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为了宽慰观众,《伟大的长征》在结局撒了一个“谎”,太戳心了
樟木箱子,四角包着铁皮,锁头早锈死了,他用改锥撬了两下就开了。里面是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鞋。麻绳编的,稻草混着旧布条,鞋底磨得发亮又补过,一双挨着一双,从箱底一直码到箱口。他数了两遍,七十三双。最上面那一双是新的,草还带着一点青黄色,像是今年秋天刚割下来的。旁边压着一张折成四折的《赣南日报》,头版只露出一行标题:《伟大的长征》今晚收官。
周明远蹲在床前,手里攥着那双新草鞋,听见客厅里传来奶奶的声音。九十三岁了,嗓门还是亮的,像砂纸刮过铁皮:“明远啊,电视开了没有?今天大结局,你给我把台调好。”
“开了开了。”他把木箱推回床底,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声。
奶奶坐在那把藤椅里,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毯子,银白的头发拢在耳后,眼睛盯着黑掉的电视屏幕。她三年前就看不见了。白内障,医生说能治,她自己不肯,说“看够了”。周明远把遥控器塞进她手里,她摸到音量键,往上按了两格。
“你爷走的那年,草鞋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她忽然说,手指在毯子上无意识地搓着,像在搓草绳,“头一年编的最用心,底子纳得密,穿三年不烂。后来一年比一年编得松,不是手懒了,是心慌了。编得太慢,怕他回来的时候鞋不够穿;编得太快,又怕编完了这一双,下一双不知道往哪儿送。”
周明远没接话。他从小听这些话长大,每一句都听过不止一遍,但每听一遍,喉咙里还是堵得慌。奶奶叫孙月英,一九三三年冬天嫁到周家,一九三四年秋天送丈夫周德厚出了于都河渡口。周德厚走的时候草鞋才穿上一只,另一只夹在胳肢窝里,回头喊了一句“等我回来”,被后面的人流一推,就再也看不见了。
这一等,就是九十二年。
电视剧播到第五十八集的时候,周明远其实已经看过了样片。他在省电视台做纪录片编导,跟《伟大的长征》剧组有过合作,帮着联系过于都当地的采访。导演张永新在剪辑房里跟他说过最后一场戏的设计:毛泽东坐在一棵大树下面,那匹红色的马从远处跑过来,然后毛泽覃、钱壮飞、毛振华,一个一个牺牲的人走过来,敬礼,说几句家常话,转身消失在树后面。
张永新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转着一支铅笔,语气很平:“历史上这些人没有走到陕北。陈树湘在湘江边扯断了自己的肠子,方志敏在南昌就义,毛泽覃留在苏区打游击牺牲,董振堂倒在河西走廊。他们不可能在一九三六年的陕北坐下来,跟毛泽东聊毯子和辣子。”
周明远当时问了一句:“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拍?”
张永新沉默了很久,铅笔在指间停住了。“因为现实里没有发生过的事,戏里再不发生一次,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让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人,好好告一次别。哪怕是在假的时空里。”
周明远那会儿没哭。他在剪辑房外面的走廊上抽了一根烟,手有点抖,但没哭。他见过太多真实的结局。湘江战役收殓遗骸的时候,耳木洞崖壁下面那具少年骨架,右臂全力向前伸着,手指差一寸够到一只青花瓷碗。他把那个画面拍进了自己的片子,配了一句解说词,后来被台里要求改掉了。原话是:“他最后想够到的东西,可能只是一碗水。”
但这些话他没法跟奶奶说。
第五十九集播完,广告时间,奶奶把遥控器放下了。“明远,你过来坐。”
他搬了把凳子坐到藤椅旁边。奶奶的手伸过来,摸到他的胳膊,拍了拍。“你心里有事。你从小就这样,心里有事就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
“没事,台里忙。”
“忙什么?忙着给人编故事?”奶奶笑了一下,嘴角的皱纹扯得很深,“你爷走的时候,我也给人编故事。头两年,村里人问我德厚有信没有,我说有,说他在外头打了胜仗,快了。第三年还这么问,我说快了。第五年没人问了。我就自己编给自己听。编到第八年,你太奶奶没了,临死前问我,德厚是不是回不来了。我说回得来,您放心。她闭眼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我一辈子就编过这一个故事,编了九十年。”
周明远低下头。他裤兜里揣着一张纸,在裤子口袋里折了四折,边角磨毛了,是三个月前从贵州习水寄过来的。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改造,清理了一批早期散葬墓,其中一座取到了完整的遗骸,随葬物品里有一只搪瓷缸,缸底刻着三个字:周德厚。还有半截皮带扣,上面用刀子歪歪扭扭划了一个“月”字。当地党史办的人翻了几年的档案,又比对于都这边的烈士名录,最后确认了身份,把通知函寄到了赣州。函上写着:“周德厚同志遗骸现安葬于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请家属知悉。”
他没有告诉奶奶。他不知道怎么开口。
第六十集开始了。
镜头从黄河边上的一个远景推过来,九曲十八弯的水在画面里慢慢淌。谢兴国站在那儿,草鞋磨破了边,脚趾头露出来,身上一层泥垢。他仰着头问毛泽东,以后还会长征吗。毛泽东说,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你还记得草鞋怎么打不。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啊。
奶奶的手在毯子上停住了。
“这话对。”她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草鞋怎么打,比什么道理都实在。你爷走的那天早上,我给他打了一双新的,底子纳了四层。他说太厚了,脚底没数,走路容易崴。我说厚的好,走到陕北那么远,底薄了磨脚。他没再说什么,把鞋往包袱里一塞就走了。后来我才想明白,他不是嫌厚,他是嫌我打得慢。他等不及了。”
电视里,毛泽东坐在树下,那匹红色的马从远处跑过来。毛泽覃走过来,说大哥,毯子弄丢了。钱壮飞走过来,说纪念塔还没画完。毛振华走过来,说辣子给你留着。
奶奶的耳朵动了一下。“谁在说话?好几个人。”
“毛振华。”周明远说,“那个在长征路上牺牲的。还有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
“毛振华。”奶奶跟着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嘴唇抿了抿,“你爷走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二十四。虚岁。”
周明远不知道该说什么。电视里那些穿着灰军装的人一个一个走过来,敬礼,说话,转身消失在树后面。配乐压得很低,几乎听不见,只剩下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他看见弹幕从屏幕上飘过去,密密麻麻的,有人说“破防了”,有人说“导演你太狠了”,有人说“他们要是真的回来了该多好”。
奶奶忽然把脸转向他。她的眼睛看不见,但那个动作精准得让他心慌,像是她能感觉到他坐在哪儿,离她多远。
“明远。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
“你裤兜里揣着东西呢。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听见纸响。你从小就这样,揣着要紧的东西不敢给人看,走路的时候手老往那个兜摸。你摸了一晚上了。”
周明远的手僵在膝盖上。
电视里,毛泽东站起来,抱着那棵大树。谢兴国从人群里走出来,喊了一声“谢兴国,归队”。花名册交上去,草鞋磨穿了,黄河在远处流着,水声混在风里。
奶奶把毯子掀开,手伸过来。“给我。”
“奶奶。”
“给我。我眼睛看不见,手还摸得着。”
他从裤兜里把那张纸掏出来。折了四折,展开的时候窸窸窣窣地响。他把纸放到奶奶手里,那双手粗得像树皮,指节变形了,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泥色。她的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地摸,摸到抬头“关于确认周德厚烈士遗骸安葬地的函”,摸到“青杠坡”三个字,摸到“搪瓷缸”和“皮带扣”,摸到最后的落款和红章。
她摸了很久。电视里的片尾曲已经起来了,屏幕上的演职员表一行一行往上滚。客厅里只剩下音乐声和纸页被手指摩挲的细响。
“青杠坡。”她终于说话了,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像是一根弦被拧得太紧之后忽然松了半圈,“在贵州?”
“习水。赤水河边上。”
“远不远?”
“远。坐高铁到遵义,再转汽车,大半天。”
奶奶把纸折回去,沿着原来的折痕,一道一道压平。她的手指在最后那道折痕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把纸递还给他。“收好了。别丢了。”
周明远接过纸,塞回裤兜。他等着奶奶说点什么,哭也好,骂也好,问他为什么瞒了三个月也好。但奶奶什么都没说。她重新把毯子拉到胸口,靠进藤椅里,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嚼什么东西。
片尾字幕滚完了,屏幕暗下去,自动跳到下一集的预告。周明远拿起遥控器要关,奶奶说:“别关。开着。有点声音好。”
他就让电视开着。下一集是重播的第一集,毛泽东在瑞金蹲下来给谢兴国系草鞋,鞋大得离谱,孩子走正步的时候飞出去一只。奶奶听着那个孩子的笑声,嘴角往上扯了一下。
“明远。”
“嗯。”
“你爷走的那天,我也给他系草鞋。蹲在门槛上系的,系完了拍了一下他的脚背,说走吧。他走了三步,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看他。我怕看了就舍不得让他走。我就一直低着头看门槛,看了好久。等我抬头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她停了一下。
“九十年了,我一直在想,那天要是抬头看他一眼就好了。就看一眼。”
周明远的手攥紧了遥控器。他想说,奶奶,青杠坡陵园那边说了,遗骸保存得很完整,搪瓷缸和皮带扣都在,墓也修好了,以后年年有人扫。他想说,那个皮带扣上刻的“月”字,可能是爷爷走之前拿刀子划的,他随身带了那么远,带了整整一路,死在青杠坡的时候还揣在身上。他想说,您等了九十二年,等到的不是一句“等我回来”,是一张函,一座墓,一只缸子,半截皮带扣。但这些东西是真的。比任何故事都真。
但他什么都没说。
奶奶的手在毯子底下动了动,摸到了藤椅扶手上挂着的一个东西。周明远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一双草鞋。半成品的草鞋,编了一半,绳子还留着一截没收尾。他进屋的时候没注意到。
“那是我秋天编的。”奶奶说,手指捏着草绳的头,“编到一半手抖得厉害,线穿不过去了。你帮我收个尾。你小时候看我编过,会。”
周明远把那半双草鞋拿过来。麻绳糙得扎手,稻草的碎屑掉了一裤子。他笨手笨脚地把最后几股绳穿过去,打了个结,又觉得太松,拆了重新拉紧。奶奶在旁边听着他折腾的声音,没指导,也没催。
“明远,你那个电视剧,最后那些人真回来了?”
“在戏里回来了。”
“那就好。”奶奶点点头,把编完的草鞋拿过去,放在膝盖上摸了一遍,“戏里回来了,看戏的人心里就好受些。真的回不来的,他们不知道有人在等。等的人呢,等到最后,等的其实也不是那个人了。等的是个说法。”
她把草鞋放在藤椅旁边,跟另外七十三双码在一起。箱子里那七十三双,加上这一双,七十四。
“你爷走的时候,我二十一。今年九十三。这七十四双鞋,没有一双是他穿上的。但每一双都是给他编的。你明天去贵州,把那双新的带上。搁在他墓前头。就说,月英给你打的,底子纳了四层,走到哪儿都磨不穿。”
周明远“嗯”了一声,嗓子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电视里还在放第一集。谢兴国穿着那双大得离谱的草鞋,一脚踢出去,鞋飞了,旁边的战士笑成一片。奶奶听着那些笑声,也跟着笑了一下,头慢慢歪到藤椅靠背上,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胸口一起一伏,嘴唇微微张着,像还有话没说完。
周明远坐在旁边,一直坐到屏幕上打出“第一集 完”的字幕。他把音量调到最小,站起来,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奶奶的肩膀。然后他走到门口,蹲下来,把裤兜里那张纸掏出来又看了一遍。“周德厚同志遗骸现安葬于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这一行字他看了三个月,每一遍都觉得不真实。三个月前接到函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阳台上坐到凌晨三点,把爷爷的名字在嘴里念了无数遍。周德厚。周德厚。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个连照片都没留下的人,一个在他出生前五十年就死在赤水河边的人,忽然从“北上无音讯”五个字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有地址的、埋着骨头和搪瓷缸的地方。
他当时想的是怎么跟奶奶开口。他想过一百种说法,每一种都在脑子里排练到一半就卡住了。直到今天晚上,直到电视剧最后那场戏播完,直到奶奶听完毛泽覃和毛振华的话之后说“戏里回来了,看戏的人心里就好受些”——他才明白,他要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
他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戏替他说了。戏里那些人从树后面走出来,敬礼,说毯子丢了,说辣子留着,然后转身走了。奶奶看不见画面,但她听见了脚步声。她听见那些死了的人走回来,说了几句话,又走了。她知道那是假的。她编了九十年故事,比谁都清楚假的故事长什么样。但她需要那个假的故事替真的事情垫一句话——那些回不来的人,不是不想回来,是走到半路上,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周明远买了去遵义的票。出发前他把那双新草鞋用油纸包好,塞进背包侧兜。奶奶坐在藤椅里,听他拉拉链的声音,忽然说:“到了那边,别光站着。蹲下来。把手放在地上。跟他说,月英让你来的。”
“记住了。”
“还有,”奶奶顿了一下,“别说我眼睛看不见了。就说我挺好的。能吃能睡。每天还编草鞋。”
周明远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奶奶坐在那把旧藤椅里,膝盖上搭着半截毯子,旁边的木箱盖子开着一条缝,七十四双草鞋的麻绳头从缝里露出来,像一小片干枯的、被捆扎过的草。电视没开,客厅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脚边那双编到一半就停下来的旧草鞋上。
他关上门,走下楼梯,掏出手机给台里发了条消息:片子我不改了。结尾就用现在这版。那个孩子够不到碗的镜头,留着。
然后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走进赣南十月末的太阳底下。背包侧兜里那双新草鞋隔着油纸硌着他的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用手指头轻轻戳他。
青杠坡在习水,赤水河从旁边绕过去,水是红的。周明远到的时候是傍晚,陵园里没什么人,松树底下落了一层针叶。他找到周德厚的墓碑,不大,青石的,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生年不详,卒年一九三五。
他把油纸拆开,把那双草鞋拿出来,放在碑前的石台上。鞋底纳得很密,四层麻线,针脚歪歪扭扭的,因为编的人手抖了。稻草的青黄色在夕阳底下亮了一小会儿,然后慢慢暗下去。
周明远蹲下来,把手掌贴在碑座上,石头的凉气往手心里钻。
“爷,”他说,“月英让我来的。她说你走的时候嫌底子厚,这双也是四层。她还说,她挺好的。能吃能睡。每天还编草鞋。”
风吹过来,松针簌簌地往下掉。他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站起来,往陵园外面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双草鞋摆在石台上,在傍晚的光线里小小的一团,青黄色,像秋天最后一茬没收割的稻子。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奶奶教他搓草绳,她坐在门槛上,他坐在她对面,两个人的手都在搓,麻绳从指缝里钻过去,越搓越长。奶奶说,搓绳子不能急,一股压一股,松了就散,紧了就断。他问搓这么长干什么。奶奶说,编草鞋啊。他问编那么多草鞋干什么。奶奶没说话,低头把绳子打了个结,牙齿咬着绳头一拉,然后才说,等人。
那时候他不懂等人是什么意思。现在他懂了。等人不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等人是手上有活儿,心里有数,一天一天地搓绳子,一双一双地编草鞋,编到第七十四双的时候,终于可以把鞋放在一个能找得到的地方,蹲下来,把话说完。
他走出陵园大门,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双草鞋还在石台上。风没有把它吹走。
周明远从遵义回来那天,赣州下了场小雨。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奶奶正坐在藤椅里听收音机,赣南采茶戏,咿咿呀呀的,音量开得震天响。听见门响,她把收音机啪地关了。
“蹲了没有?”
“蹲了。”
“手放地上了?”
“放了。”
“话说了?”
“说了。原话。”
奶奶点点头,手在毯子上拍了两下,像是验收一件活计合不合格。她没问他哭没哭,也没问墓碑长什么样。周明远本来准备了一肚子描述,青石墓碑、松树底下的落针、赤水河的颜色,结果一个字没用上。奶奶只要知道那三件事办到了,剩下的全是枝节。
“行了。”她说,“你去做饭。我饿了。”
周明远往厨房走,走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奶奶重新打开了收音机,采茶戏的调子又响起来,她跟着哼了两句,手指头在扶手上打拍子。节奏稳当,不紧不慢。他忽然觉得,那七十四双草鞋压在她心里九十年,搬走之后,她整个人轻了二两。
第二天他到台里上班。纪录片部的老赵看见他就喊:“明远,张导那边送审了,下周三播。台长看了两遍,说结尾那个孩子够碗的镜头还是得改,太压了,怕观众受不了。”
“不改。”
老赵把茶缸往桌上一墩:“你犟什么呢?一个镜头的事。改个角度,别拍手,拍碗就行,意思到了不完了吗?”
周明远把背包往工位上一扔,坐下来开电脑。“那个孩子死在湘江边,骨头收上来的时候手还伸着。我拍的是纪录片,不是电视剧。电视剧能让人从树后面走出来敬个礼,我这片子不能。我这片子要是也那么干了,就对不起我拍的那些真东西。”
老赵不说话了。他干了三十年编导,当然明白这个理。但他还是啧了一声,端着茶缸走了。
周明远坐在工位上,打开剪辑软件,把《归队》那版带子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片子四十五分钟,从于都河渡口开始,到湘江边的收殓队结束。最后五分钟是他自己跟拍的,没有旁白,没有配乐,就一个镜头:收殓队的战士蹲在崖壁底下,把泥土筛了一遍又一遍,筛出骨头渣、碎布片、一颗铜扣子。那颗扣子被捏在手指头中间,擦干净了泥,上面有个模糊的五角星。
他看了两遍。然后给张永新打了个电话。
“张导,你那个结局,我奶奶听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她怎么说?”
“她说戏里回来了,看戏的人心里就好受些。真的回不来的,他们不知道有人在等。等的人呢,等到最后,等的其实也不是那个人了。等的是个说法。”
张永新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周明远听见他那边传来打火机咔嗒一声。“你奶奶是明白人。”张永新吐了口烟,“当初写这场戏,编剧组吵了三天。有人说这是违背历史真实,有人说这是给活人看的安慰剂。最后是我拍的板。我说,长征路上死了那么多人,活下来的人心里都揣着一本花名册,哪个名字后面该打勾,哪个该画圈,他们比谁都清楚。我们拍电视剧的,替他们把那个勾打上。哪怕就一集,哪怕就五分钟。”
“我片子结尾不改。”周明远说,“那个孩子的手,我留着。”
“留着。”张永新说,“你那片子是纪录片,你别学我。我撒了一个谎,是因为电视剧有这个权力。你没有。你就老老实实把真的东西摆出来,摆得让人看得下去就行。”
挂了电话,周明远把片子最后那段又调了一下,加了一行字幕,打在黑底上:“湘江战役后,收殓队共掩埋烈士遗骸三万七千余具。其中一万两千余具无法确认姓名。”字幕停了三秒,然后出片尾。
周三晚上,《伟大的长征》大结局播出。周明远在家陪着奶奶看。这一回他提前把电视调到了台里,八点整,片头曲响起来,奶奶说:“开始了?”他说:“开始了。”奶奶把手里的半截草绳放下,两只手搭在毯子上,坐得比平时直。
最后一集播完,片尾曲起来的时候,周明远的手机震了一下。老赵发来的消息:“台长刚打电话,说那个手够碗的镜头,保留。他自己看了三遍,哭了两回。他说不改了,就按你的来。”
周明远盯着那条消息,屏幕的光映在脸上。他打了两个字回过去:“谢谢。”
奶奶听见他按手机的声音,偏了偏头。“你那个片子要播了?”
“下个月。”
“也拍长征的?”
“嗯。真的。”
奶奶想了一会儿,说:“那你也编个故事吧。不用编太多,编一句就行。就说,那个手够不着碗的孩子,后来吃上饭了。在戏里头。”
周明远愣了一下。他想起张永新在剪辑房里说的话,让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人,好好告一次别。奶奶没看过那场戏,但她听了一耳朵,就知道该怎么用。
“行。”他说,“我编一句。”
那天晚上奶奶睡得比平时早。周明远把她扶到床上,盖好被子,关了灯。他走到客厅里,把电视调到静音,屏幕上还在放片尾字幕,一排一排的名字往上滚。他坐在奶奶的藤椅里,掏出手机给张永新发了条消息:张导,我奶奶让我在你戏里加一句台词。那个孩子,后来吃上饭了。
张永新秒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周明远把手机放下,靠在藤椅靠背上。藤椅吱呀响了一声,跟他小时候坐上去的时候一模一样。他闭上眼,听着客厅里静音电视的电流声,想着下个月自己的片子播出的那天,他要把奶奶扶到电视跟前,告诉她,那个手够碗的孩子,后来在戏里吃上饭了。
虽然他知道那是假的。但他也知道,真的那个孩子,死在湘江边的时候,手指头离碗就差一寸。
一寸。九十年。七十四双草鞋。
有些谎话,得有人说。
纪录片《归队》是十一月第三个星期三播的。周明远特意请了半天假,下午把奶奶从藤椅里扶到沙发上,电视调到省台,又给她倒了杯热水搁在手边。奶奶问几点了,他说快了,还有五分钟。
“你那个片子多长?”
“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奶奶重复了一遍,手指头在膝盖上敲了敲,像是在算四十五分钟够她搓几根草绳,“行。你放吧。”
片子开头是于都河渡口的黎明,灰蓝色的水面上浮着一层薄雾,一个老船工撑着竹篙从画面左边划进来。周明远的旁白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克制得很,一句一句往外递。他坐在旁边听自己的声音,总觉得别扭,像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在说话。奶奶倒是没评价,安安静静地坐着,眼睛朝着电视的方向。
放到湘江战役那段的时候,画面上是收殓队在崖壁底下筛土。筛子晃一下,土掉下去,骨渣留下来。周明远偷瞄奶奶的脸,她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左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拍着,跟收音机里采茶戏的节奏一个频率。
最后五分钟,那个孩子的手从泥土里露出来。指节弯曲着,往前伸,指尖离那只青花瓷碗差一寸。镜头停在那儿,停了三秒,然后慢慢推近,停在那只碗上。碗里有一小截发黑的竹片,像是当年盛过什么东西的残渣。黑底字幕打出来的时候,奶奶忽然开了口。
“那碗里原来装的是什么?”
“不知道。可能是水。也可能是炒面糊糊。”
“炒面糊糊。”奶奶点点头,“你太奶奶当年给我炒过一袋,黄豆磨的,拌了盐。你爷走的时候背了半袋。后来再没吃过那么香的炒面。”
周明远不知道接什么。片子播完了,片尾滚过去,台里接了个保健品广告,声音忽然拔高,奶奶皱了一下眉。“关了关了,吵得慌。”
他把电视关了。客厅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楼下小贩收摊的吆喝声,跟广告里的聒噪一比,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进来的。
“你那个片子,”奶奶说,“没编故事。”
“没编。”
“最后那个手够碗的孩子,就停在那么了?”
“停了。”
奶奶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伸到毯子底下摸了一会儿,摸出那半截没搓完的草绳,又搓起来了。麻绳在她指间转着圈,越搓越紧,她的手劲儿比秋天那会儿大了一些。周明远注意到了,但没问。
“你下回要是还拍这种片子,”奶奶说,绳子在指头上绕了一圈,“拍完给我讲一遍就行了。电视上那些广告太闹。你讲的话,我听完了还能接着搓绳子。”
“行。下回我直接跟你讲。”
“嗯。”奶奶把搓好的一段绳子缠在手上,又松开,重新搓,“你那片子播完,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
“台里同事发了消息,说挺好。还有几个以前采访过的党史办的人,说谢谢我把他们那边的东西拍进去了。”
“问你挣多少钱没有?”
周明远笑了一下:“那倒没有。”
“那就行。问钱的都不是正经看片子的。”奶奶把绳子往毯子上一搁,拍了拍手,“我困了。你扶我进屋。”
周明远把她扶到床上躺好,关了灯。走到门口的时候,奶奶在黑暗里说了一句:“那个孩子的手,我摸着绳子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他伸着手往前够,够不着也够。你爷那半袋炒面,走到青杠坡还剩不剩一口都不知道。他要是最后也伸着手,够什么呢。可能就是够个念想。够不着也得伸着。”
周明远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门缝里透进来的光落在奶奶的床头,照着她银白色的头发和搭在被子外面的手指头。那手指头还在做搓绳的动作,一捻一捻的,像是睡着了也停不下来。
“睡吧奶奶。”他说。
“睡了。”奶奶翻了个身,声音含含糊糊的,“明儿个你把那箱子底下的旧报纸给我找出来。就是包草鞋那张。我想摸摸上面的字。”
第二天周明远把那张折了四折的《赣南日报》从木箱底下抽出来。报纸已经发脆了,折痕的地方磨出了毛边,手指头稍微用力就能撕开。头版右上角是《伟大的长征》收官的报道,配了一张剧照,毛泽东坐在树下抱着那匹红马,底下几行小字写着“结局篇温情收官,观众泪目”。奶奶把报纸铺在膝盖上,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摸过去。她认字,是小时候在私塾外头偷听来的,能摸个大概。
“这上面说,”她的手指停在一行上,“‘导演张永新表示,这场戏是献给所有没能走到终点的先烈。’”
“嗯。”
“没说献给等的人。”
周明远愣了一下。“没有。”
奶奶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又摸了一遍。“下回你见着那个导演,跟他说,等的人也值得献一献。等的人也没走到终点。我二十一岁开始等,等到九十三。我这一辈子就在门槛上坐着搓绳子,搓了七十四双鞋。你说我走到终点了没有?我连门槛都没迈出去。”
周明远没说话。他想起青杠坡陵园的石台上那双新草鞋,稻草青黄色,底子纳了四层。他当时蹲在墓碑前头,手贴着石头,把奶奶的话原封不动说了一遍。现在他忽然觉得,那三句话还是说少了。
当天晚上他给张永新发了条微信,把奶奶的话转述了一遍。张永新隔了半小时回了一条语音,背景音是剪辑房的风扇声:“明远,你奶奶要是愿意,下回我拍新片子,请她当顾问。不用出门,我上门去听她讲。等的人的故事,我确实欠着没拍。”
周明远把语音放给奶奶听。奶奶听完,嘴角扯了一下:“顾问多少钱一天?”
“人家没提钱。”
“没提钱就对了。提了钱我就不讲了。你回他,等开春吧。开春我手劲儿回来些,能给他演示怎么搓绳子。绳子搓得好,故事才讲得真。”
周明远替她回了。张永新秒回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那天夜里周明远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看见奶奶的藤椅上坐着个人。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奶奶自己。她没开灯,就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光,手里拿着那半截草绳在搓。动作慢得很,但一板一眼的。
“奶奶?你怎么起来了?”
“睡不着。手痒。”她没抬头,绳子从指缝里过,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你回去睡你的。我搓一会儿就进去。”
周明远站在走廊口看了一会儿。路灯的光落在奶奶手上,那双手粗得像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泥色,可搓绳的动作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一股压一股,松了就散,紧了就断。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她教他搓绳子的那个下午,门槛上坐着两个人,一大一小,麻绳越搓越长。那时候他问编那么多草鞋干什么。奶奶说等人。
现在他知道答案了。等人不光是为了那个人回来。等人也是在给自己搓一根绳子,一天一天地搓下去,搓到有一天,那根绳子能把自己也拴住,不至于散了架。
他回屋躺下,听着客厅里沙沙的搓绳声,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奶奶已经坐在藤椅里了,手边搁着一根新搓的麻绳,两尺来长,整整齐齐地盘成一个小圈。绳头上打了个结,跟七十四双草鞋的绳头一模一样。
“这根留着。”奶奶说,“下回张导来,给他看。让他知道等的人绳子搓得有多结实。”
开春之后张永新真来了。三月初,赣南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他开着一辆黑色越野车到楼下,后备箱里装着两箱牛奶和一兜子苹果。周明远下楼接他,他第一句话是:“你奶奶在家吧?没出门吧?”
“没出门。她能出什么门。”
张永新比电视上看着瘦,颧骨高,头发比拍戏那会儿白了一圈。他跟在周明远后头上楼,脚步放得很轻,到了门口还顿了一下,把手里那兜苹果换到左手,右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汗。
奶奶坐在藤椅里,收音机已经关了。她今天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用黑网兜拢得一丝不乱,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鞋面洗得发白。听见门响,她把脸转过来:“来了?”
“来了来了。”张永新紧走两步,蹲到藤椅跟前,仰着头看她,“奶奶,我是张永新,拍电视剧那个。”
“知道。你拍的那个戏,最后一场我听了。”奶奶伸出手,张永新赶紧把自己的手递过去。奶奶的手指在他手背上摸了两下,摸到骨节,又摸到虎口,点了点头,“手粗。干过活的。”
张永新咧嘴笑了一下:“早年在剧组扛器材,后来才当的导演。”
“扛器材好。实在。”奶奶把手收回去,在毯子上拍了拍,“明远,给张导倒水。”
周明远去厨房倒茶,听见客厅里张永新说:“奶奶,我那个戏结局,您听了觉得行不行?”
“行。怎么不行。”奶奶声音不急不缓的,“那几个人从树后头走出来,说了几句话又走了。你拍的时候怎么想的?”
“我就想着,这些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跟家里人说句话。让他们在戏里说一句,哪怕就一句。家里人听了心里踏实。”
奶奶没马上接话。周明远端着茶出来的时候,看见她手指头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这是她在盘算事的老习惯。“你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沙发,“你坐稳了我跟你说。”
张永新在沙发上坐下来,膝盖并拢,两只手搁在膝盖上,跟个听课的学生似的。
“你那个戏,”奶奶开口了,“把那些走远路的人拍得好。有说有笑的,还知道把辣子留给别人。可你少拍了一样东西。”
“您说。”
“等的人。”奶奶的手指头在毯子上画了个圈,“那些人在外头走,家里人等。你把外头的人拍完了,家里的人呢?我九十三了,没出过赣州。你爷走的那条路,我一条河都没蹚过,一座山都没翻过。可我心里也走了一趟。走了九十年。你把这一趟也拍拍。”
张永新坐直了身体。“奶奶,您要愿意讲,我就拍。您不用出门,我就在这儿坐着听。您讲多少我记多少。”
奶奶摆了摆手:“不用拍我。我有什么好拍的,一个瞎老太太坐藤椅上搓绳子。你拍那些等的人。于都河边上有多少等的人,你去看。瑞金、兴国、宁都,挨个走一遍。那些老婆婆老爷爷,家里供着牌位的、墙上挂着照片的、连照片都没有就一个名字的。你问他们等不等。都等。等到最后等不着了,也得等。你把这些人的话说出来,比拍我强。”
张永新从包里掏出个本子,铅笔在纸上刷刷地记。周明远瞥了一眼,字写得飞快,歪歪扭扭的,跟他拍戏时拿的那支铅笔是同一根。
奶奶接着说:“你记着,别光拍哭的。等人不光是哭。等人是过日子。早上起来先烧一壶水,把昨天剩的饭热一热,吃完把碗洗了,然后坐门槛上搓绳子。搓到中午做饭,吃完再搓。搓到天黑,做饭,吃完,上床躺着。一天就过去了。一年就过去了。九十年也这么过去了。你拍哭的没人看,你得拍那些不哭的时候。不哭的时候才最难熬。”
张永新的铅笔停了。他抬头看了奶奶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怎么,我说得不对?”
“对。”张永新把铅笔放下,“太对了。我拍戏的时候,编剧组天天商量怎么让观众哭。您这一句话把我那套全推翻了。”
“推翻了重来。”奶奶笑了一下,嘴角扯起两道深纹,“你年轻,重来来得及。”
那天下午张永新在客厅里坐了两个钟头。奶奶讲一段,他记一段。讲周德厚走的那天早上,她蹲在门槛上给他系草鞋,系完了拍了一下他的脚背;讲头两年村里还有红军家属聚在一起打听消息,后来人一年比一年少,最后就剩她一个;讲有一年于都发大水,她把草鞋箱子搬到阁楼上,自己站在水里泡了半宿,水退了以后箱子角上长了霉,她拿布擦了一整天。张永新记了满满七页纸,铅笔写秃了两根。
临走的时候张永新说:“奶奶,我下部戏就拍这个。拍等的人。您给我当顾问,不用出门,我每写完一集就寄给您,让明远念给您听。您说行我就往下写,您说不行我就改。”
“顾问费我不要。”
“不给钱。就管您一年四季的草绳,我给您买麻。”
奶奶想了想。“麻得买好的。不要那种漂白的,要原色的,粗一点,搓出来才有劲儿。”
“记住了。原色,粗的。”
张永新走了以后,周明远收拾茶几上的茶杯,发现奶奶坐在藤椅里没动,嘴角还往上翘着。他问:“高兴了?”
“高兴什么。”
“张导要拍等的人了。”
奶奶把毯子往上拉了拉。“他拍不拍的,我反正绳子照搓。他要是真拍了,我给他多搓几根备用。拍戏费绳子。”
周明远笑了,把茶杯端进厨房。经过窗户的时候他往外看了一眼,张永新的越野车还停在楼下没走,车窗摇下来一半,能看见他在里头低着头翻那个本子,铅笔叼在嘴里,半天没动。大概在琢磨怎么写那些不哭的时候。
那天晚上奶奶多搓了半尺绳子。周明远给她递麻的时候,她忽然说:“明远,你明天去趟邮局,给我买几张大邮票。大的那种,花里胡哨的。”
“寄什么?”
“给张导寄绳子。他回去就得开工,我先给他寄十根,让他拍戏的时候搁在镜头里当道具。等的人搓的绳子,比道具组做的真。”
周明远说好。奶奶又补了一句:“再买两斤麻。原色的。他带的那兜苹果不够抵。”
张永新回去之后半个月,第一集剧本就寄到了。牛皮纸信封,厚厚一摞,周明远拆的时候发现里头还夹了一小包麻绳,原色的,粗得跟小指头似的。奶奶摸了摸绳子,说:“这个张导,办事牢靠。”
周明远把剧本念给她听。第一集写的是于都河边上几个红军家属凑在一起打听消息的事,时间是一九三五年春天,队伍走了半年多,头一批阵亡通知还没下来,大家心里都还悬着,但嘴上已经开始互相打气了。剧本里有个叫春秀的女人,丈夫走的时候她怀了七个月的身孕,这会儿孩子生下来了,她抱着孩子站河边上,跟另外几个女人说:“等孩子会叫爹了,他就该回来了。”
奶奶听到这儿,手停了一下。
“怎么了?不对?”
“没有不对。”奶奶把手里搓着的麻绳放下来,“就是太顺当了。你爷走了半年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他该瘦成什么样了,有没有饭吃,冬天有没有棉衣穿。我没空想孩子叫爹的事。那时候我刚怀上你姑,头三个月吐得厉害,还得下地干活。等人归等人,日子该过还得过。剧本里这个女人太闲了,光站河边说话,不干活。你让张导给她加个活儿。怀里抱孩子,手里纳鞋底,嘴上说话,三样一块儿来。”
周明远拿笔记下来。第二集说的是兴国县一个老篾匠,儿子跟着队伍走了,他在家里编竹筐,编一个往墙上挂一个,说是给儿子攒着,等儿子回来拿去卖。奶奶听到这儿又摆手了。
“编竹筐的多了去了,不稀奇。你得让他编点别的。编草鞋。编草鞋的功夫在手上,眼睛不看也编得下去,一边编一边能想事。你让张导把篾匠改成草鞋匠。手上有活儿,心里才不慌。光编竹筐太清闲了,清闲了就容易瞎琢磨。”
周明远把这几条意见整理好,发了微信给张永新。张永新回语音的时候背景音里全是打印机和键盘的动静:“明远,你奶奶这几条太值钱了。编剧组正发愁第一集太平呢,加个纳鞋底、改个草鞋匠,画面一下子就活了。你替我给奶奶磕一个。”
周明远把语音放给奶奶听。奶奶笑了一声:“磕什么磕。他第二集写完没有?写完了赶紧寄来。我搓了六根绳子了,够他拍半集了。”
第四集剧本寄来的时候出了个事。这集写的是个年轻媳妇等丈夫等了三年,最后等回来一张烈士证。编剧写她拿到证之后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把证裱起来挂墙上,从此天天给证擦灰。奶奶听完这一段,把剧本往毯子上一搁,半天没说话。
“太苦了。”她终于开口,“你让张导改。拿到证不能哭三天。第一天哭,第二天躺床上起不来,第三天就得起来喂鸡。鸡不等人,鸡饿了一天就给你甩脸子看。第四天有人来问烈士证的事,她得把证拿出来给人看,看完收进箱子里,压箱底。不能挂墙上。挂墙上天天看,天天想,日子过不下去。压箱底,一年拿出来看一回,够了。”
周明远记下来,发过去。张永新当晚回了电话:“奶奶说得对。但戏里总得有个情绪出口,观众想看哭。”
奶奶在边上听见了,对着手机说:“哭不哭的,你得看时候。拿到证那天晚上,夜深了,把门关上,把灯拉灭了,蒙着被子哭一场。别让人看见。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水凉,一激,眼睛不肿了。出门该干什么干什么。你拍这个,比拍坐那儿干嚎三天三夜真。”
张永新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奶奶,您当年拿到烈士证的时候,哭了吗?”
周明远心里咯噔一下。他扭头看奶奶,奶奶的表情没什么变化,手搁在毯子上,手指头慢慢收拢又松开。
“我没拿到证。”她说,声音不重,“你爷走的是于都河渡口,死的是青杠坡,那个年代消息不通,两边对不上。村里头一批发证是一九三七年,念到周德厚名字的时候,发证的人说,北上无音讯。没定烈士,就写了个无音讯。无音讯是什么意思?就是没准还活着,没准死了,你自己琢磨去。我琢磨了九十年。九十年没有证的滋味你拍不拍?比有证难拍。有证好歹有个东西攥手里,无音讯你攥什么?攥空气。”
电话那头张永新不说话了。周明远攥着手机,听见张永新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出来,一下一下的,跟奶奶搓绳子的节奏有点像。
“奶奶,”张永新最后说,“我把第四集重写。写无音讯的。您给我讲讲,那些年您怎么过来的。”
“怎么过来的?一天一天过来的。早上起来先烧水,把昨天剩饭热了吃,吃完下地。回来做午饭,吃完搓绳子。天黑做饭,吃完躺床上。一天完了。头几年还数日子,后来不数了,数也数不清。有一年村里来个算命的,说我面相长寿。我说你算算我男人的。他说算不了,人不在跟前。我说那你走吧。从那以后我再没算过命。”
张永新在那头吸了一下鼻子。周明远假装没听见。
挂了电话以后,奶奶把第四集剧本拿起来又摸了一遍,像是在确认那几张纸还在。“张导这个人,”她说,“心软。心软的导演拍得好等人的戏。你告诉他,无音讯那段拍完了,后面接一段有音讯的。我后来拿到了。九十年之后拿到的。你让他拍我拿到函那天晚上,坐在藤椅上摸了半天纸,摸完了搁枕头底下压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摸了一遍,确认不是做梦。这段他得拍。有头有尾,观众看了心里才不落空。”
周明远把这段话发给张永新。张永新回了一条文字消息:“收到。第五集就写这个。奶奶枕头底下压函那段,我亲自拍。”
奶奶听完了,嘴角翘了翘,从毯子底下摸出那半截麻绳又搓起来。搓了两下,抬头说:“明远,你去看看日历。张导的戏什么时候播?”
“早着呢。剧本才写到第四集,拍完了还得剪,剪完了还得审。”
“那行。我先把绳子搓够。别到时候他戏播了,我绳子还没搓出来,丢人。”
周明远看着奶奶搓绳子的手,那双手比去年秋天稳当多了。麻绳从指缝里过,一股压一股,越搓越长,跟几十年前教他搓绳子的那个下午一模一样。他忽然想,张永新那部戏要是真拍成了,等奶奶的绳子摆在片场当道具的时候,那些演员摸着绳子拍戏,手底下的感觉应该跟奶奶当年搓绳子等爷爷的时候一个样。
一双手搓出来的东西,不管过了多少年,那股劲儿还在。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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