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多名人。
这话并非乡人自夸,而是有实在的底气。
在全世界能挂上号的名人,重庆市忠县就不下十几位。巴蔓子、严颜、秦良玉、甘宁、文立、高倬……哪一个不是载于史册、光照汗青的人物。
重庆直辖后评选重庆十大历史人物,忠县籍的竟占了三位:巴蔓子、严颜、秦良玉。
一座三峡库区腹地的小城,能在一部中华名人谱上占据如此密集的页码,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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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县城一瞥
然而,在这众多名人之中,有两位历史名人的命运颇有意味,值得细说。
一位守住了,一位几乎“丢掉”了。
守住的是巴蔓子,丢掉的是甘宁。
先说守住的巴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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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蔓子是春秋战国时代巴国的将军,忠县人。当时巴国内乱,危在旦夕,巴王命巴蔓子向楚国借兵。楚王开出的条件是割让巴国三座城池。巴蔓子不得不答应,却许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到时候拿不到三座城,我把脑壳砍给你。”内乱平息,楚使索城,巴蔓子面临两难: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他的选择是拔剑自刎,以头授楚使,留下一句“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楚王捧着这颗头颅,喟叹不已,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王亦以上卿之礼葬其身。
一个将军,两颗头颅的葬礼,忠信两全,气贯长虹。
唐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感念巴蔓子“地边巴徼、意怀忠信”,改临州为忠州。忠县之名,由此而来,沿用至今一千三百余年。
巴蔓子在忠县守得牢牢的:刎首留城处、巴王庙、蔓子路、点将台、练兵场,遗迹处处可寻;每年农历三月三的“三月会”,老百姓烧千斤蜡烛祭祀,历代太守亲自主祭,香火绵延不绝。
一个死去两千多年的人,在自己的故乡活成了神。
再说丢掉的甘宁。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就是今天的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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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在《三国演义》中赫赫有名的东吴大将,少年时是地方上有名的“锦帆贼”,腰悬铃铛,锦帆招摇,纵横江湖;后来折节读书,投奔孙权,从此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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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张辽大战甘兴霸
赤壁之战随周瑜破曹,夷陵之战谈笑退敌,濡须口率百骑夜袭曹营,孙权赞叹“曹操有张辽,我有甘兴霸,足以与他匹敌”。陈寿在《三国志》中将他列为“江表之虎臣”,官至西陵太守、折冲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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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位人物,是地地道道的忠县人,不要说外界很多人并不知情,就是绝大多数忠县人也并不太了解。
原因很简单:如今的忠县几乎看不到多少甘宁的痕迹。除县志、名人录等故纸堆外,没有什么墓碑遗迹,没有太多的故事传说,甚至地名、纪念建筑物也寻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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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蔓子有的,甘宁几乎都没有。
忠州丢掉的甘宁,却被毗邻的万县拣起来了。
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不仅有一个镇取名甘宁(原叫甘宁乡,拆乡建镇后改现名),还有一座甘宁墓,位于万州大瀑布景区附近,墓前石碑上写着“大将军甘宁墓”,另有一碑上书“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
当然,甘宁墓并非仅此一处。在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也有一处甘宁墓,位于半壁山,临江而立,背倚军山,该墓占地六十六余公顷,园内桂园竹圃相映,墓高两米,周长六米,前有仿古六柱青石牌坊,颇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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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北阳新县的甘宁墓
阳新是甘宁当年任西陵太守时所领之地,他死后百姓感其惠爱,厚葬于此,历代加修,香火不绝。
然而,屈指算来,万州有墓,阳新有墓,南京据说也有甘宁墓的记载,唯有甘宁的原籍忠县,却没有他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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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清楚一层关系。甘宁生于蜀地,却成了吴国的大将,一生与蜀汉为敌。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各为其主的历史常态,但在当时乃至后世相当长的时期里,蜀地人对这位“叛徒”是颇有芥蒂的。
甘宁死于建安二十年(215年),此时蜀汉政权尚在,家乡人自然不会为一个效力敌国的人立碑建祠。这种情感上的隔膜,或许正是忠县长期“丢失”甘宁的深层原因。
巴蔓子为国捐躯,死得其所;甘宁却背井离乡,效力他国。在“忠文化”浸润千年的忠州人眼里,前者是忠的极致,后者似乎总隔着一层。
那么,万州甘宁镇现存的大将军甘宁墓又是何时建立的呢?此事无考。可查的历史记录是几毁几建。
据载,甘宁去世后,乡亲们曾在甘宁镇斑竹林垒过一个土堆,不敢树碑立传。
直到1932年,当地教书先生杜介山才在旧冢处重新垒坟修墓,第一次立了“大将军甘宁墓”和“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两块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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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毁墓造田,碑被砸为数截,流失民间。
现在看到的是2002年万州区有关部门按照旧制复建的。旅游解说词说这是衣冠冢,并非真正的墓葬。问题是,时隔两千多年后才新建的墓,又哪里去寻当年的衣冠?于是这处景点又换了一个名字,叫“纪念衣冠冢”。
我不知“纪念衣冠冢”的含义该如何理解,大约属于地方民俗纪念遗迹,是万州后世附会形成的纪念地罢了。
但话说回来,既是为纪念他才创出的一个墓,原出生地的忠县为何不效仿?这个问题,值得忠县人认真想一想。
如今为开发旅游资源,很多地方都开始挖掘离奇古迹,诸如猪八戒墓之类荒诞不经的东西都臆造出来了,为一个死去两千多年的名人新建一墓,又何奇哉怪哉?
但忠县的情况与别处不同。忠县不是没有名人,恰恰相反,名人太多,多到巴蔓子的光芒足以遮蔽后来者。忠县的“忠文化”以巴蔓子为源头,以严颜为承续,以秦良玉为巅峰,一条主线清晰而纯粹。
甘宁的身份却有些尴尬:他是忠县人,却效忠东吴;他勇冠三军,却与蜀汉为敌。在一个以“忠”立县的地方,甘宁的“忠”究竟忠于谁?这个问题,古人回避了,今人似乎也还在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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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人物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的。甘宁的勇猛、果敢、改过自新的魄力,以及他从“锦帆贼”到“江表虎臣”的人生转变,本身就是一部极富张力的传奇。
他在夷陵城下谈笑自若面对箭雨,在濡须口率百骑夜踏曹营,这些故事放在任何一部英雄谱里都毫不逊色。
忠县若能为甘宁留出一席之地,非但不会削弱“忠文化”的内涵,反而能增添一层更为复杂、更为真实的历史维度。
毕竟,忠义之士不必都死于故土,英雄之名也不必都刻在故乡的石头上。
万州人替忠县做了这件事,忠县人固然可以心安理得,但夜深人静翻检县志时,看到“甘宁,临江人”那寥寥数语,总该有些别样的滋味罢。
独特的甘宁墓,说到底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仅是一位三国名将的身后荣哀,更照见一方水土如何选择记忆、如何安放历史?
巴蔓子守住了,守得堂堂正正;甘宁丢掉了,丢得悄无声息。可历史从来不会真正丢掉任何人,它只是在那里等着,等着后来者有一天愿意回过头去,把那些散落在别处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认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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