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文/王连升
铜陵市辖一县三区,四地乡村振兴的路径分化清晰:铜官区以城乡融合与闲置资源活化破题,义安区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化立骨,郊区以“三资”规范化治理与古镇文旅融合开路,枞阳县以特色产业体系构建与联农带农机制筑基。以下四篇分别以“机制—产业—治理—体系”为分析主轴,每篇聚焦一个县区的核心实践逻辑,兼顾理论纵深与实践可操作性。
第一篇 · 铜官区:城乡融合型城郊乡村振兴的机制建构
摘要
铜官区作为铜陵市中心城区,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不是“如何留住人”,而是“如何在高度城市化的空间邻近性中,把城市的消费力、资本流与治理资源转化为乡村的发展动能”。本文基于铜官区农林村、朝山村两个省级精品示范村的实践,提出城郊型乡村振兴的“资源活化—利益联结—空间重构”三重机制框架。研究发现,铜官区的关键突破在于以“村建企营、以租代投”重构了村集体与市场主体的权责关系,以“三色资源”体系化运营替代了单点产业扶持,以“区牵头、部门协同、镇落实、村民参与”的四级机制化解了城郊治理中常见的条块分割困境。其可推广的经验不在于某个具体项目,而在于一套让城市要素“愿意来、留得住、分得清” 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城郊型乡村振兴;城乡融合;资源活化;利益联结;铜官区
一、问题的提出:城郊乡村振兴的“邻近性悖论”
城郊乡村享有城市消费辐射、基础设施延伸与人才回流便利,却同时面临土地碎片化、产业非农化冲动和治理城市化挤压的三重张力。铜官区地处铜陵主城,西湖镇农林村距主城区仅十分钟车程,朝山村兼具独立工矿区转型背景与近郊区位。这种“近”既是优势——农林村冬季务工村民日均收入超200元,农家乐高峰期日接待百桌客人;也是约束——若缺乏有效的机制设计,城郊乡村极易沦为城市扩张的被动承载地,而非主动的价值创造者。铜官区实践的意义,正在于用制度设计把“邻近性”从被动条件转化为主动能力。
二、机制一:资源活化——从“闲置存量”到“可经营资产”
城郊乡村最容易被低估的资源,是那些“城市需要但乡村尚未定价”的存量:闲置农房、低效厂房、矿坑迹地、林下空间。铜官区的做法是先完成资源的“可经营性确权”,再引入专业化运营。
农林村通过“项目+农户+村集体”模式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发展民宿、农家乐、居家养老等业态;村集体将农房打包租赁给文旅企业,村民获得保底租金并参与项目分红。朝山村则依托安徽朝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稳住集体经济基本盘,同时跳出“只靠矿产吃饭”的路径依赖,投资建设共富理想艺术村项目,打造户外营地、精品民宿、农事体验与艺术文创多元业态。朝山农文旅项目总投资约1.12亿元,规划范围2.6平方公里,采用 “村建企营、以租代投” 合作机制,村民通过劳务、经营、股权分红实现收益多元化。
这一机制的实质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清晰分层:村集体掌握资源的所有权与收益分配的底线控制权,市场主体获得经营权的完整激励,农户嵌入劳务与分红的多元收益结构。相较于“村集体自己干”的能力不足和“企业单独干”的分配失衡,“村建企营”在城郊场景下找到了一个可复制的均衡点。
三、机制二:利益联结——从“带动”到“可核算的共富结构”
“联农带农”在实践中常流于口号,症结在于缺乏可核算的联结载体。铜官区的探索将利益联结嵌入具体的项目财务结构。
农林村8个重点项目总投资5290万元,其中4个产业项目带动80余户农户参与,预计户均年增收1.2万元,村集体年增收超40万元。朝山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万元,其共富理想艺术村项目串联范家湾烈士墓、古代采矿遗址的红色研学线路,与草莓采摘、莲藕基地等绿色农产资源形成“红—金—绿”三色闭环,把旅游消费留在村域内部。新城办推进的“新城耕乐园”一期建成200个共享菜园及休闲业态,二期规划“农场+农家乐”集群,预计年吸引游客8万人次、带动就业超百人、营业额超500万元。
可推广的启示是:利益联结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分配比例的“高”,而取决于核算单元的“小”与“清”。以单个项目为单元核算户均增收、以村集体年度经营性收入为单元核算公共收益,比笼统的“带动效应”更具治理约束力。
四、机制三:空间重构——三色资源体系与近郊微度假产业链
铜官区没有把乡村振兴等同于“发展农业”,而是把空间本身作为产品来经营。朝山村的“红色铸魂、绿色打底、金色赋能”三色资源体系,本质是对空间功能的重新编排:红色研学对应文化消费,绿色采摘对应家庭休闲,黄金文化体验对应工业遗产旅游,三者串联为“近郊微度假完整产业链”。农林村以“铜官驿站 寻味农林”为定位,把茶园冬管、农家餐饮、大棚采摘、休闲垂钓组合为复合型近郊休闲产品。区级层面,“寻梦青铜游、近郊乡村游、城市休闲游”三条线路已初具规模。
这一空间策略的关键判断是:城郊乡村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乡村,而是城市内部的休闲供给。因此,产品设计的逻辑必须是“城市缺什么、乡村补什么”——城市缺的是有真实生产场景的短时逃离,乡村供给的就不能是“仿城市化”的农家乐升级版,而是把农业生产过程、工业遗产记忆和生态景观作为不可替代的体验内容。
五、实践性建议
第一,建立“村建企营”合同的标准化条款库。 重点明确保底租金调整机制、经营权退出条件、村民劳务用工的优先比例和分红核算口径,降低各村重复谈判的交易成本。
第二,将“户均增收”纳入项目前置评估。 新上项目在审批阶段即须提交联农带农的核算方案,明确受益户数、增收来源和发放方式,避免事后统计的模糊化。
第三,以“近郊微度假线路”为单位统筹基础设施投入。 当前各村基础设施投入存在重复建设倾向,建议以线路为单元打包申报和验收,提高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
第四,警惕“非粮化”与“过度文旅化”的长期风险。 城郊乡村的土地机会成本高,文旅项目对耕地的替代压力持续存在。应在区级层面划定乡村产业用地的负面清单,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和生态基底不被侵蚀。
第二篇 · 义安区:农业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转化路径
——以铜陵白姜与凤丹产业为分析对象
摘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不等于价值的自动实现。义安区拥有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义安凤丹栽培系统(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项高能级文化资产,其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将“遗产身份”转化为“产业能力”和“共富机制” 。本文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种质—标准—链条—场景—联结”五阶模型,分析义安区从“论斤卖”到“论品牌卖”的转型逻辑。研究发现,义安区的关键突破在于以片区化重构替代单村打造,将白姜产业从天门村单一产区扩展为联动8个村的全产业链片区,在种质保护、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研学康养之间建立起价值递进关系。2025年白姜全产业链产值超10亿元、凤丹产值5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比1.32:1居全省第一,为农业文化遗产型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检验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片区化;铜陵白姜;凤丹;义安区
一、遗产的“沉睡”与唤醒:一个分析框架
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不会因为“认定”而自动释放。白姜在铜陵有逾两千年种植历史,但直到种植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产业形态仍长期停留在鲜姜销售和初级加工层面。义安区的实践表明,遗产价值的唤醒需要依次跨越五道门槛:种质资源的可控性、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加工链条的纵深、消费场景的体验化、收益分配的联农性。五者缺一,遗产就只能停留在“文化标签”层面,无法成为产业竞争力。
二、种质与标准:遗产价值的“可复现性”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资产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与人工驯化形成的种质资源和耕作体系,但其经济价值的前提是品质的可复现性。义安区已制定《铜陵市义安区白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35年)》和《凤丹种植扶持政策实施方案(试行)》,将种质保护与标准化种植作为产业政策的前置环节。2024年全区白姜种植面积超过5500亩,产量突破7500吨,现有白姜加工企业20余家。天门镇作为核心产区,白姜种植面积达5500余亩。
实践判断:遗产型产业的规模扩张必须以标准化的品质控制为边界。白姜的“面积不扩张、价值要提升”策略是审慎的——在种质纯度和栽培规范尚未完全数字化之前,盲目扩面会稀释遗产的稀缺性溢价。
三、链条与场景:从“农产品”到“文化消费品”
义安区最具方法论意义的创新,是把白姜从“论斤卖”推进到“论品牌卖”,再推进到“论体验卖”。品牌端,“佘家贡”获评中华老字号,铜陵白姜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场景端,中华白姜文化园、南门姜业专业合作社成为“皖美好物”媒体见面会的实地探访点,采姜、剥姜、腌制技艺被转化为可参与的文化体验。凤丹则从药材延伸至护肤品等衍生品类,春日万亩花海本身构成景观消费。
这一链条的深层逻辑是遗产的价值重心从“物质产出”向“意义供给”迁移。白姜的辛辣风味是物质价值,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千年耕作智慧”是意义价值。后者才是城际竞争中不可复制的部分,也是支撑品牌溢价和研学康养业态的基础。
四、片区化:破解“单村出彩、整体不强”的空间组织创新
义安区在多年实践中识别出一个关键瓶颈:单村打造容易造成“点上好看、面上暗淡”“建设有投入、运营难持续”。其应对是以片区化重构产业的空间组织,将全区划分为“铜陵白姜”产村融合发展片区、“江南铜谷”景村融合发展片区、“水乡共富”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和“江上明珠”生态共建发展片区。
白姜片区的设计尤具分析价值:以天门村白姜产区为龙头,联动周边8个村,重点不是扩面积,而是把种质保护、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展示体验、研学康养串成完整链条,“把白姜从单一农产品做成一个有文化、有品牌、有联农带农机制的片区产业”。“江南铜谷”片区则以风景道为轴,串联9个村及景区,解决游客“怎么来、怎么停”“看什么、玩什么、买什么”以及“村庄怎么受益”的系统性问题。
片区化的实质是把乡村振兴的竞争单元从“村”提升到“产业链” 。单村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被片区内部的差异化分工替代,龙头村承担品牌与加工功能,联动村承担原料与体验功能,公共基础设施按片区而非按村配置,投资效率显著改善。
五、共富绩效与风险提示
2025年义安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35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1.32:1居全省第一;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01.47万元;犁桥村集体经营收益从2023年的76.1万元增至2025年的225万元,西联镇发展民宿34家、农家乐58家,带动10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风险提示:农业文化遗产型产业面临“遗产溢价依赖”的长期风险。一旦品牌热度回落或消费者对“遗产”标签脱敏,产业需要具备不依赖标签的实体竞争力——即加工深度、产品迭代能力和渠道控制力。义安区应在白姜精深加工和凤丹衍生品研发上保持持续投入,避免将片区化收益过度集中于文旅流量。
六、实践性建议
第一,建立白姜种质资源的数字化档案与栽培规范的量化标准。 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耕作智慧转化为可培训、可核查的操作规程,是规模经营主体复制品质的前提。
第二,将“片区联农带农核算”制度化为片区运营的刚性要求。 每个片区须公布受益村数、受益户数、户均增收来源与金额,作为下一年度财政支持的前置条件。
第三,在白姜和凤丹之外培育“第三支柱”加工品类。 降低单一品类遭遇市场价格波动或消费偏好迁移时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片区化推进中保留“非旅游化”的产业空间。 并非所有联动村都适合文旅业态,应允许部分村专注于原料标准化生产和初加工,避免全域文旅化对农业生产功能的挤出。
第三篇 · 郊区:资源规范化治理与古镇文旅融合的双轮驱动
——“三资”制度能力如何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
摘要
郊区乡村振兴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最突出的创新发生在治理层面而非产业层面。大通镇和悦村通过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滩涂土地经营权,以第三方评估、平台挂网、线上竞价的程序化操作,实现了集体资源从“村级自主招标”到“阳光交易”的制度跃迁。这一看似技术性的改革,实质是用产权交易的规范化重建村集体的资源定价能力和公信力,为后续的产业引入和利益分配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郊区以“国有资源+专业团队”模式活化大通古镇老建筑,引入社会资本2000余万元实施修旧如旧改造,探索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三权分置”。本文认为,郊区的经验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命题:乡村振兴的瓶颈往往不在“缺资源”,而在“资源无法被可信地定价和交易” 。制度能力是产业能力的前置条件。
关键词:农村集体“三资”;产权交易;古镇活化;三权分置;郊区
一、“三资”困境:乡村振兴中被低估的制度瓶颈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长期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资源名义上属于集体,但实际定价权往往悬浮于村干部个人判断与村民不充分的信息之间。村级自主招标容易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价格发现不充分,集体资源被低估;二是程序透明度不足,即便价格合理也难以获得村民信任。和悦村的滩涂土地经营权交易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对照:此前由村级自主操作,2026年改为聘请第三方评估公司现场评估、通过铜陵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挂网,最终由铜陵悦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每年14760元竞得,用于种植意杨树,“既实现了资源的保值增值,更让交易在阳光下运行”。
理论含义:这笔交易的金额本身并不巨大,但其制度信号是强健的——它向村民证明了集体资源可以被客观定价,向市场证明了进入郊区乡村资源的交易成本是可预期的。制度信誉的积累,是后续更大规模产业投资的前提。
二、从“管住”到“用活”:闲置资产的再经营
规范化治理的最终目的不是“管死”,而是“用活”。和悦村在完成滩涂交易的同时,对一处承包到期后闲置的20余亩蔬菜大棚进行自主经营,连片种植南瓜,预计年产量可达10万斤,既实现闲置资产再利用,又新增集体经营性收入。更具推广价值的是村集体针对留守老人卖菜不便问题的制度设计:对接优质蔬菜供应商,以集中收购、统一贩卖的方式替代老人每日渡船往返卖菜,在降低农户交易成本的同时为村集体创造服务性收益,形成“群众与集体双向共赢”。
这一做法的启示在于:乡村振兴中大量的“小制度”比“大项目”更具普惠性。集中收菜的统一贩卖不依赖财政投入或外部资本,仅通过组织方式的改变就同时解决了农户的市场弱势和集体的收入来源问题,是典型的低资本密度、高组织密度的制度创新。
三、古镇活化:“三权分置”作为文旅融合的制度接口
郊区的大通古镇是铜陵最具历史文化厚度的空间资产之一,因水成驿、因商成镇,曾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商埠,同时承载退捕渔民转产、江豚保护与古镇更新的多重议题。郊区在古镇活化中采用的 “国有资源+专业团队”合作运营模式和 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三权分置” ,实质上是把“三资”治理中形成的产权清晰化能力,向文旅资产领域延伸。
这一制度安排的价值在于:古镇建筑的保护性约束(修旧如旧)与市场化运营的效率要求之间存在天然张力。若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保护标准容易被经营压力侵蚀;若经营权无法独立,专业运营团队缺乏长期投入激励。“三权分置”在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可执行的边界:国有资源的所有权确保保护的底线不被突破,经营权的独立赋予运营主体可预期的回报周期,收益权的清晰分配则让村集体和村民能够分享文旅增值。郊区同步推进的大通古镇街区更新、龙舟赛、草坪音乐节和“夜间、研学、赛事、票根”多元经济,正是经营权活化后的业态展开。
四、产业基底:没有产业腹地的文旅是脆弱的
郊区并未将乡村振兴完全押注于古镇文旅。郊区经开区成为全省唯一跨江发展省级开发区,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184亿元,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59万户。经开区向低效厂房要效益,推进新材料产业园建设,以“腾笼换鸟”承接新材料企业集聚。这意味着古镇文旅的客流和消费力背后,存在一个由工业就业和收入增长支撑的本地需求基础。
实践判断:文旅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成功率高度依赖腹地经济水平。郊区“工业立区”与“古镇活化”并行的结构,避免了将乡村振兴简化为“造景引流”的常见陷阱。
五、实践性建议
第一,将“三资”交易的规范化流程向全镇域推广并固化为制度模板。 重点不是平台本身,而是“第三方评估—平台挂网—竞价成交—结果公示—收益入账”的闭环操作手册,使各村不依赖个别能人也能执行。
第二,建立集体资源交易的“基准价格数据库”。 按资源类型(滩涂、水面、林地、建设用地)分类积累历史成交价格,为后续交易的底价设定和村民监督提供参照。
第三,在古镇活化中设置“社区受益条款”。 将一定比例的经营收益或就业岗位定向配置给原住村民和退捕渔民,确保文旅增值不完全外流。
第四,保持对“古镇文旅过热”的审慎。 大通古镇的核心竞争力是“真实的历史空间”,过度商业化会消解这一根本资产。业态引入应以“低密度、高质感”为原则,避免同质化商铺对古镇肌理的侵蚀。
第四篇 · 枞阳县:县域特色产业体系的构建逻辑与联农带农机制
——“一县一特”如何从口号走向可核算的产业体系
摘要
枞阳县是铜陵唯一的县,也是四地中乡村振兴任务最重、产业基础最薄弱的单元。其战略选择不是复制城郊的资源活化模式或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化路径,而是在县域尺度上构建一个“主导产业—配套产业—联农机制”相互支撑的特色产业体系。白茶作为“一县一特”的主导品类,依托岱鳌村等载体形成“合作社+支部+农户”的组织形态;枞阳媒鸭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格局嵌入乡镇经济;二者与铜陵白姜的区域公用品牌形成“共享品牌资产、差异化品类分工”的关系。本文分析这一体系的内在逻辑,并指出其面临的核心挑战:从“产业存在”到“产业能力”之间,隔着种业、标准、加工深度和渠道控制四道门槛。
关键词:县域特色产业;枞阳白茶;枞阳媒鸭;联农带农;枞阳县
一、县域乡村振兴的起点差异:为什么枞阳不能照搬铜官与义安
铜官区的城郊邻近性、义安区的遗产禀赋,在枞阳县都不具备。枞阳地处长江北岸,山区、圩区、洲区地貌并存,历史上是传统农业大县,工业基底和文旅流量均弱于江南三区。铜陵市域层面已形成“一县一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政策框架,构建了以“七个一”特色产业为主导、枞阳媒鸭和苗木盆景等为补充的格局。枞阳的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在一个缺乏“捷径”的县域中,用体系化的产业组织替代单点突破。
二、白茶:一个主导品类的成长逻辑与瓶颈
枞阳白茶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县域内最具品牌化潜力的种植业品类。岱鳌村建成500亩集体经济茶园,形成采茶制茶全产业链,同步发展黄牛养殖、媒鸭养殖及花卉苗木产业,通过“合作社+支部+贫困户”模式整合土地流转。县“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围绕白茶延链补链,2026年计划整合涉农资金实施农村公路工程72.8公里,其中白茶等产业路19.1公里,基础设施投入向主导产业倾斜。
但“产业存在”与“产业能力”之间的差距需要清醒评估。 白茶的经济价值高度依赖品牌溢价和加工精细化程度,而枞阳白茶目前仍处于品牌建设的早期阶段,与安吉白茶、福鼎白茶等成熟产区相比,在种苗繁育体系、加工标准化程度和渠道控制力上存在显著落差。500亩集体经济茶园的规模效应有限,若不能在加工深度(如白茶衍生品)和渠道端(如自有品牌直供)形成突破,容易陷入“为他人作原料供应”的低价值锁定。
实践建议:将有限的涉农资金优先投向种苗繁育体系和加工标准化,而非继续扩面。同时探索与江南三区(尤其是义安区)的跨区品牌协作,借助铜陵白姜和凤丹已建立的区域公用品牌运营经验,降低枞阳白茶品牌建设的试错成本。
三、媒鸭与“七个一”:配套产业的生态位
枞阳媒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产业组织形态与白茶不同:白茶是“主导品类”,媒鸭是“配套产业”。铜陵市“七个一”特色产业体系的政策设计,实际上为媒鸭提供了明确的生态位——不与白姜、凤丹争夺“铜陵名片”的位置,而是在县域内部形成差异化的品类组合。岱鳌村在白茶之外同步发展媒鸭养殖,流转稻田500亩用于媒鸭项目,正是这种组合逻辑的微观体现。
这一安排的理论意义在于:县域特色产业体系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单一品类做多大,而取决于品类之间是否形成风险对冲和资源互补。白茶用工集中在春季采茶季,媒鸭养殖和稻田流转用工在时间上形成互补;白茶需要坡地,媒鸭依托稻田水面,土地资源不冲突。这种“时间—空间”的双重互补,是枞阳产业体系设计中被低估的合理性。
四、联农带农:从模式名称到可核算机制
“合作社+支部+贫困户”“合作社+支部+农户”等模式在各地广泛使用,但其实际效果差异极大。枞阳的案例中,值得关注的是联农机制的具体载体而非模式名称:岱鳌村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白茶基地的除草、采茶、制茶环节吸纳本村劳动力,媒鸭项目流转稻田形成租金收入。铜陵市层面推进的“后备箱助农”环节和直播助农行动,则将枞阳白茶、媒鸭、汤沟茶干、土鸡蛋、手工粉丝等产品集中推向消费端。
实践性判断:联农带农的有效性取决于三个可核查的指标——受益户数是否明确、增收来源是否具体、发放方式是否可追溯。枞阳应在县级层面建立特色产业项目的联农台账制度,每个项目在立项时即锁定受益农户清单和增收核算口径,年度验收时逐户核对,避免“带动千人”式的模糊表述。
五、体系构建的优先序与风险
枞阳特色产业体系面临的核心约束是资源有限性与品类多元性之间的张力。白茶、媒鸭、苗木盆景、水产、粮油多个品类同时推进,容易分散政策注意力和财政资金。建议的优先序是:白茶作为品牌突破品类集中投入,媒鸭作为现金流品类稳定推进,其余品类以“不拖累、不挤出”为原则维持基本支持。
同时需要警惕两个风险。其一,白茶热度的周期性。茶叶消费的品类偏好具有明显的流行周期,枞阳白茶若未能在热度窗口期内建立起种业和加工端的护城河,窗口关闭后将面临产能闲置压力。其二,耕地“非粮化”的政策风险。白茶扩种和媒鸭稻田流转都涉及耕地用途,必须在县级层面严格划定特色产业用地的空间边界,确保粮食生产功能不被系统性削弱。
六、实践性建议
第一,建立枞阳白茶种质资源圃和加工标准体系,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不可逆的能力建设”而非“可逆的面积扩张”。
第二,将“联农台账”制度嵌入所有特色产业项目的立项与验收环节,使联农带农从叙事概念变为治理工具。
第三,探索“江南品牌+江北基地”的跨区协作机制,借助义安区在农业文化遗产品牌运营中的经验,缩短枞阳特色产业的品牌建设周期。
第四,在县域层面编制特色产业用地的“正面清单+负面清单” ,明确哪些空间适宜发展白茶和媒鸭,哪些空间必须维持粮食生产功能,以空间规划的制度刚性对冲产业冲动的短期性。
四篇的整体判断:铜陵一县三区的乡村振兴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谱系——铜官区解决的是“城郊乡村如何不被城市化吞噬”的机制问题,义安区解决的是“高能级文化资产如何转化为产业能力”的价值问题,郊区解决的是“集体资源如何在可信的制度中流动”的治理问题,枞阳县解决的是“资源有限条件下如何构建有韧性的产业体系”的组织问题。四者的经验不可简单互移,但共享一个底层逻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一套让资源可定价、让收益可核算、让权力可监督、让风险可分散的制度基础设施。这比任何单个产业项目的成败都更具长远意义。
王连升,研究员,长期深耕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社会责任(CSR)与ESG治理的标准化、评测与产业实践。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同时兼任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北京ESG研究院专家等职。他是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建设工作的一线支撑者,自2019年进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以来,连续多年服务于工信部内相关专项与课题,是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从起步走向深化的主要亲历者与执行者之一。是《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的主要起草人兼编制工作组秘书长,主导了该标准从2016年首版到2026年发布、贯标及标准化全过程。他还主导或参与了《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等多项团体标准与绿色制造、开源治理相关标准,并参与起草IPC-1401B《电子行业ESG管理体系》等国际标准,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框架的衔接。他连续六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连续多届牵头“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并统筹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绿色供应链高峰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将“国际视野、中国实践”嵌入行业议程。他提出了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以“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的治理框架,并构建“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及省部级课题40余个,参与《工信企业社会责任指导意见(草稿)》的起草支撑工作,主持编制多本《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连续多年推动联合国妇女署赋能职业女性职业发展项目在电子信息行业的落地,坚持知识公益二十年,累计覆盖超过710万人次。2024至2026年间,他先后获评IPC“亚洲标准化杰出服务个人”,全球电子协会“中国ESG杰出个人”及“亚洲标准化杰出服务个人”等荣誉,是工业和信息化社会责任领域兼具标准构建能力、产业穿透意识与国际对话经验的一位实践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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