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做官,有时候真不像“当官”,更像开店。店面是衙门,执照是吏部那张票,成本你自己垫,赚多赚少全看手腕。
这话用在杜凤治身上,再合适不过。
一
同治五年三月,杜凤治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吏部的公文,上面写着:杜凤治,签掣广东广宁县知县。即日赴任。
五十二岁的杜凤治拿着这张纸,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天。他老婆端了碗面进来,看他脸色不对,问:“怎么了?不是中了实缺吗?”
杜凤治把碗推到一边,说:“你知道从这儿到广宁,路费要多少?”
他老婆不说话了。
杜凤治掰着指头算:从北京到广州,水路旱路,一家老小加随从,吃喝住行,少说也得几百两。到了广州,还得先拜码头。然后从广州到广宁,又是一笔。到了广宁,衙门是空的,什么都要自己置办。幕友要请,书吏要养,上下打点,处处是钱。
他算来算去,算出个数字:没有两千两,连门都摸不着。
可他兜里,连二百两都没有。
他不是没想过当官。咸丰五年,四十一岁的杜凤治就去了北京,在吏部挂了号,等着“拣选”。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里,他住在前门外绍兴会馆,在同乡家里教书糊口,一个月赚一两二钱银子。这点钱,在京城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攒钱。
吏部有拣选的消息,他就赶去,前前后后跑了不下三十次,全都没中。
十年候选,他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头发白了一半,腰也弯了,眼睛也花了。好不容易在同治五年签掣到了广宁,却是兜里没钱,上不了路。
他正坐在堂屋里发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不认识。那人笑眯眯地拱手:“杜老爷大喜!听说您中了广宁知县,特来贺喜。”
杜凤治把人让进屋,倒了杯茶。那人喝了口茶,四下看看,压低声音说:“杜老爷手头紧不紧?我这里有银子,您先拿去用。”
杜凤治一愣。那人又说:“您放心,这是规矩。您中了实缺,要上任,缺钱,我们借钱给您。您上了任,手头宽了,再还我。”
杜凤治问:“利息多少?”
那人伸出两根手指:“对扣。借一千两,到手五百两,到期还一千两。”
杜凤治倒吸一口凉气。
那人笑了笑:“杜老爷别嫌贵。您知道,您这是第一次当实缺,又没有家底,肯借钱给您的人不多。我这利息,算是公道的了。您要是不借,后面还有人等着借呢。您自己掂量。”
杜凤治咬咬牙,借了四千两。到手两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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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杜凤治带着一家老小,从北京出发,一路往南走。
走了两个多月,到了广州,他又借了三千五百两。
为什么?因为到了广州得拜码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个都不能少。礼送轻了不行,送重了没钱。杜凤治精打细算,把每一笔都记在本子上。
两广总督瑞麟,满洲正蓝旗人,跟慈禧太后沾亲带故,是广东官场的老大。杜凤治去拜见他,瑞麟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眼皮都没抬:“广宁?那个穷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杜凤治陪着笑:“大人说得是。卑职此去,一定尽心竭力,不给大人丢脸。”
瑞麟“嗯”了一声,端起茶杯。旁边的师爷立刻喊:“送客!”
杜凤治从总督府出来,后背全是汗。
他又去拜见广东巡抚。巡抚倒是客气,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然后话锋一转:“杜大令年轻有为啊。我这里有个人,学问不错,你带去广宁用吧。”
杜凤治连忙说:“大人推荐的人,卑职求之不得。”
巡抚笑了笑,说:“那就好。他的束脩(工资),一年一千二百两,你看着办。”
杜凤治心里咯噔一下,脸上还是笑着:“应该的,应该的。”
从巡抚府出来,他又去拜见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盐道……每个上司都收了礼,都很客气,还推荐了几个人。将军推荐了一个,臬台推荐了一个,粮道推荐了一个。三个幕友,每人每年工钱一千二百两。还有一个“坐幕”,光拿钱不干活。
杜凤治全收了。他在日记里写:“我惟有送关书奉请而已。万不可因此等均系冗费,宛转推辞,致违宪意。”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上司推荐的人,我只能恭恭敬敬把聘书送过去,千万别推辞。推辞了,就是不给领导面子。
三
同治五年冬天,杜凤治终于到了广宁。
广宁是个穷地方。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两排矮房子,街上到处是牛粪。县衙倒是气派,青砖黛瓦,门口两只石狮子,可走进去一看,墙皮掉了,房顶漏了,院子里长满了草。
杜凤治站在县衙门口,看着这个破院子,站了很久。
师爷在旁边说:“老爷,这地方穷是穷了点,但穷有穷的捞法。”
杜凤治没理他,走进后堂,把行李放下。他老婆跟在后头,四处看了看,说:“这地方,比咱们山阴老家还破。”
杜凤治说:“凑合住吧。”
到任之后,头一件事是收税。
广宁的税不好收。老百姓穷,交不起。可上头催得紧,每年都有定额,完不成就要受处分。杜凤治把书吏叫来,问:“往年的税,是怎么收的?”
书吏是个老油条,在广宁县衙干了二十年,换了七八个知县。他笑嘻嘻地说:“回老爷,往年的税,都是按规矩收的。”
杜凤治问:“什么规矩?”
书吏说:“老爷您刚来,不知道。广宁这地方,穷是穷,但该交的税一分不能少。交不上来的,就让他欠着。欠着欠着,就变成‘民欠’。‘民欠’多了,上头就来查。查来查去,最后不了了之。”
杜凤治听明白了。所谓“民欠”,就是老百姓欠朝廷的税。可这些税,到底是老百姓真欠,还是书吏们贪了,谁也说不清楚。
他说:“从今天起,我亲自坐堂收税。你把人叫来,我一个个问。”
书吏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是,老爷。”
杜凤治亲自坐堂收税,效果立竿见影。老百姓看见知县大老爷亲自坐在堂上,谁也不敢拖欠。该交的交,该补的补。一个月下来,收上来的税比往年多了一倍。
书吏们急了。他们没有工资,在衙门里干。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收税时“上下其手”:多收的进自己腰包,少收的算“民欠”。杜凤治这么一搞,他们的财路断了。
书吏头子来找杜凤治,说:“老爷,您这么收税,不合规矩。”
杜凤治问:“什么规矩?”
书吏头子说:“历来的规矩,收税的事由书吏经手,老爷您只管最后对账就行了。”
杜凤治笑了笑:“我是知县,这县里的事,我说了算。”
书吏头子碰了个软钉子,回去之后跟手下人商量:“这个杜老爷,不好对付。咱们得想个办法。”
他们想了个什么办法?消极怠工。杜凤治要查什么,他们就说找不到卷宗。杜凤治要提人,他们就说人不在。杜凤治要下乡,他们就说路不好走。杜凤治被他们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让步。
他在日记里写:“书吏之弊,积重难返。非一日之功可除。”
意思就是:书吏的毛病,年头太久了,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
他让步了。收税的事,还是交给书吏经手。但他立了个规矩:每个月的账目,必须送到他桌上,他亲自过目。书吏们拿自己该拿的,但他的那份,一分不能少。
书吏们心里有数。每个月的“规费”,按时送到他桌上。逢年过节的“节礼”,只多不少。书吏役满要走人了,还得交一笔“公礼”。
公礼,就是书吏在任上贪的钱,临走时分给知县一份。
交多少?杜凤治跟他们谈。
书吏报个数,他觉得少了,不说话,端起茶杯喝一口。书吏明白了,加一点;他还不说话,把茶杯放下,书吏又加一点。最后谈妥了,他点点头,书吏把银子如数放在桌子上,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些事,杜凤治全写进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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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治十一年,杜凤治调到南海当知县。
南海是首县,县衙在广州城里。广州是省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布政使、按察使,全在这儿。杜凤治从一个小县城的知县,一下子成了“首县”的知县,官升了,但日子更难过了。
为什么呢?因为应酬多。
他日记里写,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去给总督请安,再去给巡抚请安,再去给将军请安。有时候一天跑好几场,从早到晚没歇过。
同治十三年,肇罗道台的老母亲过寿,杜凤治赶到肇庆去祝寿。来回花了十三天。去了之后,送礼、拜寿、赴宴、看戏,折腾了好几天。回来之后,又连着好几天回请。前前后后半个多月,一件正经公务事没干。
两广总督瑞麟过生日,杜凤治送了份礼,价值三千两。三千两是什么概念?他一年合法的收入才六百多两。这三千两的礼,够他干五年。
可他不能不送。瑞麟是广东官场的老大,你不给他送礼,你的日子就别想好过。
他在日记里记了一笔账:这一年,他给上司送礼花了一万八千两。
这一万八千两,从哪儿来的?杜凤治没写。但他在日记里又记了另一笔账:他到南海的第二年,寄了五千两回老家买田。后来又寄了一万多两。
五
光绪六年,杜凤治因病辞官回乡。
走的时候,三艘大船,四十口箱子。箱子从南海县衙往船上搬,搬了整整一天。码头上有人围观,有人数箱子,数到后面数乱了,又开始重新数。有个后生跟他旁边的人说:“当官就是好,你看这箱子,得装多少银子。”旁边那人瞪了他一眼:“小声点,人家是杜老爷,好官。”
杜凤治站在船头,看着码头越来越远。珠江上的风把他的胡子吹得飘起来,他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四十口箱子,装的什么都有。官银、瓷器、玉如意、绸缎、字画,还有几箱书。他在广东当了十四年知县,从广宁到四会,从四会再回广宁,最后到南海。十四年,攒下这些东西,不多,也够了。
一路往北。船从珠江进东海,从东海进长江,再从长江进运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浙江。又从杭州走水路回绍兴,从绍兴走旱路回山阴。到家那天,是光绪六年冬天。
四十口箱子搬回家,山阴县就炸了锅。
杜凤治老家在山阴乡下,村子不大,百十来户人家,都姓杜。他在村里辈分不高,但官最大。七品的知县,搁北京不算什么,搁村里就是天。
回家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门了。
来的是七叔公。七叔公七十多岁,拄着根竹竿,一步三摇地进了院子。杜凤治赶紧迎出去,扶着他坐下。七叔公坐下之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杜凤治。杜凤治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借据:今借到杜凤治纹银五十两,立据人杜某某,日期是咸丰某年。下面有个手印,红印泥都晕开了,字也看不清楚。
七叔公说:“凤治啊,你叔公我当年借了你五十两银子,一直没还上。现在我儿子摔断了腿,家里揭不开锅,你再借我五十两,慢慢还。”
杜凤治拿着那张借据,看了半天。他想了想,说:“七叔公,旧账不提了。你儿子看病要紧,我给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用。多的,我也没有。”
七叔公的脸色当时就变了。他没想到杜凤治这么“小气”。一个当了十四年知县的人,四十口箱子搬回家,连五十两银子都不肯借?七叔公站起来,竹竿在地上戳得咚咚响:“都说你们当官的送礼一送就是上百两,还能缺我这五十两?你不管,就是忘本!”
杜凤治没说话,从屋里拿出十两银子,塞到七叔公手里。七叔公接过银子,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杜凤治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贪心不足,比广东府里的吏役还难缠。”
七叔公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杜凤治家的门槛差点被踩断。亲戚们听说他回来了,蜂拥而至。有人拎着半袋发了芽的糙米,说是“一点心意”;有人揣着皱巴巴的纸,说是“当年的借据”;还有个婶子直接拽住他的袖子,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凤治啊,侬总算归哉!侬侄子要娶媳妇,还差二十两,侬帮帮忙嘛!”
杜凤治一个一个地应付。借粮的,给几斗。借钱的,给几两。托关系的,一律推掉。有个远房堂兄来找他,想让儿子去县衙当差。杜凤治说:“我在广东当官,跟山阴县衙说不上话。”堂兄不信,说:“你是当过知县的人,县衙里的人还能不给你面子?”
杜凤治还是摇头。堂兄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没过几天,村里就有人传闲话了:“杜凤治当了官就眼高于顶,六亲不认。”“人家四十口箱子搬回家,几十两银子都不肯借,抠门得很。”
杜凤治听见了,没吭声。晚上在日记里写:“归家未及月,应付十余起求助,夜里都睡不安稳。”
有人说他抠门。可该花的钱,他从来不省。
村里的私塾年久失修,房顶漏雨,墙也歪了。孩子们没地方读书,私塾先生来找他,说:“杜老爷,您看能不能捐点钱,把私塾修一修?”杜凤治去看了看,回来就捐了二百两。私塾修好了,他又买了二十套《四书五经》送去。
邻居家的孩子考上秀才,家里穷得摆不起酒席。杜凤治送了一套《四书五经》和十两银子,说:“好好读书,将来考举人。”那孩子后来真考中了举人,第一个来给他报喜。
这些事,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行:“某月某日,捐修私塾二百两。”“某月某日,送邻家秀才银十两。”不解释原因,不抒发感慨。
该花的钱,花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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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光绪七年夏天,山阴县出事了。
那年夏天雨特别大,从五月下到七月,一天没停过。河水暴涨,淹了半个县。庄稼全泡在水里,颗粒无收。米价一天一个样,从三十文一斗涨到四十文,从四十文涨到五十文。到了七月,涨到六十文。
六十文一斗米,老百姓吃不起。
粮行的东家们趁机囤积居奇,把粮食锁在仓库里,等着价格再涨。老百姓买不起粮,去县衙告状。县官收了粮行的好处,拖拖拉拉不办事。有人去敲鼓,衙役出来说“大人不在”,把人轰走了。
杜凤治家的邻居天天来敲门。他老婆在门口跟人说话,回来说:“隔壁王家的孩子饿得直哭,他老婆来借粮。”杜凤治让人舀了一斗米送去。没过两天,又来借。又送了一斗。又过两天,又来借。
杜凤治知道,这么借下去不是办法。他有一百斗米,也经不住半个村子的人来借。
他坐在堂屋里想了半天,想起一个人,绍兴知府。
这个绍兴知府,是他当年在广东时的旧识。两人一起汇报过工作,喝过几次酒,谈不上深交,但好歹见过几面。杜凤治想了想,提笔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短:
“昔年与公共事岭南,知公念民生。今山阴水灾,米价腾贵,百姓苦甚。粮行囤积,县衙不举。略陈浅见,供公参考。若能动官仓平粜,或饬粮行平价,则山阴百姓幸甚。”
写完之后,他看了两遍,把“粮行囤积,县衙不举”这八个字圈了又圈,最后改成“粮价日昂,民情惶急”。既说了事,又不得罪人。
信送出去之后,他就等着。
等了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三天,还没消息。他开始有点急了。第四天,衙门口贴出一张告示:奉知府大人谕,开官仓平粜,米价定为四十文一斗,严禁私抬,违者重究。
粮价降了。
老百姓排队买米,王家的孩子不哭了。有人提着自家腌的咸菜来谢杜凤治,说:“杜老爷,是您给知府大人写的信吧?”杜凤治摆摆手:“我没做什么。是知府大人自己看到的。”
这件事,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行:“致信绍兴府,言粮价事,后价略降。”
他不愿意多写。一个辞了官的老头,六十二岁了,跟现任知府也就几面之交,写一封信人家就办了事。这里头有多少弯弯绕绕?
信写得太直,得罪人。写得太软,不顶用。说轻了没人理,说重了人家烦。杜凤治写这封信的时候,字斟句酌,改了又改,跟当年在广东给总督送礼一样小心。
当官的人,一辈子都在拿捏分寸。
七
光绪八年冬天,杜凤治病了。
病来得很突然。头天晚上还在灯下记账,第二天就起不来了。郎中来看了看,摇摇头,开了几服药,说“先吃着看看”。
杜凤治躺在床上,让儿子把账本子拿来。他翻了翻,看见最后一页上写着:家产总计四万五千两。
借钱上任,二十二年知县,四万五千两。
他跟儿子说:“那些学田,别卖了。留着给村里孩子读书用。”
儿子点了点头。
他想了想,又说:“我那些日记,别扔了。留着吧。”
儿子又点了点头。
光绪八年年底,杜凤治死了。六十九岁。
他死后,那些日记在书架上躺了几十年。家里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没人翻。后来兵荒马乱的,日记差点被当柴火烧了。再后来,被学者们发现了,花了二十多年才把这堆手稿啃完。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他病重时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跟以前一笔一画的小楷完全不一样。上面写着:“为官二十二年,归田两年,无大过,亦无大功。”
就这十七个字。
他没写自己怎么收钱,也没写自己收了多少钱。
搞钱的事,他一个字都没写。
他把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唯独怎么来钱,他没写。
不是不敢写,是写了之后,就没法继续往下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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