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光明网《李克强与他的七位恩师》、新浪新闻《你不知道的李克强:北大法律黄埔一期 选择决定人生》、腾讯新闻《三个故事,怀念一个人》、经济观察网《新总理李克强:燕园岁月》、凤凰网两会人事资料;北京大学新闻网《读书人李克强》、人民网《李克强同志简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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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校园里,一条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从宿舍传到教室,从走廊传进食堂,整个燕园都在议论同一件事。
那个被老师和同学们公认为留美"十拿九稳"的高材生李克强,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选择——他放弃了出国。
消息传开,校园内议论四起。
有人当面替他惋惜,有人直接说他这次亏大了。
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以第一译者身份完成丹宁勋爵著作翻译、担任过北大"学生人大"主席的法律系尖子生,放弃留学去做团委书记,外人怎么看都觉得这笔账算不过来。
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每次谈了什么,外界所知不多。
但这十多次谈话换来的那个结果,改写了李克强此后的整条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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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凤阳田间到燕园校门
李克强,1955年7月3日生于安徽合肥,祖籍安徽定远。
父亲李奉三,曾担任安徽省凤阳县县长,后出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1974年,年仅19岁的李克强离开合肥,前往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开始了一段长达近四年的知青岁月。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民间称为"帝王之乡",但这个地方土地贫瘠、物产匮乏,当地农民的生活相当艰难,到了年初很多人家就要闹"春荒"。
李克强初到凤阳时,水土不服,全身皮肤溃烂,条件极为艰苦。
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白天和村民一起下地干活,夜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离开凤阳。
他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落到实处,帮大队起草讲话稿,带领年轻人读书看报,还拉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办起文艺宣传队。
大队领导但凡有需要落诸文字的事情,都找他来写,说话条理清晰、见解独到,是他在村里很早就有的评价。
1976年5月,李克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承担起一个基层党支部的全部日常职责,彼时他21岁。
从组织宣传到统筹农业生产,支部书记的工作细碎繁杂,但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在最基层直接面对农村现实的机会,也让他积累了最初的组织工作经验。
1977年8月,高考制度恢复,这个消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李克强得知后立即积极备考,起早贪黑加紧自学。
他本来想报考北大,但听说北大的录取比例是29比1,为了保证有大学上,就把北大填在了第二志愿。
1978年,李克强顺利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
这个消息在凤阳轰动一时——一个在田间劳作了近四年的知青,考进了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那一年他22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法律专业属于相对冷僻的学科,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较高,能以党员身份、以高分考入,本身已不容易。
这一届新生里,许多人和李克强一样,带着深厚的社会阅历和强烈的求知欲走进了课堂。
从凤阳的煤油灯下到北大的图书馆里,这一跨越背后,是他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硬撑着坚持了多年的那份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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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燕园四年,锋芒初露
1978年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正式入学。
这批学生后来被称作"黄埔一期"——他们大多有过插队或工厂劳动的经历,带着动荡年代里积存的疑问重回课堂,眼界与经历远不是寻常应届毕业生可比。
同学中,日后成为行政法学家的姜明安、刑法大师陈兴良、民法权威郭明瑞、国际知名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政治学者王绍光,皆在此列,可谓群星云集。
法律系最著名的老师,是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留学英国,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有深入研究,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能够系统讲授比较宪政的学者,对李克强此后的学术方向有深远影响。
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从《联邦党人文集》到英美法系的司法案例,读了大量英文原著。
入学之初,李克强几乎没有英语基础。
他做了一个小本子,正面写英文单词,背面写中文解释,走路背、吃饭背、坐公交时也背。
同学何勤华后来回忆,这个安徽小子对英语有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头,没过多久英文水平就上去了,大三起便已经可以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被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资料,部分翻译文献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
在学术合作方面,龚祥瑞注意到国外刚刚兴起的计算机与法律融合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后觉得没说透,就找来英语水平较好的李克强查阅国外文献资料加以补充修改。
李克强修改后,龚祥瑞很认可,两人联名以《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为题,发表在《法学杂志》1983年6月号上,这次署名合作,是老师对他学术能力的一次明确认可。
此后,龚祥瑞从英国访学归来,带回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两本新著,物色、组织了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等人进行翻译,并给予精心指导。
李克强作为第一译者,参与合译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于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在再版。
在学生工作方面,北大参照当时一些高校学生会制度,创立了学生议会常代会,作为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同学称为"学生人大"。
李克强担任了这个机构的主席。
在跨学科的小组讨论中,他言词犀利,常常妙语连珠,思辨性和逻辑性都相当突出,在文科学生中是发言较多、且见解尖锐深刻的一个。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四年下来,他在学业、翻译和学生工作三个方向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同级学生里颇为出色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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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前夕,骤生变数
那是出国留学格外风行的年代。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出国意味着接触前沿学术、拓宽视野、与更广阔的世界接轨,一时间成了无数优秀毕业生的第一志愿。
李克强的不少同学已早早定下了各自的出路——陶景洲赴美,别的同学赴法,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做着具体的规划,燕园里弥漫着一股向往远方的气息。
李克强也做好了准备。
毕业前的两个月,他系统复习了留美考试的相关课程,状态颇佳,备考节奏稳健。
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以他的成绩、英文水平和已有的译著成果,名额"十拿九稳"。
就连陶景洲也回忆,当时大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就在这个节骨眼,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找到了他。
马石江日后出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彼时正是北大校园里颇具分量的领导人物。
同为赏识李克强的,还有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两人都对他格外器重。
马石江明确表达了意图——看中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和沉稳性格,要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
第一次谈话没有结果,马石江没有就此作罢。
第二次、第三次……先后十多次,每一次都是认认真真做思想工作。
这种锲而不舍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人选,他认定了,不打算换。
经过马石江的多次动员,李克强最终选择了留校。
在做出这个决定前夕,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毕业前夕,他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这几行字写完,他的去向已定。
全班83名同学里,包括他在内,只有4人留校。
毕业之时,他与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曾约定,合写一本名为"法律文化"的书。约定没来得及付诸行动,大家就各自忙开了。
那本书,始终没有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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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个改变一切的抉择
消息一经传开,北大校园里炸开了锅。
有同学当面对他说,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亏了。
有旁观者觉得,以他的资质去做行政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这种议论不止在法律系,整个燕园都在谈这件事——全优成绩、第一译者、"学生人大"主席,这样一个人去担任团委书记,外人怎么看,这笔账都算不过来。
外人的看法,有外人的逻辑。
彼时出国深造的风潮正盛,团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同学们眼里,远不如一张留学通知书来得有分量。
那个年代,共青团干部是大多数高材生不愿意选择的路,从事学术、出国深造才叫有出息。
法律系77级学生里,日后出国的,做学问的,当律师的,各有各的选择,唯独留下来做团委工作的,只有寥寥数人。
站在当时的视角看,李克强的这个选择确实出人意料。
他不缺留学的资本——英语能力、学业成绩、已有的译著,都是实打实摆在那里的。
陶景洲后来回忆说,李克强当时本来想的是做学术,以后当教授。
这条路,因为马石江的十多次谈话,彻底改变了方向。
马石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他谈话,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人选,他认定了,换不了别人。
从李克强的经历来看,他也确实不是对组织工作毫无基础的人——凤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做过,北大"学生人大"的主席做过,每一个职务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历练出来的,不是挂名虚职。
外人替他惋惜,他却留下来了。
从1982年1月接受这个职务算起,这条路到底会通向哪里,包括李克强自己在内,没有人能事先算清楚。
而当他走进北大团委那间办公室,落座,开始处理第一份公文,这扇门关上的那一刻,一系列没有任何人事先预料到的事情,已经悄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