描写的盛况:“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至贡献。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自此,敕勒人生活稳定,物阜民丰,一切繁荣兴旺。到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时,这里甚至“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北史·高车传》)敕勒人乘坐高车,穿着民族盛装,祭天饮酒,载歌载舞,这样的场面的确令人神往不已。
由于敕勒人天性中的豪放粗犷、不任役使,才使他们的部落建制与生息地得以保全。而作为一个民族最典型文化特征的生活习性、语言交流、音乐表达……随之也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
《敕勒歌》所记录并传递下来的,正是敕勒先民的原初文化。
如今,敕勒族人连同他们曾经建立的国家,早已被尘封在厚厚的历史烟尘之中。但敕勒族却有两个人的名字被永久载入史册,一位是倍侯利,另一位是前者的曾孙斛律金,而斛律金正是《敕勒歌》的传唱源头。
一代名将,最终却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千载留名,这对斛律金来说多少有点意外,但对留存了一个民族古老记忆的《敕勒歌》而言,真是再自然不过了。
民族交融的结晶
在定居到敕勒川之前,敕勒(高车)人的迁徙史一直充满了愁苦与泪水。
其实,在北魏最初思考如何安置这些归降的敕勒部落之初,其政权高层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敕勒部镇抚使刘洁为代表的一帮人,就主张将敕勒人“籍没为奴”,但拓跋焘最终听从汉人崔浩的安抚政策,将他们迁徙安置在从陇西秦、凉诸州到阴山、代郡一带,并赐谷、赐衣、岁给廪食。而且,还将一些敕勒人迁徙到了北魏的腹心之地,加速了敕勒人的汉化进程和民族融合。
当时,拓跋焘将敕勒人分置漠南三地:一是秦川、凉州一带;二是阴山到代郡地域;三是河北、山西、河南商洛地区。
《敕勒歌》所咏唱的敕勒川,就位于第二处。
正是在这片丰沃的土地上,敕勒人得以蕃息安居,由此诞生了质直朴素、意韵真淳的《敕勒歌》。歌词浅近明快又酣畅淋漓,真实记录并艺术再现了敕勒人在这里殷实富足、其乐融融的生活景象。
没有北魏拓跋焘的怀柔政策,没有与汉民族的交融,就不可能有敕勒人这样的富足祥和生活,更不会有《敕勒歌》的吟唱。
与《敕勒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首北方民歌《匈奴歌》,其歌词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洋溢全歌的是哀婉凄楚的语调,表达的失去领地的困苦,以及对生活无着落的悲叹。
据郭茂倩引《十道志》中言《匈奴歌》的创作来源:“焉支、祁连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其夏,又攻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征讨匈奴,第一次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第二次攻入祁连山。《匈奴歌》应该就诞生在这两次征战之后不久。
再来看同样收录于《乐府诗集》之中的另外两首北朝乐府。其一为《慕容垂歌辞》:“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其二为《地驱歌乐辞》:“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
这两首诗共同存在的问题是,用语俚白,措词失当,缺乏韵味,不知所云。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民歌在翻唱为汉语的过程中,翻译不当,加工不精,是生硬转译的结果。
《敕勒歌》则与上述诗歌完全相反。寥寥27个字,如一部气势恢弘的大片,将一帧帧叠加的画面依次徐徐展开:广袤无际的敕勒川,背后映衬着绵亘千里的阴山,天笼其上,旷野阔远,深邃而宁谧的草原之上,有风吹来,掀起阵阵绿浪,掩映于草场中的牛羊,奇迹般闪现于绿草偃伏的瞬间。
《敕勒歌》所采用的“六、八、六、七”结构,正是突厥早期民歌的语言节奏,而它奔放粗犷的文学风格,更呈现了这个游牧民族的原始风貌。与此同时,全诗在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词语对仗、诗眼设立等修辞细节上,又处处能看到汉民族诗歌的写作特点。
在用汉语记录的北朝少数民族诗歌中,《敕勒歌》无疑是意蕴最为丰厚、翻译最为恰切、音韵最为得当、结体最为工整、表达最为天然的一首杰作。
全诗运用动静相承、虚实呼应、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使用对偶比衬、叠字对句的结构,而且讲究音律平仄,既吸收了汉语言诗歌的写作特点,又保持了原民族诗歌的表达风格,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实证。
上承往古、下接未来的《敕勒歌》,仍在诉说深藏其中的民族史、文化史、音乐史等多重蕴含,其经典而隽永的歌词仍将被更多的来人传唱。
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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