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铁路警察失踪为何惊动公安部?1984年公安部督办“王林生案”始末》《84年,一公安干事盗枪预谋劫机,却死在郊外,调查员:是同伙杀的》
说明:文中时间、人名、数字以流传较广的公开记述为准;不同来源对子弹数量、中弹部位等细节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与枪库清点、尸体检验记述一致的版本。
1984年1月21日,成都,铁道部驻成都第二工程局公安处。
主任干事王林生留下一张写有湖南原籍、母亲病重的假条,离开单位,随身佩带的54式手枪一并带走。
几天后,枪库清点出十六支54式手枪和1510发51式手枪弹短少,掌管库门钥匙的人正是王林生。
此人既没有回到湖南老家,也没有出现在单位,案情逐级上报到公安部,部长批示挂牌督办,铁路、民航、航运公安全线布控。
1984年春节为公历2月2日,案件侦办恰好压在年关前后。
当时国内民航航线有限,枪支弹药一旦流入图谋不轨之人手中,后果直接关系航班乘客与机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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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条上的探母回乡
铁道部驻成都第二工程局下属的公安处,承担工程沿线、施工场站和内部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处内配有枪支弹药,设有专门枪库。
库内枪支领用、归还、清点都要登记,钥匙由专人保管,王林生正是这名管钥匙的干事。
他日常能进出库房,也能查看台账上每一支枪的编号和子弹存量,这一职务条件,成为后续整个案件得以发生的前提。
王林生佩带的54式手枪,是当时公安队伍常用的制式手枪,配用51式手枪弹,库房存放的也以同型号枪支和配套子弹为主。
这类武器结构成熟、杀伤射程明确,一旦流入不法人员手中,近距离威胁极大。
按台账规矩,枪库少一支枪、少一箱子弹,都应当有迹可查;大批枪弹一并短少,只可能发生在内部人员有条件接触库门的情况下。
1984年1月21日这天,王林生没有当面向领导请假,只留下一张假条。
假条写明原籍湖南,母亲病重,需要赶回老家探望。
假条留下之后,人离开单位,随身那支54式手枪没有交回,也没有补办归队时间和去向的签字手续。
按常规,公安干事离岗应当经过分管领导批准,写明事由、去向和归队期限;王林生这一次只留下手写假条,人已经走出单位,手续没有走完。
单位起初把这件事按普通家事处理。
职工家中老人患病,回乡探望,属于人之常情。
八十年代通讯条件有限,长途联系要靠电话辗转转接,一个人回了湖南乡下,未必能马上报平安。
处里先等待观察,看他节后是否归队,看湖南老家能否捎来消息。
等待期间,处里查看王林生留在宿舍和工位上的物品,核对他离岗时带走的物件;配枪不在,值班登记上没有交回武器的记录,这些细节在当时只被当作反常,没有立刻上升为疑点。
几天过去,王林生没有回来,也没有捎来口信或信件。
1月27日,公安处把情况上报公安部刑侦局,接报的是刑侦局局长高旭。
报送内容很明确:主任干事王林生,1月21日以湖南原籍母亲病重为由留下假条不辞而别,随身带走一支54式手枪,至今渺无音讯。
报告送到部里,刑侦局给出第一条指令:迅速向王林生老家原籍核实,确认他是否真的回家,确认他的母亲是否真的重病。
核实工作由公安处对接湖南老家所在地公安机关展开。
1月29日,湖南方面的反馈回到成都:王林生的老母身体健康,家中其他人也没有生病,王林生本人根本没有回过老家。
假条上写的母亲病重,是一句捏造出来的谎话。
到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开始转变。
一个管枪的在职人员,编造家中变故的理由离岗,带走随身配枪,既不回家,也不联系单位;他脱离队伍的时点又挨着春节,流动人口多,一旦带着枪流窜,追查难度成倍增加。
刑侦局和四川公安都把此人列为必须马上控制的危险对象。
围绕王林生工作岗位的核查紧接着展开。
枪库钥匙一直由他掌管,库房出入记录、枪支台账被逐一翻出。
1月30日,公安处组织清点枪库,结果显示:库中少了十六支54式手枪,1510发51式手枪弹;连同他随身带走的那支配枪,流出的枪械达到十七支,子弹超过一千五百发。
十六支手枪加上一千五百多发子弹,这个数量放在任何年代都足以酿成重大事件。
库房短少枪支不能用一时疏忽解释,能接触库门、能对上钥匙、能在台账上做手脚的人,范围被缩到很小,王林生排在视线的第一个。
岗位核查做完,侦查方向转向他平时往来最密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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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步消失的两个人
王林生在成都平时往来最密的,是5701厂的两名工人,刘勇和罗正方。
单位会同厂保卫科翻查两人的出勤记录,结果显示,刘勇、罗正方也是在1月21日请假离厂,到调查时点同样没有回来。
三个人,同一天离开各自的单位,一个在公安处,两个在工厂,离处离厂的时间点完全重合。
这种重合在侦查上不会被当成偶然。
调查人员把三人平时的交往记录、聚会场合逐项梳理。
走访王林生生前接触过的同事、邻居和工厂人员,核对三人来往的时间、地点和谈论内容;刘勇、罗正方在厂内的表现、出勤记录、与外界的交往也被一并翻查。
材料里有一条关键发现:三个人平时聚会聊天时,曾经聊到过劫持飞机的话题。
几个人走动频繁,聚会内容超出一般闲聊,涉及航空器和外逃方式这类不合常理的话题。
这类议论当时没有被当作正式线索上报,等到三人同日脱岗、库房枪弹短少,先前的闲聊内容才被重新捡起,成为判断团伙预谋方向的依据。
劫机话题出现在内部调查材料里,分量非同小可。
八十年代民航航班数量有限,机场安保和航空器防控属于公安与民航系统高度敏感的领域。
一个掌枪的公安干事,两个往来密切的工厂工人,三人聚在一起议论劫机,如今又同步失踪,库房还流出大批枪弹。
公安部刑侦局据此形成初步判断:这伙人有盗枪、预谋劫持飞机的重大嫌疑。
1月31日,刑侦局副局长刘文签发缉捕王林生、刘勇、罗正方的通缉令。
通缉名单列有三人姓名、工作单位、体貌特征和已知衣着,案由写明携枪脱岗、库房枪弹短少、有预谋劫机嫌疑。
通缉令发往各地公安机关和铁路、民航公安系统,要求发现行踪立即控制,发现枪支线索立即上报。
案情继续向上报告。
当日,“王林生案”被列为特别重大案件,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批准将该案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由刑侦局督促四川省公安厅侦办。
刘复之特别批示刘文,必须和四川省公安厅保持二十四小时联系,时刻掌握侦办进展。
高旭和刘文交换过意见,判断写进案卷:盗枪主要嫌疑人去向不明,大量枪支弹药落在危险分子手里,行动内容、动手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如果嫌疑人在春节期间铤而走险,作下大案,影响太坏。
挂牌督办意味着案情已经超出一省一地的处置范围,刑侦局督促四川省公安厅主办,部里随时掌握进展,成都、上海以及沿线各地公安机关按通报协同行动,案情变化、抓获消息、审讯突破都要随时上报,不能在中间环节压着拖着。
1月31日下午,公安部刑侦局召开全国紧急电话会议,向各省公安机关以及铁路、民航公安部门通报案情,部署防范和缉查工作,防止犯罪分子在春节期间制造破坏活动。
会后,各地公安机关连同铁路、民航、航运系统的公安部门集体行动,车站、码头、机场、旅店、交通要道进入布控状态。
那一轮部署盯住三类通道:铁路沿线各站和旅客列车,防止携枪人员乘车逃窜;民航机场,盯住可能的登机破坏行动;航运码头和客轮,防止嫌疑人从水路离开。
各地公安按通报核对三名通缉人员的体貌特征、衣着特征和可能携带的物品,旅店招待所登记来人来访,交通枢纽加强盘问检查;通报另外要求,发现可疑人员先控制、后审查,有枪支线索立即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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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天期限的围捕
布控铺开的当晚,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白尚武向部里报告第一条抓获消息:刘勇已经查到并被拘留,其人态度顽固,不交代问题;另外接受审查的还有与刘勇关系密切的陈其昌、陈冬生等人,讯问当时尚无进展。
高旭、刘文把情况立即上报刘复之,部长当即指示,由刑侦局派审讯专家前往成都指导审讯,尽快突破刘勇。
成都方向,刘勇闭口不谈。
专家抵达之后,讯问围绕枪弹去向、同伙关系、出门之后的行程逐层推进。
陈其昌、陈冬生等与刘勇往来密切的人先后接受审查,外围关系一点一点被剥出。
办案人员逐个排查刘勇的社会关系,查清团伙成员数量、枪弹是否经过其他人转手、出逃之前还有哪些联络点;刘勇拒不承认盗枪和预谋劫机,讯问一时难以突破。
部里派出的审讯专家到场后,策略围绕证据出示、关系梳理和政策攻心逐步展开,先把外围事实固定,再等同案人员口供互相印证。
成都僵局未破,上海方向传来消息。
2月1日中午,上海市公安局报告:在上海火车站抓获一名冒充现役军人的人员,此人戴着帽徽、领章,穿着军装,正在盗窃旅客财物;核实身份,正是通缉在案的罗正方。
车站人多眼杂,军装打扮便于他混在人群里穿行,也便于应付一般盘问。
抓获之后,上海警方对他随身物品和身体进行搜查,他身上没有搜出手枪;态度不像刘勇那样死硬,能够接受审讯,但明显不老实,抱着侥幸心理。
通缉名单上的第二个人在上海落网。
刘文接到报告,和高旭商量后决定亲自赴上海,主持对罗正方的突审。
高旭指定刑侦局大要案处处长乌国庆陪同刘文一同前往。
部里派人直赴上海,用意明确:罗正方是三名通缉对象中第二个落网的人,他身上没有枪,口供却可能牵出枪弹藏匿点和机场踩点安排,这道关口需要有分量的办案人员坐镇。
乌国庆长期参与重大案件的侦查和审讯工作,随同前往既能协助讯问,也能把现场口供及时整理上报。
成都方向由省厅和当地公安继续突审刘勇,上海方向由刘文、乌国庆接手罗正方,两地分头推进,口供随时对碰。
2月2日11时50分,刘文和乌国庆乘坐民航客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郭万兴接上两人,直接开到市公安局招待所大沪饭店,与分管刑侦的赵文卿副局长会面。
一行人先检查从罗正方身上查获的物品,再查看此前已经形成的审讯记录。
随身物品里最有价值的是车票存根和住宿单据。
顺着这些票据可以拼出罗正方的行踪:从成都出发,辗转重庆、怀化、长沙、武汉、合肥、南京,再转抵上海。
刘文随即发传真回刑侦局,要求局里致函上述各地公安机关,对罗正方在当地落脚的旅店逐一核查,注意从中发现新的线索。
这一串中转城市连成一条从西南到华东的路线。
罗正方没有直接从成都直奔上海,而是中途多次换车换店,绕行武汉、合肥、南京一带,这种走法本身带有躲避追踪的意图。
各地核查旅店登记、同行人员和遗留物品,一是确认他沿途是否接触过其他同伙,二是查看他是否在沿途打探过机场、车站情况,三是为审讯中交代的行程寻找实物印证。
车票存根和住宿单据属于客观物证,不依赖口供就能把行踪固定下来。
2月2日当天的审讯没有取得进展。
罗正方有一定反审讯能力,突破难度不小。
他在审讯中反复表示,只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张汉滋亲自到场,他才会说真话,眼前负责审讯的郭万兴、张振魁级别不够。
这番表态既是推脱,也是试探,想借抬高对话对象拖延时间,给自己多争取一点余地。
第一轮讯问围绕身份、行踪、同行人员展开,罗正方只承认冒充军人和偷窃财物,对成都方面的盗枪、同伙和行动安排一概推说不知。
办案人员没有在缺少物证的环节硬逼,先把车票、住宿单据和随身物品固定下来,顺着行程一路发函核查,等外围线索凑齐,再回头攻口供。
春节前的全国布控没有撤。
电话会议之后,铁路公安盯住各次列车和大小车站,民航公安盯住各个机场的值机、登机环节,航运公安盯住码头和客轮。
流出的十七支手枪、一千五百多发子弹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一块石头,一天起不回来,这根弦一天松不下来。
当时掌握的证据还停留在外围:三人有劫机话题的议论,库房枪弹短少,两人先后落网,一人在逃;落网两人都没有交代行动目标和藏身地点,枪弹去向不明,在逃的王林生死活不明。
审讯和布控两条线并行往前推,一边从口供里撬出藏枪位置和同伙名单,一边在交通枢纽和机场把可能的行动通道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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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看守所里的两条口供
上海看守所里的这场审讯,从2月2日僵持到2月3日上午。
罗正方认准自己身上没有枪,警方手里只有他冒充军人、偷窃财物的现行,盗枪和劫机的事没有实证,只要咬住不说,就能拖过去。
2月3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被称为“江南神探”的端木宏峪,作为张汉滋局长的代表来到看守所,主持对罗正方的审讯。
端木宏峪长期在上海刑侦岗位办案,经验丰富,在当地公安系统内部属于审讯和侦破方面的老资格人物。
罗正方先前把希望寄托在“级别不够”的说辞上,想靠抬高对话对象拖延时间;换上年资和资历都压得住场子的刑侦负责人出面,他这套推脱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乌国庆在一旁负责监听,口供里每一条涉及同伙、枪弹、行动任务的内容,都被逐条记下,作为回传部里的线索。
审讯过程中,乌国庆捕捉到两段关键内容。
第一段涉及枪弹转手:罗正方交代,他听刘勇说,王林生已经把枪和子弹送到刘勇手里,刘勇又把枪拿到自己儿子家中,交给住在儿子家的刘勇姐姐保管。
第二段涉及他本人的任务:他是先到上海观察飞机场的情况,等其他同伙赶到之后再行动。
这两条线索被迅速发回刑侦局。
高旭局长马上联系四川省公安厅核实情况。
四川方面立即行动,派人前往刘勇儿子家搜查,果然查获一支手枪,核对枪号,正是王林生随身带走的那支配枪。
这支枪是整个物证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它从公安处离岗时带在王林生身上,经转手藏入刘勇儿子家中,再由家中长辈保管,枪号与单位台账登记的配枪编号一一对应。
搜出这支枪,等于把罗正方口供里“枪弹经刘勇之手转移”的说法钉死,也说明其余库房短少的枪支子弹,很可能同样藏在团伙成员的亲属住处或厂区周边,侦查范围由此从找人转向找枪。
配枪起获,证明枪弹确实经过刘勇之手,也证明罗正方的口供开始顺着同伙关系往深处走。
案卷里仍有几处对不上的窟窿:王林生本人是自己躲了起来,还是已经遭遇不测,当时没有结论;其余十六支手枪和一千多发子弹藏在什么地方,还没有查实;除了刘勇、罗正方,是否还有没被列进通缉名单的同伙,侦查范围尚未收拢;他们观察机场之后,准备在哪一座机场、哪一班航班上动手,口供里也没有讲清。
2月4日,成都的审讯现场又撬开一道口子。
刘勇的同伙袁孝齐交代出一个此前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的重大情况。
这份口供把视线从在逃的王林生身上,引向一个所有人都不愿先写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