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北平城内的枪声渐渐停了下来,傅作义站在谈判桌前,面对的是一座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古城,以及城中不能承受战火的古建筑、文物和百姓。
这场抉择,并不只是一个军事将领的个人进退。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中央对起义将领的安排名单上。有关方面原本考虑,让傅作义、张治中、程潜等人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行政级别为三级。这种安排,已经体现了对他们身份和贡献的认可。
毛主席却认为,傅作义的情况不能简单处理。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有大功,应该给他一个部长。”
一句话,点出了傅作义贡献的分量。北平没有变成一片废墟,守军没有进行巷战,城内大量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这些结果与傅作义最终作出的决定直接相关。
傅作义没有把部队拖进无休止的抵抗,也没有让北平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1949年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对一座古城来说,这个结果本身就意义重大。
不过,部长职务究竟交给他哪一个部门,仍需考虑实际情况。
征求意见时,傅作义没有提出军政方面的职位,反而谈起了黄河。他说,自己的家乡就在黄河附近,百姓既靠黄河生活,也常常受到水患侵扰,希望能在水利方面做些事情。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傅作义早年进入军校,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对水利建设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他清楚,战争结束后,修堤、治河、兴修农田水利,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军队能够守住一座城,水利工程则要守住大片土地。
1949年10月,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消息传出后,有人心里不免疑惑:一名带兵多年的将领,能不能管好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部门?
傅作义没有急着证明自己,而是从调查开始。他要求干部深入河流沿线,了解堤防、灌溉、排涝和灾情,许多重要方案都要经过实地查看,不能只凭文件判断。
当时,他并未立即把全部精力放在水利部。1954年前,傅作义还兼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既要处理地方军政事务,也要参与全国水利工作。
肩上的事情很多。
1950年,治理淮河被提上重要议程。毛主席在中南海询问傅作义有关方案时,他已经带着准备好的材料前来汇报。毛主席听完后强调,要多调查、多研究,把方案落到实处,为群众解决水患。
傅作义当即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把工作做细。”
这句话并不复杂,真正困难的是后面的落实。淮河治理涉及多个地区,需要修堤、蓄洪、灌溉并举,既要防止洪灾,也要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傅作义组织干部前往一线,反复核对情况,再将各地意见带回研究。
有意思的是,他外出调研时很少讲究排场。买不到软座,就坐硬座;路途较远,也常乘普通列车。到达现场后,先看河道和堤坝,再听地方干部和群众介绍,常常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水利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就能完成的。钱正英后来回忆,傅作义每年都要拿出相当时间,到淮河、黄河、长江等地调查部署。这个习惯,使他逐渐从水利工作的门外汉,变成熟悉河流规律和工程实际的负责人。
1957年4月,傅作义到山西视察水利时突发心脏病。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安排专家和医务人员前往救治,并将他转到太原。病情稳定后,中央考虑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到南方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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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却不太愿意。他说:“不让我工作,我去疗养做什么?”
这份坚持并非没有代价。多年奔波使他的身体不断受到损耗,但他仍把水利建设看作一项不能轻易放下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更加重视培养干部,尽量把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人。
从1949年担任水利部长,到1972年因病退下,傅作义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期间,他参与和推动了淮河、黄河等流域的治理,也见证了新中国水利机构和工程体系从起步走向完善。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北方正逢旱情,他还曾询问身边人:“北方下雨了吗?”
这句问话很短,却与他晚年始终牵挂的事情相连:河流是否安稳,土地能否得到灌溉,百姓能不能少受灾害。北平和平解放保全了古城,后来二十多年的水利工作,则成为傅作义留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另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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