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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从“融入”、“塑造”到“引领”,APEC见证中国主场外交进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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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进入压轴时刻。

据新华社报道,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当APEC东道主,也是全年“主场外交”的压轴之作。

今年2月,APEC第一次高官会在广州举行,正式拉开了2026年APEC“中国年”的序幕。一年来,APEC“中国年”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了300多场APEC各类会议和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期待各方进一步凝聚共识,达成领导人深圳宣言,在贸易、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亚太乃至全球繁荣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新加坡亚洲新闻11月15日刊文称,正如深圳在过去40多年里的发展历程所显示的那样,中国通过APEC会议向世界展示其经济转型的成果,以及“中国模式”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靖佳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国际环境剧烈变化、“逆全球化”态势持续、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为亚太地区经济体进行多边合作,“提供了可落地可执行的方案,让亚太区域可以沿着既有的成熟的多边主义道路走下去。”

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焦世新则对澎湃新闻分析道,在今年APEC一系列的活动中,中国提出的主张和目标为建设“亚太共同体”提供了“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的方向,通过将理念转化为可执行的合作清单来回应全球保护主义、供应链割裂等问题,“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把APEC合作的议题提升到了区域秩序、发展愿景的层面,以回应全球保护主义回潮的挑战。”


2026年11月16日,深圳,市民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会场周边观光。视觉中国 图

三次办会,中国从“参与者”到“先行者”

回望中国三次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间跨度达25年。2001年的上海、2014年的北京和2026年的深圳,分别对应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区域合作提供方案,以及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探索区域合作新路径的不同阶段。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APEC峰会。在此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以“新唐装”亮相,以“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上海共识》、《数字亚太经合组织战略》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次峰会召开前,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会议发布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这是1993年以来峰会首次发表类似声明,也凸显了“9·11”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逐渐成为亚太多数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和影响力也随之提升。

2014年北京APEC会议提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通过《北京纲领》,并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发布《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这些成果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反腐败合作等多个领域。

今年的深圳APEC会议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着眼APEC未来发展,探讨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探索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路径,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等现实议题深化“多元合作”,这标志着中国扎根亚太将进入创新引领、共创未来的新阶段。

张靖佳表示,三次峰会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在APEC机制下从“参与者”变为“贡献者”,再到现在成为“先行者”的过程。她分析道,2001年上海峰会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举行的,“我们还在探索到底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可以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多边体系当中。”而到了2014年,中国已经开始为亚太地区贡献自己的想法和力量,比如提出互联互通网络、亚太自贸区建设等等;而到了今年,中国为区域发展提出了可落地、可执行的方案,并作为“先行者”为整个区域的未来走势提供了信心和确定性。

焦世新则认为,这些年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体现,是从“融入”到“塑造”再到“引领行动”。他解释说,2001年中国希望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国际社会“可预期、可合作的”成员,相关的成果也是对当时多边贸易、新经济浪潮的回应,以及对国际局势变化的表态,是既有议程的“积极配合者和协调者”。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多数APEC成员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这一阶段,中国首次把自身的议题转化为了APEC的议程,开始为区域合作提供框架概念;

“到了今年,中国的角色‘又进了一步’,不仅是供给和提出理念,还要把理念转化为可执行的合作清单,中国第一次把APEC合作的议题提升到了区域秩序和发展愿景层面,来回应全球保护主义、供应链割裂、技术分化等挑战。”焦世新说。


2026年11月16日,深圳,滨河大道APEC氛围城市车流夜景。视觉中国 图

东道主影响力:从塑造议题到促进共识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角色上,也体现在对议程和优先领域的设置上。2026年APEC“中国年”的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确定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议程包括推进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创新以及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Daily Ittehad)在今年8月的报道中就指出,今年APEC的主题建立在中国在历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提出的理念之上,并将其置于快速变化的区域经济背景下进行探讨。报道称,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和供应链互联互通等议题已与传统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一起被列入亚太经合组织议程,为各经济体寻求共同点开辟了新的领域。

焦世新表示,塑造议程、促进共识和产生持续性成果,是体现东道主对会议影响力的主要几个方面。他分析说,APEC现在拥有21个成员,利益千差万别,能不能把自己提出的倡议转化为成员“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能接受的共同内容”,并促使各方达成共识推动下一步共同行动,是体现东道主能力的重要指标。

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会议达成了一系列成果后,是否可以持续性地、机制性地推动有关成果,才最能体现东道国的影响力,“比如2014年我们在北京峰会上通过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路线图,在后面的多次APEC会议上都获得了支持,就是说FTAAP是被持续推进的,这就体现了我们在议程上的影响力。”焦世新举例说。

而在今年的会议中,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为代表的高智能领域颇受关注,APEC相关会议和活动已多次回应这一议题。今年7月,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的《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宣布,这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APEC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期间还举办了APEC人工智能高级论坛,并通过了《APEC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

8月27日至28日,APEC第三次高官会在大连举行。各方举办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增长的政策对话会,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提升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缩小数字鸿沟等重要议题。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将基于此前“数字周”成果,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成果文件,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路线图”。

两位受访专家都认为,人工智能、数字化等创新领域的工作,也是APEC“中国年”最能够取得共识的领域。张靖佳表示,目前全球经济体都面临经济增长引擎乏力的问题,“大家都需要更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各方对成都会议那么踊跃,也都在积极探讨这些事情。”

焦世新指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像数智包容、数智技能、人工智能负责任使用这类发展导向性的领域,各方更容易形成共识,而在跨境数据流动、技术标准、人工智能监管、技术获取等领域,各方还存在较大分歧,“成都会议形成了合作共识的土壤,但创新(是否完全有共识)还需要分开看。”

在两位专家看来,作为APEC基石的“开放”恰恰是目前各方存在分歧最多的领域,这也恰恰与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密切相关。焦世新以投资和数字领域开放为例分析说,过去几年美国和欧洲经常以经济安全为由,对中国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对中国产品施加高关税乃至实施出口管制措施,“这肯定不能说是支持开放,对吧?”此外,各方在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分歧,而这背后其实是“数字主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所以‘开放’是APEC最老的议题,但是这个领域的分歧是最大最难的。”他说。


2026年11月16日,在深圳宝安机场候机楼,乘客经过APEC“中国年”会标装饰。视觉中国 图

大国互动:为多边合作提供稳定预期

据新华社11月16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圳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香港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彭念的分析称,中国作为东道主促成三国元首在深圳会晤,旨在展现大国外交协调能力,同时也推动三国坐下来共同探讨乌克兰、伊朗、削减核武等问题,“而不是通过隔空喊话或相互威慑的方式解决问题”。

实际上,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双边外交互动,一直也是中国外交、特别是元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互动历史上并不鲜见。2001年上海APEC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两国在中美关系、反恐、维护亚太和平等多领域达成重要共识;2014年北京APEC期间,双方在气候变化、军事互信等领域取得进展,为区域合作营造了积极氛围。

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韩国釜山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特朗普进行了双边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发展多个领域达成共识,为两国关系企稳回正指明了方向。

焦世新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及外界关注的中俄美三国会晤,使峰会外交意义超出传统区域经济合作范畴,大国外交与多边合作并不排斥:大国关系既可能为区域合作创造条件,也可能因地缘政治升温挤压多边空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两者关系。

张靖佳则认为,APEC本就以非约束性方式让成员先交流、积累共识,多层级会议提供了持续接触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的沟通也能为未来多边合作创造条件。她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解释道,中美虽在技术路径、知识产权和监管理念上有差异,但在应用、产业赋能和部分治理协同上仍有共同利益空间,中美若在相关领域找到共同利益,可能产生超出双边的积极影响。

不过,双边外交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天然能转化为多边成果。张靖佳从会议进程角度解释道,APEC全年成果并非留到领导人会议才形成,各层级会议已围绕重点议题持续讨论,领导人会议主要是在此前成果基础上总结凝练,并且为下一阶段合作提供政治基础和沟通渠道,“大国间互动的目标实际上是为了未来导向,就是希望未来我们怎么进行一些合作推进。”

焦世新则提醒,今年国际社会对中俄美领导人互动的关注度可能远超以往,俄乌冲突、伊朗核问题等热点,易使双边或三边会晤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如果这些议题占据过多关注,APEC原本聚焦的区域经济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共同发展议程,就有可能被置于次要位置。

“多边跟双边不是零和关系,有时是相通的”,但这种相通需要东道主适当的议程管理:双边信号可为多边合作助力,却不能替代多边合作本身。APEC应继续聚焦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分歧较大的问题通过双边等适当渠道沟通,“元首互动是一个引领,而不是替代,真正考验的是中国作为东道国议程管理的艺术,是怎么把元首互动释放的积极信号及时保留进多边成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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