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空军司令部里,刘懋功面对刘亚楼,反复讲着同一个理由:自己不懂航空,还是回陆军更合适。
这不是寻常的岗位调整。对一名长期在陆军工作的干部来说,转入刚刚起步的空军,等于从熟悉的战场走进陌生的技术领域。刘懋功担心的,并非少一份资历,而是担心自己学不懂、干不好,给新组建的队伍添麻烦。
刘亚楼听完,没有立刻责备他。
新中国成立之初,空军建设几乎要从基础做起。飞机、飞行员、地勤和指挥人员,都不是短期内凭空就能齐备的。更要紧的是,队伍里缺少懂航空、又有作战经验的干部。空军不能只靠少数飞行专家撑起来,还需要能组织部队、带兵和承担指挥工作的骨干。
刘亚楼是从陆军转入航空事业的。他深知这条路不轻松,也知道调来的干部会有顾虑。1949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空军司令员。此后,他参与筹建空军领导机构,并推动航空学校建设。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空军干部来源有限。军委决定从各野战军选调一批干部学习飞行和航空知识,作为未来空军建设的骨干。选人并非只看文化程度,还要看政治素质、组织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刘懋功被推荐,正是因为他在陆军长期工作,熟悉部队,也有带兵经历。
可他并不觉得这是理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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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懋功的顾虑有现实依据。陆军干部的经验,到了航空领域未必能直接套用。航空器械、飞行训练和空中指挥,都有一整套专业要求,稍有疏忽,后果可能十分严重。他担心自己缺少基础,贸然接手工作会出差错。这种谨慎并非推脱,但在组织命令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个人判断也不能成为拒绝执行的理由。
他先向上级反映想法,又希望能换一名人选。有关领导把情况向上级说明后,得到的答复仍是按原决定办理。刘懋功只好带着家人来到北京,办理报到手续。
刘亚楼第一次找他谈话,主要是了解他的想法,也说明空军建设为何需要陆军干部。谈话后,刘懋功仍不愿留下。刘亚楼没有把分歧简单看成态度问题,只让他回去再考虑。
过了一段时间,刘亚楼又单独找他谈。刘懋功还是坚持回陆军。他认为自己在那里能发挥作用,到了空军却要从头学起。刘亚楼继续解释,空军正缺少有部队经验的干部,学习上的困难可以克服,组织需要也必须认真对待。
第三次谈话,气氛终于紧张起来。
刘亚楼直言:“你怎么能这样啊?这是军委的调动,不是我个人安排的。军人要服从命令。”
话说得重,却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刘懋功面对的,不只是个人擅长什么,更是如何处理组织安排与个人顾虑之间的关系。若人人只按熟悉程度选择岗位,新组建的军种便很难迅速形成骨干队伍。
几天后,刘亚楼邀请刘懋功一家到颐和园走走。同行的有萧华、罗瑞卿等人。游园时谈及空军建设,刘亚楼提起自己三次谈话都没能说服刘懋功。罗瑞卿也当面劝他,既然已经报到,就应当服从组织决定。萧华则提醒他,新岗位虽陌生,也有施展本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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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位老领导面前,刘懋功终于松了口:“我服从组织决定。”
这句话并不意味着疑虑立刻消失。真正的考验,是从课堂开始的。进入航空学校干部班后,他要补上过去没有接触过的知识。课程难,基础薄,许多内容都得一点点弄懂。他上课认真听,课后做功课,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向教员请教。
这段经历说明,调动干部并非把名字填进一张表就算完成。组织作出决定,干部接受任务,随后还要靠学习和实践,把陌生岗位变成能够承担的工作。刘懋功后来从航空学校毕业,进入航校担任政治工作,开始了在空军的工作生涯。
当初他担心自己不懂航空,并非毫无道理;刘亚楼坚持把他留下,也不是看轻专业门槛。两人的分歧,恰恰落在空军创建初期的现实难题上:既要尽快建立专业队伍,也要把有经验的干部培养成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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