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旁,迎接从“空军一号”走下来的尼克松。两人握手的时间并不长,却被全世界盯住了。中美隔绝二十多年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新中国土地,这一步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历史意味。
尼克松此行,并不是一次普通访问。美苏对抗正处在紧张阶段,美国在越南战场承受压力,苏联的战略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华接触,既有外交试探,也有现实算计。中国方面同样清楚,握手可以,但原则不能模糊。
访问期间,尼克松参观故宫、登临长城,还在上海与中方举行会谈。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形成了《上海公报》。美国在文件中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措辞看似克制,背后却是两国对立关系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那几天的气氛确实不一般。中方赠送大熊猫,美国方面反响热烈;尼克松夫妇参观北京时,也对中国的历史遗存留下了深刻印象。可外交场合的笑容,并不意味着所有旧账都已翻篇。
真正棘手的事情,藏在两国关系的经济账册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950年12月冻结中国在美资产。12月16日,杜鲁门签署相关行政命令,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银行存款、企业权益以及其他财产,均受到管制。随后,中国也对美国在华资产采取了相应措施。
这不是普通商业纠纷,而是敌对状态下的资产对峙。战争结束后,美国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断要求政府追索损失。1954年,美国成立国外赔偿清算委员会,专门处理这类索赔事务。多年核算之后,美方列出三百多项要求,合计金额接近1.9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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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美方列出的损失,并不等同于实际被控制的资产。中国在美国被冻结的财产,经过各种渠道处理后,真正留在美国方面手中的金额远低于索赔总额。双方对财产性质、债务责任和计算方式的理解,也完全不同。
因此,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把这笔旧账重新摆到谈判桌上,多少带有试探意味。美国想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现实利益,中国则不能接受把旧中国政府留下的债务,简单转嫁给新中国。
1973年2月,基辛格再次秘密访华,重点就包括这笔资产纠纷。双方逐渐形成一个折中思路:美国可以用冻结的中国资产,向美国索赔者支付部分款项;中国则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处理这笔资产。名义上是相互清算,实际却涉及国家继承、主权表述和法律责任。
谈判很快卡在几个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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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坚持加入“指定国民”等表述,指向的是朝鲜战争后美国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分类。中方认为,这种措辞带有明显的敌对时代痕迹,不能出现在新的双边安排里。一个词,牵动的却是国家身份和主权立场。
更麻烦的是,美国方面还试图把清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债务问题牵扯进来。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明确采取“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不承认旧政府留下的某些不平等条约和债务。周恩来曾指出,既然发行债券的政权已经不存在,债权人究竟应当向谁追讨,本身就是问题。
还有一笔约1700万美元的资产,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这些资金原本存放在海外银行,后来中国通过外交交涉取回。中方认为,既然资金已经合法收回,就不能再次被列入美国赔偿范围。美方却担心,如果排除这笔钱,国内索赔者获得的比例会明显下降,国会审批也可能遇到阻力。
谈判桌上,基辛格曾试探:“这笔钱,能不能作为整体安排的一部分?”中方的回答很明确:“可以谈,但不能损害原则。”
有意思的是,双方并非没有接近过。美方后来表示,可以不再追究1949年以前的债务,也愿意删除“指定国民”一词;中方则考虑把那笔资金直接返还美国政府,不让当年的外国银行重新承担责任。看起来,最难的几道门已经有了钥匙。
然而,协议并没有顺利落地。中方经过数月研究后,最终没有接受美方方案。就在此时,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辞职,福特接任总统。美国政局变化,使这桩持续多年的资产纠纷再次陷入停滞。
到这里,真正的难题已经不只是赔多少钱,而是谁来承担旧时代的责任,以及怎样在不牺牲主权立场的前提下,把一笔跨越二十多年的糊涂账彻底了结。七年之后,邓小平抓住了新的外交窗口,局面才出现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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