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8日晚,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守在病房里。老人刚刚短暂清醒,忽然开口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寻常的求医之语,竟成了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背后,是多年病痛不断加重的结果。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冠心病和运动神经元萎缩等疾病,肺部状况也一直不佳。身体渐渐沉重,听力逐步下降,双腿反复浮肿,连站立和行走都变得十分困难。
但病情并没有让他完全放下工作。书看不清了,就让工作人员一页一页读给他听;身体无法久坐,仍要了解国内外情况;医生劝他休息,他往往只回答一句:“我还要工作。”
真正让身边人感到心酸的,是1972年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次。1月10日,毛泽东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医生并不赞成他前往八宝山。可他得知陈毅去世后,还是坚持出席。
工作人员没有把日历放在床边,也没有特意提醒日期。午休后,毛泽东却自己坐起身来,摸索着穿上拖鞋,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医生赶来劝阻,最终只能随行照料。
追悼会现场,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说陈毅是好同志。那一刻,他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老战友的离去,还有一批从井冈山、长征和抗战年代一路走来的同志,正在逐渐减少。
回去后不久,他的肺心病再次发作,身体恢复得更加缓慢。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时,他已经难以正常行走,会议安排因此作了调整。代表们散会后迟迟不肯离开,想多看他一眼。毛泽东只好说:“你们先走,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恩来随即解释,请大家先离场,让主席目送代表们离开。
这类细节,说明病中的毛泽东仍然十分清楚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他不愿让会议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受到影响,也不愿让同志们过分拘束。话说得平常,背后的克制却很明显。
1974年以后,吞咽困难、缺氧和心脏疾病相继出现,进食有时需要借助鼻饲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会见外宾。1976年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他已经无法独立站立,却仍试图起身握手,身体不支后才坐回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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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声音已经很小,身边人员需要贴近耳边才能听清,再将谈话内容转达。交流变得困难,但他依旧关心国际局势,也在意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情并非毫无认识。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他曾指着自己的腿说,走路已经站不稳;同年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也谈到自己身体不好,还说“我与上帝有个约会”。这些话听来平静,并不是对病痛的轻视,而是对身体变化已有判断。
1976年春天,他两次发生严重心肌梗塞。经过抢救,生命暂时保住,但身体明显衰弱。8月26日再次发病后,他常常陷入昏迷,偶尔清醒时仍惦记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还要了解国际消息。
9月8日下午,周福明回忆,毛泽东还让人关注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消息。到了晚上7时10分左右,他突然感到不适,向孟锦云说出那句:“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随后,病情急转直下。9日零时4分,血压已经难以测出;零时6分,自主呼吸停止;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没有遗言式的安排,也没有刻意留下的告别。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句交代病情的话。对于守在身边的人而言,那一刻既突然,又早有征兆。一个长期支撑着国家事务的人,最终还是在连续的病痛中安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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