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林知远这名字,是去年十一月底,我表姐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她在南京一所二本院校的历史系当教务秘书,管学籍,管纪律,也管那些出了事的学生的档案。她说,系里有个孩子,叫林知远,刚被遣返回来了,第二次了。我说什么叫第二次了。表姐说,第一次是前年冬天,在机场被拦下,关了两天,遣返。放回来还不老实,上个月又出去了,这回是在人家机场转机的时候被扣的,关了四天,又送回来了。我说这孩子图什么呢。表姐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你要是有空,来南京一趟吧,我把他那些材料给你看看,我看了三天,没看出他到底图什么。
我当时没太当回事。遣返的孩子,一年到头总有那么几个,多数是糊里糊涂踩了线,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表姐这人从来不多话,她说三天没看明白,那就是真有点东西。
十二月初我到的南京。表姐家在仙林,小区门口有一排银杏,叶子掉光了,剩几根光枝子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她给我开门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叠A4纸,边角都卷了。她说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这孩子的材料我从办公室复印的,你别外传。
我翻了翻。第一页是他的基本信息,林知远,九八年生,苏北盐城人,本科就在这个系,毕业后考了本校的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导师姓周。第二页开始,是第一次出事的情况说明,写得干巴巴的,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机场入境他国时被查获随身携带违规物品,内容涉及……后面一串我不太看得懂的名目。再往后翻,是第二次,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述,只是时间、地点换了。
但真正让我停住的是夹在中间的一张照片。是遣返时对方边境部门留的存档照,半身像,背景是灰蓝色的墙。林知远穿着件黑色的连帽衫,帽子没戴,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嘴角甚至是往上提着的。那是一种很松的、很无所谓的笑,像刚考完一门不怎么重要的课。
表姐端着水过来,见我看那张照片,说,你也觉得不对劲吧。我说这不像被遣返的,像出去旅游刚回来的。表姐说,你再往下翻。
下面几页是学生处的谈话记录。第一次遣返之后,系里找他谈过话。记录是打字稿,一问一答,我看了半天,发现从头到尾,林知远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字。问他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他说知道。问下次还会不会犯,他说不会。问有什么要跟系里说明的,他说没有。就这么三句。后面辅导员手写了一行备注:该生情绪稳定,态度配合,但沟通意愿极低。
第二次遣返之后又谈了一次。这回记录更短。问,为什么又去。答,想再去看看。问,上次的教训没记住吗。答,记住了,但我想去。问,你知不知道这样系里很为难,你的学籍可能保不住。答,知道。
我看见表姐在旁边用铅笔画了个问号,就在“想再去看看”这五个字旁边。
我说这孩子有点轴。表姐说轴不轴的先放一边,他导师周老师你见不见?我说见。
周老师住学校里面的老家属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的时候喘了半天才敲门。开门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灰白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毛衣,袖口起了一圈毛球。屋里堆满了书,茶几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面条,汤已经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膜。他说你是小沈的表弟吧,进来坐,我这儿乱。
我没绕弯子,直接就问林知远。
周老师没马上答,先把那半碗面端到厨房倒了,回来坐下,说,这孩子我带了两年半,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认得他,可这两回的事出了之后,我发现我认得的那个人,可能只是他愿意让我看见的那一面。
他说林知远刚读研那会儿,特别安静,不怎么跟人说话,但做事踏实。他是做南京城市史这一块的,要跑档案馆,要查民国时期的市政公报,一坐就是一天。周老师说他有一次下午四点多去档案馆找林知远,看见他坐在靠窗那张桌子,桌上摊着七八本厚厚的档案盒,手边放着一杯凉透了的速溶咖啡,杯壁上的水汽早就干了,剩一圈褐色的印子。他抬头跟周老师打招呼的时候,眼睛里全是血丝,但笑得特别真,说了句“周老师,我找到那条巷子了”。
什么巷子呢。是南京城南一条早就拆掉的老巷,叫望鹤岗。林知远在民国二十几年的地籍图里找到了它的走向,又在一份当年的警察局户籍登记里找到了住在那条巷子里的十几户人家,然后一家一家地查这些人后来的去向。周老师说,他做这个不是为了发论文,他就是想知道这些人后来去哪了。
我问,那这跟他出国有什么关系。
周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问题就在这儿。他研究的那批人里,有一户姓陈的,家里有个儿子,四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后来又辗转去了北美。林知远从旧报纸上查到一条消息,说这个陈某后来在那边开了个杂货铺,还资助过当地的华人子弟读书。他就顺着这条线一直追,追到了国外几个华人家族的族谱网站,还在一个二手书网站上买到了一本那个杂货铺老板晚年自费印的回忆录,薄薄的一本,封面是深蓝色的布面,烫金的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
“那本回忆录里提到,老板晚年回过一次国,想找望鹤岗的老宅,没找到,只在新街口拍了一张照就回去了。”周老师说,“林知远看完那本书,有整整两天没怎么说话。我以为他是卡住了,结果他是在琢磨能不能去那边看看,找找那个杂货铺的后人,看还有没有留下什么。”
我第一次出事,就是去找那个杂货铺的后人。具体怎么踩的线,那份材料里写得绕,我就不重复了,总之是在入境的时候被查出随身带的东西里有几份地图和手抄的族谱资料,对方觉得这些东西用途不明,又赶上那阵子查得严,就扣下了。
那次遣返回来,系里没给他处分,毕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就是警告了一下,让他写了个检查。周老师说,检查他写了,就三行字,现在还在我抽屉里。我看了,第一行是“我错了”,第二行是“下次注意”,第三行是“谢谢老师”。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在敷衍我。”周老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子是那种老式的搪瓷缸,上面印着“南京大学”四个红字,漆掉了大半。“可后来我琢磨过来了,他不是敷衍,他是真觉得这三行就够了。他的心思全在那条巷子上,别的都是多余的。”
第二次出去之前,林知远跟谁都没说。他买的是往返机票,去的是另一个国家,据说是查到那个杂货铺老板有个孙子在那边开餐馆。周老师是从别的学生嘴里知道的,那学生说在机场看见林知远了,穿一件胸口印着校徽的卫衣,背个双肩包,走得特别快。
这回他在转机的地方就被拦下了。对方查他的手机,里面有大量拍下来的旧档案,有手绘的地图,还有他跟国内几个做华侨史研究的教授来往的邮件,问的都是些特别具体的问题,比如某年某月某地有没有一个姓陈的华人开过铺子。这些东西单独看都没问题,可凑在一起,加上他上一次的记录,人家就不让他走了。
关了四天,遣返。
我听到这里,脑子里有个东西一直没转过来。我问周老师,您觉得他做错了吗。
周老师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搁,说,你这个问题,我自己问了自己不下一百遍。从规定上讲,他肯定错了,两次踩线,给学校添了麻烦,给系里抹了黑,我作为导师脸上也无光。可从另一方面讲,他做的那些事,查族谱、找后人、跑档案馆,从学术上说,没毛病。他那些问教授的问题,我看了邮件,问得很专业,比很多博士生都扎实。
“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周老师忽然压低了点声音,像是要说什么不太确定的事,“网上有一种说法,说人在极度专注一件事的时候,对边界的感知是会变钝的。当然这不是什么严格的结论,就是网上几个人聊天聊出来的,没准数。但我看见林知远那个样子,我就老想起这句话。他不是不知道有边界,他是觉得那条边界在他要找的东西面前,可以先放一放。”
从周老师家出来,天已经擦黑了。我绕着学校围墙走了一段,路过一家打印店,门口贴着“论文装订”的纸条,被风吹得翘起一个角。我在路边买了个烤红薯,烫得两只手来回倒,吃了两口,觉得太甜,扔了。
第二天,表姐说带我去见一个人。是林知远的本科室友,姓方,现在在南京一家区级的档案馆上班。我们约在新街口一家咖啡馆,方同学来得挺准时,穿一件灰色冲锋衣,拉链拉到下巴,进来先环顾了一圈,才坐到我们这桌。
他说话很直接。他说林知远这个人,你要说他胆子大吧,他平时怂得很,本科四年,连逃课都不太敢,每次都是让我帮他答到。可你要说他胆子小吧,他两次出国,机票都是自己悄悄订的,连他爸妈都不知道。
“他爸妈知道吗?”我插了一句。
方同学笑了一下,说,第一次出事之后,系里给他家里打了电话。他爸从盐城赶过来的,在学校旁边的快捷酒店住了两晚。我正好去送材料,在楼道里碰见他爸,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黑瘦,穿一双鞋底磨偏了的运动鞋,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牛奶和一袋面包。他拉住我问,林知远在宿舍里平常都看些什么书。我说看什么书都有,他爸就说,那你帮我问问,他看那些书,是不是能看出钱来。
“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才明白,他爸的意思是,他儿子折腾这些,能不能换钱。”方同学搅了搅面前的咖啡,说,“我跟他说应该不能,他爸就没再说话了,低头把那个塑料袋的口子紧了紧,走了。”
第二次遣返之后,他爸妈没来。方同学说他给林知远打过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人陪,他说不用,说自己在宿舍整理东西。方同学不放心,下班后绕到宿舍楼底下看了一眼,看见林知远那间屋的灯亮着,窗帘没拉严,留了一条两指宽的缝。他站在楼下看了一会儿,看见林知远在屋里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走到窗边的时候举起来对着灯看,看一会儿又放下,接着走。
“后来我知道他举着看的是什么了。”方同学说,“是一枚徽章。”
那枚徽章是第一次出国前,他导师周老师送给他的。周老师年轻的时候去国外访学,带回来几枚当地华人社团做的纪念徽章,银色的,上面刻着一些字,年头久了,字磨得有点平。周老师送了他一枚,说是个小玩意儿,留着玩。林知远把它别在了一顶棒球帽的帽檐上。
“他那顶帽子我见过,深蓝色的,前面有个白色的字母,不是什么大牌子,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方同学说,“他把徽章别上去之后,走到哪儿都戴着。去档案馆也戴,去食堂也戴。有一次我说你这帽子跟那徽章不搭,他说没事,戴着踏实。”
我让方同学说慢点。他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讲。
第二次被遣返之后,林知远被学校要求暂时不能离校,等处理结果。那阵子方同学去找过他两回。第一回是傍晚,林知远在宿舍里收拾那些旧资料,桌子上摊了一摞复印的档案,用长尾夹夹着,夹子是蓝色的,有两个已经崩了,铁片翘着。方同学说帮他一起整,林知远没让,说他自己来吧,东西顺序他记得。
“我坐了一会儿,看他整,整到一半,他忽然从一本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方同学说,“照片是黑白的,挺模糊,拍的是一个门脸,门头上挂着个招牌,字看不清,门口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手里像是抱着个孩子。”
林知远跟他说,这就是那个杂货铺,他查了两年多,就找到这一张照片,还是从一本七十年代出的唐人街画册里翻拍的,原件在哪个图书馆,他没查到。
“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就像在说今天食堂的菜有点咸。”方同学说,“我说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他说先等处理吧,实在不行,他把这些材料整理好,找个地方发出来,也算没白弄。”
第二回是三天之后。方同学去给他送外卖。林知远不太会做饭,那阵子天天点同一家店的鸭血粉丝汤,方同学给他带了一份,外加四个生煎。宿舍门没关严,方同学用胳膊肘顶开的。进去之后,看见林知远坐在床沿上,那顶别着徽章的棒球帽放在枕头旁边,他把徽章从帽檐上取下来了,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我问他在干嘛,他说他在想,这徽章上的字是什么意思。”方同学说,“我说你不是懂点英文吗,他说不是英文,是当地老华侨自己造的字,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查着。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人,你说他较真吧,他连个徽章上的字都不放过,你说他不较真吧,学籍都快保不住了,他还在想一个字的读法。”
我问他,林知远有没有说过自己后悔。
方同学想了想,说,没说过后悔。他只说过一句,是第一次遣返回来之后,有天晚上在宿舍里,熄了灯,方同学都躺下了,忽然听见他在下铺说了句,方哥,你说一条巷子没了,住在里头的人还算不算在那住过。
“我当时困得不行,随口说了句当然算,他就没再吭声了。”方同学说,“后来我老想起他这句话,觉得他问的好像不是巷子。”
我又问方同学,那顶帽子上的徽章,后来还在吗。
他说在。第二次遣返之后,他把那帽子戴到了学校给安排的临时住所,是一间一楼的屋子,窗户对着围墙,白天也得开灯。方同学去过一次,看见那帽子挂在门后的挂钩上,徽章还别着,只是帽檐的边磨白了,像被手指反复摸过。
我是坐高铁回上海的。路上闲着,拿手机查了查。网上有些差不多的说法,说人体到那个阶段会按自己的节奏关机,这个那个的,我看了几条,也就放下了,当个参考,不当真。
快进站的时候,表姐发来一条消息,就一句话:处理结果下来了,开除学籍。
我想了想,把手机揣回去了。
过了两天,表姐又来电话,说林知远已经离校了,是他自己走的,没让人送。走的那天下午,表姐正好去系里拿材料,路过那栋宿舍楼,看见他拎着个旅行袋,就是那种最普通的黑色软包,拉链上挂着个小牌,写着名字和电话。他爸来了,站在路边等他,还是那双磨偏了鞋底的运动鞋,但换了件干净的藏青色夹克,头发好像刚理的,后脖颈那儿推得有点短,露出一截白。
林知远把旅行袋放进他爸那辆车的后备箱,是辆很旧的银色面包车,车身侧面有道划痕,从后门一直拉到后轮。然后他拉开副驾驶的门,没马上上去,绕到车头前面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宿舍楼,又低头把脚边一颗石子踢开了。
表姐说她当时下意识看了下表,下午三点三十三分。
后来别人上车了,表姐说她离得远,没看清林知远的脸。但她看见他上车之前,抬手扶了一下帽子,那顶深蓝色的棒球帽,徽章还在上面,在下午三三点的光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了。
表姐说,那就是最后一次看见他。
我问表姐,他爸有没有说什么。表姐说她只听见他爸在车头那边说了句什么,声音不大,好像是在问后备箱关上没有。林知远回了一句,关上了。就这两句。车门一关,那辆面包车倒出车位,在路口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林知远上车前扶那一下帽子,到底是在扶帽子,还是在摸那颗徽章。我也说不清一个连学籍都丢了的人,为什么那张存档照上还能笑得那么松。我就知道周老师后来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把那本深蓝色布面的回忆录还给林知远的时候,扉页上多写了一行字。写的什么,周老师没跟我说,我也没问。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孩子,说他不懂事吧,他做的事比谁都认真,说他懂事吧,他把自己一条路走到黑了。那两句“我错了”“下次注意”的检查,换了是你,你会觉得他到底算不算认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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