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1日,河北南宫县一带,八路军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带着二十多名战士赶去取电台。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队伍会在途中遭到伏击,袭击者既不是日军,也不是伪军,而是当地的六离会武装。
电台是敌后部队的耳目。没有它,部队之间的联络、情报传递和行动部署都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王育民和二十多名战士当场遇害,武器、电台也被对方抢走。
这件事发生时,冀南的抗日局面正在迅速展开。
1938年初,八路军第129师抽调干部组建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开辟敌后根据地。这是一片平原,村庄密集,交通便利,既有利于部队发展,也给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络造成了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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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区不同于山地。山高林密,可以依靠地形隐蔽和周旋;平原上的部队,却必须深入村庄,争取群众,建立基层政权。谁能得到百姓支持,谁才有立足之处。
当地原本就存在不少以宗教和民间信仰为依托的武装组织。有些力量确实参加过抗日,对日伪军进行过抵抗,不能一概而论。可六离会却逐渐走向另一条路,利用迷信说法和强制手段拉拢群众,甚至干预地方事务,压制抗日政权。
津浦支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支队司令孙继先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中将,当时正带部队在冀南站稳脚跟。支队声势渐长,触动了六离会首领李耀庭的利益。
李耀庭是当地有势力的大地主。他看到八路军对普通会众采取劝导和争取的办法,便误以为八路军有所顾忌,不敢真正动手。王育民遇害,正是这种误判造成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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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部队内部并非没有愤怒。但徐向前考虑得很清楚:六离会中有不少普通农民,他们可能是受骗加入,也可能只是为了自保。若不加区别地打击,极易把被蒙蔽的群众推向敌对一边。
“会众要分清,头目不能混淆。”
这是当时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徐向前要求各部加强宣传和说服,尽量从内部瓦解六离会,除非遭到武力攻击,不得轻易扩大冲突。
有意思的是,克制没有换来李耀庭的收敛,反而让他更加骄横。
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部经过孙庄时,与徐向前率领的部队会合,双方商量如何处理六离会。徐向前仍然强调,不能把所有参加者都看成敌人,对普通群众要耐心解释,争取他们脱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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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六离会得知八路军正在研究对策,竟然纠集一万余人,向八路军驻地和活动区域发起冲击。许多武装人员披红挂彩,手持刀枪,在头目的煽动下声势很大。
他们相信所谓“神符”,以为能够避开枪弹。
八路军先派人劝阻,几名战士却被刺伤、杀害。部队鸣枪示警,对方仍不后退,甚至试图冲入村庄。到了这一步,事件性质已经变了:这不再是普通民间纠纷,而是有组织地袭击抗日武装。
徐向前赶到前沿后,看到现场情况,立即作出判断:“这些人都是死硬分子,必须消灭。”
命令下达,部队开始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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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离会武装很快发现,所谓刀枪不入只是头目用来控制人心的说辞。机枪火力展开后,徐向前又命令骑兵从侧翼包抄,压缩其行动范围。八路军的目标并非滥杀会众,而是击溃武装骨干,控制局势,阻止冲突继续扩大。
战斗结束后,六离会被取缔,数名头目被捕。两天后,李耀庭落入八路军之手,经公审后被判处死刑。
这场冲突的关键,并不只是一次伏击或一场交火。冀南许多村庄当时处在多种力量交错之中,谁掌握枪支,谁控制舆论,谁就可能左右百姓的选择。对被欺骗、被裹挟的群众,只能耐心分化;对借迷信聚众、杀害战士、破坏抗日政权的首领,则必须依法惩办。
两种处置方式,缺一不可。只讲宽容,可能助长凶手气焰;只讲强硬,又容易伤及无辜。徐向前在这场风波中的判断,正是把群众争取与打击顽抗分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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