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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 周一星:城市地理研究能为城市规划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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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70周年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节点,我们推出【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专栏,对话百位规划前辈,留住历史,让七十余年的规划智慧得以留存与延续;传承精神,让一代代规划人的学术追求与专业信念薪火相传;面向未来,在行业转型的关口,从历史的轨迹中探寻对未来方向的启迪。

本文字数:6030字

阅读时间:19分钟


专访对象:周一星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原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问

您对城市地理的关注和研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过去咱们国家的大学是没有城市地理课的,城市地理的教学在国内基本上是一种空白的状态。后来在1975年的时候,经济地理开始招生,而且我们招生转向了城市规划方向,所以教研室老师们的研究方向、教学方向都要面临重新调整。

当时我们转向以后的主方向应该是城市总体规划。教研室是让董黎明老师来担任这个主要角色,我是“退而求其次”,就选了城市地理。因为我相信我们地理系来研究城市规划、城市地理一定是有用的,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方向。等到1976年我就定下来,要教城市地理这个课。然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张景哲先生,他说这个想法很好,建议我首先读一本西方的城市地理学教材,先了解学科的框架,然后尽快把本科生的课开出来。诺瑟姆的Urban Geography,就是我自学城市地理的启蒙教材。

我在1973年就翻译过英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地理教育,里面说城市地理是人文地理发展最好、最快的一个方向。我读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就是城市地理方面的,最后真正决定研究城市地理是在1976年,1981年第一次在北大开设城市地理课。在我开课之前的两个月(1981年7月),王益寿先生到国内来讲课,那个时候我的课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但是他用中文讲课,我的理解就更深刻了。所以他的课对我帮助很大,对我来说是“久旱逢甘雨”,而且给我增加了很多案例。

问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您发表了一系列城市性质方面的论文。当时为什么会关注到城市性质问题?

城市性质是当时城市总体规划的核心问题。城市总体规划三大块:性质、规模、空间布局。我是1982年指导张勤的本科论文,研究嘉兴的城市性质,我们两个人后来就合作发表了《关于我国城市规划中确定城市性质问题》。

嘉兴工作结束后我回到北京,正好去参加了面向市民的北京城市规划的成果展览,就是让北京人了解北京城市规划。这个展览落实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的四点指示,确定北京城市性质。总的来说,对北京城市性质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以美国的华盛顿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为模式。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北京的首都性质和这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因此我就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我还研究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首都类型,撰写了《确定城市性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后来在《经济地理》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虽然是探讨城市性质要解决哪些问题,但我都是以北京为例,借这个机会反映我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不同看法。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有机会就讲我的不同看法,大家都知道我对这方面有不同看法。到2004年北京市做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他们就邀请我来主持一个关于北京城市职能定位的课题。 这一次我们给北京城市性质的建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管理中心,是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重要经济中心,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国际大都市。

问

请您谈谈20世纪80年代城镇体系研究开展的背景,以及城市地理学者所做的这些研究在城乡规划中发挥的作用。

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度兴起了国土整治,也叫国土规划。这个工作在国家计委下面,各个地方都有正规的编制来研究各地方的国土整治,实际上就是区域规划,当时这个事情是很热的。当时国土规划和国土整治的课题里面都有一个专项,叫“城镇体系规划”。但是这个国土整治或者说国土规划这个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热下去,只是热了几年以后就凉了。但是建设部有远见的领导把国土规划里面的“城镇体系规划”保留下来了。所以在住建部原来的城乡规划里面,有了“城镇体系规划”这一个工作。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80年代初,国家提出“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的农村,组织统一的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的、各种类型的经济区”,意思就是说要“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的乡村发展”。国家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个观点,就是在行政上采取的措施是大面积推行“市带县”的改革。这一改革,当时的市长就不是管一座城市了,而是要管市域里面的以城镇为重点的整个城乡共同体,这样的话它对城镇体系规划就有了要求。那么这种规划由我们学地理的人来做,我觉得是比较顺手的,也是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的,所以就有了城镇体系规划。

我做的第一个城镇体系规划是1985年的济宁城镇体系规划,在国内应该还算是最早的一批。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1986年发表在《北京城市问题》上。我后来是听张勤回忆,说1985年的规划做完以后,魏心镇老师代表我们到建设部去给领导做汇报,他们觉得这个规划还是挺有用的。我们这个规划对于后来把城镇体系规划写到规划法里面去,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问

请您谈一谈您关于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的缘起。

1984年我第一次出访马来西亚,认识了McGee。当时我就听他的课,他给我改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他把我带入了IGU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工作组,那是我第一次出国。1987年参加中美城市化道路合作研究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的一个资深地理学家,也是中国通,叫金斯伯格。他知道我是学地理的,就邀请我第二年去参加一个会,讨论McGee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写的关于Desakota的一篇文章。

McGee的Desakota是什么意思,它是研究东南亚农业为主的国家,他们没有走Gottmann所提出的Megalopolis的道路,走的是一个新的道路,他把这个叫做Desakota。第二次我们见面是在夏威夷,我就在会上回应他的思想,研究了中国当时农业发达的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现象,我类似地研究了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我预测,我们中国未来会在沿海的6个区块形成巨大的连绵,形成都市连绵区。我这个文章和相应的观点等于为McGee的理论做了补充,所以McGee很感兴趣,也引起了参加这个会议的其他国家专家的兴趣。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未来的局面会是什么样,所以引用这篇文章的很多,我就开始了研究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

在那次会议以后,McGee第二年邀请我去访问UBC。因为我提出中国的6个都市连绵区和他的思想是有一致的、有符合的地方,他很感兴趣,他就邀请我去访问UBC一年,但没有成功,我就转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去做城市统计的中美对比研究。途中我就顺道访问了UBC,发现McGee已经安排他的博士生研究中国的都市连绵区了。他主编的一本会议文集,这本书的封面就是用了我论文中关于辽中南的一幅地图,可见他们对我的那篇文章还是很重视的。

等到90年代,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这里面的重要内容就是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我还曾经邀请McGee访华,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即将结题的、我们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我后来还推荐他参加第一届北京论坛,结下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问

郊区化也是您很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请谈谈您当时是怎么发现中国开始了郊区化的现象?

郊区化是我最晚进入的一个领域。1992年7月,我和胡兆量老师接受北京市的邀请,去参加第二次市长季谈会,市长出席并和专家们一块讨论邓小平南巡以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为了准备发言,事先我翻了一下北京的人口普查资料,发现1982-1990年期间北京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4个区的常住人口减少了,我就意识到北京已经开始了郊区化过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郊区化了。当时捕捉到这么一个信息,我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的城市地理研究一直没有涉及到城市内部,通过郊区化我就可以切入到城市内部结构里面去了,就可以弥补我的遗憾了。

后来在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的支持下,我的郊区化研究被推广到别的城市里面去了。长三角的一些城市、广州,别的城市也研究这个现象,得到差不多的结论,说明它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孟延春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还有冯健的博士论文,对郊区化的研究又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成果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问

关于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您也写过很多论文,也引发过争议和广泛的讨论,请您谈一谈。

城市发展方针是我们国家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政策,中国怎么走城镇化道路,城市发展方针就是讲这个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城镇化,是怎么绕也绕不开这个问题的。八九十年代发表的关于城镇化的论文,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文章里面对这个问题站队:是赞成还是不同意国家城市发展方针,几乎都要“站队”。当时的争论也是很尖锐的。主流派当然是支持国家的城市发展方针,我把他们叫做“小城市派”。我们北大是比较特殊的,胡兆量老师、董黎明老师、孟晓晨老师,都不支持“小城市派”。胡老师还是大城市派的代表。

我的观点更加特别一点:我是既不支持小城市派,又不支持大城市派,我自称是“综合阶段论派”。我就反对单纯地用城市规模来指导城市,该发展还是不该发展,该积极发展还是谨慎发展,根据规模来决定,我反对这个思路。不是重点发展大中小就是发展小中大,在这个“大中小”里面兜来兜去,我反对这种思路。

因为在城市地理的观念里,城市该不该发展,人口规模不是关键因素。人口规模的背后是城市功能,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城市功能来决定的。为了这个观点,我做了很多基础研究,虽然我的看法是很早就有了,但是我没有马上表态。有了确实的证据、论据以后,在1988年中美城市化道路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提交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

当然一说出来反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坚持我的看法。所以后来做了很多呼吁,为了阻止城市发展方针写到《城市规划法》里,我给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写了一封信,我说这个问题现在国内还有极大的争论,没有结论,是不是暂时不要把它写到法律里面去。结果我的呼吁不单没有被接受,而且原来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后来写到法里面变成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是惨败的。但是我如果再研究下去我就“违法”了,它已经被写到法律里面了。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倔,我认为你这观点不对,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我还继续宣传我的观点。

后来到什么时候呢,2000年中国快进入WTO了,经济发展很快,各级城市都在发展,用城市发展方针已经没法解释了。不单单是我认识到了,国家计委还有其他很多单位都认识到了,规模政策确实是行不通的,在那以后,5年计划里就不再提了。那个时候的趋势已经明确了,很多人支持和我类似的观点。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

问

关于城市实体地域概念,从您早期发表相关文章,到近年参与自然资源部主持的城区和镇区范围确定规程的讨论,前后持续数十年了。您有何感想?

我觉得咱们搞城市地理的,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是城市研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什么是城市?”你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这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吗?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市镇辖区的频繁变动,造成了城市统计口径的变化无常,所以总趋势是中国城市概念的尺度,比国外的城市概念要大得多。这就造成了我们国内城市研究的概念混乱和数据的混乱,又造成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城市的一个障碍。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城市,首先他不知道什么叫城市,他不会用我们的数据,包括联合国到后来都不能用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的数据,不再公布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产生国际影响了。所以我是在1986年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后来用多年时间来推广“三种城市地域概念”的理念,确定城市实体地域概念,而且也花了很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指出我的第一个博士史育龙,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他的硕士论文就研究这个问题。到了2006年,我的想法被纳入到科技部的科技支撑计划。当时的背景是我们国家有一个中长期规划,里边有一个专题叫做城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了,在国家科研计划里面把城镇化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在第102次香山会议上,讨论城市的科学问题,我在发言中讲了这个问题。然后又参加了中长期规划的研究,我们的建议被科技部采纳了,然后就有了2006年的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我觉得这个工作最后还是比较圆满的,缺点就是样本城市太少,只有两个样本城市,但是方法和思路已经提出来了。

自然资源部空间规划局成立以后,我觉得他们完成了最后的“临门一脚”。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城区范围确定规程》,就是对建成区的城市实体怎么划分有统一的标准了。2024年完成了全国683个设市城市的城区范围确定工作,2026年3月又完成了全国镇区范围的确定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高兴,甚至说非常激动。这是我的几个研究领域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我有一个体会是,一个人的力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这一项成果是学界、政界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从1986年提出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到1994年写文章,一直到2026年,自然资源部做出了大成果。

问

对现在从事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年轻老师和学生们,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一代人和一代人的使命是不同的。我是40后的这一代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面对改革开放,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具体到我个人,我觉得作为一颗沙子,参与到构筑城市地理学的初步的基础。但是你们现在新的一代,你们的使命就不同了,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我觉得你们的使命更光荣。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要在你们手上来完成。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你们是要完成这个事业的。因此我觉得你们应该珍惜今天,努力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困难、挑战,你们会有你们的新的挑战,你们要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这是我的想法。


周一星先生题字


采访合影(前排:周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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