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金杜研究)
引言
资产负债表外的核心资产
种业企业内部普遍存在一种资产认定的错位:会计账簿、权利证书与宣传资料所彰显者,多为已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杂交种;而育种负责人所倚重的核心资产,往往既无证书,亦无登记,且从未对外公开,即亲本自交系、不育系、恢复系,以及介于定型品种与原始材料之间的育种中间材料。
此种错位并非疏于管理,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杂交种一经申请品种权,即须提交繁殖材料并接受DUS测试,其亲本信息在审查、推广与维权各环节均难免外溢。亲本一旦为外界所知悉,企业的竞争优势即失去依托:竞争对手取得该亲本后,与自有另一亲本组配,即可育成在市场销售上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品种,且从品种权角度看未必构成侵权。业内称此种情形为“被配走”。
于是,多数企业选择不为亲本申请品种权,转而以保密方式加以控制。而保密并非不作为,而是一种须主动建构的法律状态。实践中亲本流失案件败诉,其原因往往不在他人未实施获取行为,而在权利人无法就三事举证:该信息何以构成秘密、权利人为之采取了何种措施、他人以何种方式获取。本文将从保护路径的选择、商业秘密要件的认定、委托制种的合同治理、证据链的构建等方面展开。
01
品种权保护不及于亲本,根在权利客体
讨论亲本保护,须先厘清一个基础问题: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是什么。
品种权的客体为“品种”,即具备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并经适当命名的植物群体。其制度设计旨在平衡激励育种创新与促进良种推广,因而采用“以公开换保护”的结构:权利人取得排他的独占权,代价为繁殖材料于授权后向社会提供,DUS测试所需性状信息亦进入审查档案。该结构用于已定型的商业品种比较适当,适用于亲本则产生明显的激励错配——亲本的价值恰在于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一经公开,排他权所生收益可能远不足以弥补秘密丧失所致损失。
这也解释了实务中通行“外围申请、核心保密”的布局:对已定型、存在被反向育出风险的自交系申请品种权,建立形式上的防线;对仍处改良路线之中、系谱尚未定型的中间材料,则严格控制知悉范围。同时应当注意,品种权与商业秘密并非互相排斥:同一份亲本既可成为品种权的客体,也可作为商业秘密的载体,权利人可以在不同场景下择一或并行主张,但二者构成要件、举证结构与抗辩事由完全不同,不可混用。
至于专利,在亲本之作用相对有限。我国不保护植物品种本身,但育种方法、基因序列、分子标记、性状调控元件均可申请专利。其价值不在于守护材料,而在于阻断竞争对手沿某一特定技术路径行进,例如某种耐除草剂性状的基因构建。换而言之,专利所守者为技术路线,而非种子本身。
日常保护功能实际由商业秘密、合同义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组“针对人”的规则承担。亲本流失几乎均经由人而发生:受托制种的农户、合作育种的伙伴、离职的技术人员。将物理控制转化为法律控制,正是依赖这三者的组合。
02
商业秘密的成立,其应具备三项要件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10月15日施行)第十条第四款要求商业秘密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项要件,三者并列,缺一不可。
其一为秘密性。其法理基础在于信息的非公知状态,判断标准为“相关公众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而非“绝对无人知晓”。所以有限范围内的知悉并不当然破坏秘密性,关键在于知悉者是否负有保密义务。实践中仍存在数项易被击穿的漏洞:亲本曾送交第三方检测机构作分子鉴定或抗性鉴定,未签署保密协议者,可能被认定为公开;亲本提供给高校或科研单位作合作研究,未约定保密义务者,风险同样显著;更为隐蔽者见于审定与登记环节——杂交种申请审定往往须提交亲本信息乃至亲本样品,如无相应保密安排,可能被认定已进入公有领域。所以应当确立一项原则:凡对外提供亲本,均须对应一份保密协议与一套可追溯的记录。
其二为价值性。该要件在诉讼中鲜有争议,其意义在于划定赔偿基数。一般可以由企业在内部建立亲本价值档案,记录育成投入(用工、用地、世代数)、配组试验数据、对应杂交种的销售规模与毛利贡献。此类材料在计算损失时,直接决定法院可予支持的赔偿范围。
其三为保密措施,也是司法审查最具实质意义的部分。法院通常自两个角度切入:权利人是否有保密的意愿并加以客观表现,措施是否达到“合理”程度。此处须强调法理上的分寸——法律并不要求权利人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其既不现实亦不经济;所要求者,是一种可向外证明、且与信息价值相匹配的管理状态。于育种企业而言,保密措施须具备可执行性:分级管理为基础。核心系仅由育种负责人与总经理知悉,重要系限于育种团队,一般系可及于生产部门,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访问权限与保管要求。以内部编号替代真实名称,同具实效:田间、仓储与内部系统中一律使用内部代号,真实系谱仅存于加密档案,标签、种子袋、运输单据上不出现可识别信息。地块隔离与分区不可或缺:核心亲本繁殖地块单独选址,设置物理围栏与出入登记,与委托制种地块物理分离,防止因一田多系而被一并取走。仓储实行双人双锁并建立出入库台账,留存称重记录并回收残余种子,任何差异均须书面说明。信息系统应设置权限分级与操作日志,禁止批量导出,离职人员账号即时冻结。制度还需要文本化并留痕:保密制度经民主程序公示或由员工签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委托制种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三者齐备。上述措施成本有限,其意义在于将“权利人自认为秘密”转化为“外部可验证其以秘密对待”。一份经签收的《亲本管理办法》与一套完整的出入库台账,其证明力远胜于争议发生后补作的任何陈述。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W68”亲本案中,河北华某种业的玉米杂交种“万糯2000”(母本W67×父本W68)已申请并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其父本“W68”自交系从未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亦未对外公开销售。武威某公司以不正当手段取得W68后扩繁生产,其作为被告的抗辩集中于两点:杂交种既已审定推广,亲本是否仍属秘密;种子既施于田间,如何可能维持保密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作物育种过程中形成的育种中间材料、自交系亲本等,不同于自然界发现的植物材料,系育种者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具有技术信息与载体实物兼而有之的特点,在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条件下,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关于保密措施,法院确立了明确标准:育种材料依赖田间种植,客观上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对保密措施的认定“不宜过于严苛”,以正常情况下足以达到防止被泄露的防范程度为宜。华某种业的内部保密制度将育种亲本、繁殖材料、育种资料列为公司秘密,与相关人员约定在职及离职后的保密义务,委托繁种合同限制亲本外流,对外使用内部代号而非真实系名,符合采取保密措施的要件。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育种材料可构成商业秘密之首案,亦首次将“杂交种审定公开不等于亲本公开”写入裁判理由。
03
委托制种需要关注物理控制转移后的合同治理
我国杂交种生产高度依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委托制种模式。亲本一经交付制种方,物理控制即告丧失,此后全靠合同与过程管理。该环节的漏洞通常集中于三处:交付数量未设上限、剩余种子未予回收、异常产出未获检出。
数量控制为基础。合同应依制种面积与单位用种量核定亲本交付量,约定合理损耗率,超量部分须书面申请并说明用途;亲本交付按批次、按地块并经签字确认,避免笼统交付。
剩余回收为关键闭环。合同应约定:制种结束后,剩余亲本种子、未达标的亲本繁殖材料以及制种田内的父本行,均须全部回收或就地销毁,由公司派员现场监督、双方签字确认销毁记录。实践中流失多发生于“父本行未割除”这一细节。
检出机制为事后救济的着力点。建议在合同中约定:公司有权于制种期内及收获后对制种方持有的全部种子抽样检测,制种方负有配合义务;一经检出超出约定数量的亲本繁殖材料,即视为违约,按约定标准承担违约金并负担检测费用。违约金标准应与亲本价值相匹配,可约定为对应杂交种年度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或按查获种子数量乘以单位亲本价值计算,既避免因“明显过高”而被调减,亦维持足够的约束力。
若查明制种方将亲本繁殖材料对外销售,责任可以叠加:于违约责任之外,可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二十二条主张商业秘密侵权,侵权人系故意且情节严重者,还可请求按确定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判赔;该亲本同时已取得植物新品种权者,可另行依《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主张品种权侵权。两条路径并行,可形成合力。
04
对侵权人使用行为的证明,需要构建完整证据链
这是亲本案件中最难之环节。品种权侵权仅须证明被诉繁殖材料与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而商业秘密侵权要求证明对方获取并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须建立一条由亲本指向被诉品种的完整链条。该链条大体由四段构成。
分子检测为第一段。现行SSR标记对亲本同一性的区分度有限,遗传背景相近的自交系之间常呈“高度相似而不完全一致”。较为稳妥者,系采SSR与SNP组合检测,委托双方认可且具备资质的机构实施,全程公证取样。检测结论表述为遗传相似度而非同一性;必要时由专家辅助人出庭说明其证明力边界,避免过度主张反而削弱可信度。
田间比对为第二段。在分子检测之外,株型、叶形、生育期、花器性状、抗性的系统记录仍属重要佐证,可与历史育种档案中的播种图、选系记录、试验数据相互印证。
交易链条为第三段,是裁判者最为关注的。须证明被诉方既有接触机会,又有实际接触行为:制种合同、亲本交付单、运输记录、基地负责人证言,以及被诉方于申请审定或品种权时提交的亲本信息与系谱。后者尤需关注——若其填写的亲本名称与权利人内部代号存在对应关系,常为案件突破口。
排除合法来源为第四段。被诉方最常用之抗辩为“自行育成”或“合法购买”,此时应要求其提供育种档案、原始材料来源凭证、发票与供货方信息。真实育种过程必然留下大量连续痕迹,此类痕迹难以在诉讼中临时伪造,正是商业秘密案件中“接触加实质相似推定”证明结构的价值所在。
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2562号“W68”父本侵权案,同一W68,数年后复现于新疆塔城地区的制种田:昌吉某某公司在882.63亩地块上,以W68为父本生产“万糯2000”种子。权利人举证至“被诉种子经鉴定与W68实质上相同”后,法院未要求权利人继续证明对方如何取得亲本,而将举证责任转予被告——由被告证明其不存在侵权行为,例如亲本系自行选育或经合法途径受让取得。被告的抗辩其所生产的品种已经通过审定。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审定仅证明杂交种可以推广,并不证明其所使用的亲本来源合法;仅凭审定证书与备案表,不足以还原亲本的合法取得链条。该点在实务中极具价值——意味着被告须提出育种档案、原始材料来源凭证、发票与供货记录,以证明其合法来源。
05
刑事路径是威慑的实际来源
侵犯商业秘密罪系亲本保护的“最后手段”,也是威慑力最强之环节。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以“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依现行司法解释与立案追诉标准,给权利人造成损失或违法所得达到三十万元以上者,即可认定;二年内曾因侵犯商业秘密受过处罚,或承担民事责任后再次侵权者,门槛相应降低。损失认定可采权利人销售利润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等路径。
刑事路径的价值在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可突破民事程序中取证困难的困境——调取银行流水、查封扣押、询问证人,均非民事程序所能及;而立案本身即对侵权方形成重大压力。只是其门槛较高、周期较长,且需企业先行提供较为完整的基础证据:秘密性、保密措施、接触可能、损失数额。
“沃玉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第四批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亦为该批十五件案例中唯一一件种业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沃玉3号”系河北某公司选育的玉米品种,母本M51、父本VK22-4,2013年7月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公司于2019年6月就父本、母本分别申请植物新品种权,2021年12月30日获得授权。在取得品种权之前,该公司即已对亲本繁殖材料采取保密措施、制定商业秘密管理守则,作为其核心商业秘密。该公司与甘肃张掖某制种公司签订年度委托生产合同,约定亲本材料不得私留、私繁、赠与、出售。2021年,该制种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违反上述约定,将930公斤“沃玉3号”亲本出售他人,下游据此繁出13.4万公斤种子并对外销售。经司法鉴定,权利人经济损失为49.97万元。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沃玉案得以立案、起诉并判决,依赖的并非“损失巨大”的笼统主张,而是三项可资核验的证据:一份载明保密义务与不得私售条款的委托生产合同,用以证明对方明知且负有义务;一份将亲本与涉案种子相联系的司法鉴定,用以证明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份49.97万元的经济损失鉴定,用以跨过三十万元的入罪门槛。三者缺一,案件即止于行政举报或民事索赔。
实践中较为有效的是三条路径并用: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不正当竞争,通过查处固定证据;同步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行为保全,阻止侵权品种上市销售;待证据成型、损失可估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三条路径的节奏配合,常较单线推进更易于促成和解。
业务领域:知识产权诉讼和商事争议解决
郑泓律师拥有近二十年的知识产权诉讼经验,主要涉及专利、商业秘密、商标、计算机软件、特许经营、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等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郑律师也为客户提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交易和融资等非诉法律服务。郑律师的客户包括众多国内外著名公司,涵盖互联网、电子、通讯、高端制造业、软件、游戏和电子竞技、信息技术、半导体、房地产、制药、化工、汽车、食品饮料、主题乐园等。郑律师善于驾驭复杂、疑难的知识产权和商事争议,为客户提供理性、务实的解决方案。郑律师参与、代理了国内若干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其中的数个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典型知识产权案例。郑律师凭借资深的执业能力和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能把握案件整体的同时也关注细节,得到客户及法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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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升
知识产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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