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甘肃哈达铺,毛泽东、张闻天和陕甘支队的干部们,面对一堆被当作废纸的旧报纸,重新审视起部队的去向。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走过最艰苦的路段,兵力大幅减少,前方仍有追兵,真正能长期立足的地方却始终没有确定。
长征并不是一条早已画好的路线。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左右,部队疲惫不堪,伤员增多,弹药和粮食也十分紧张。原本向湘西转移的计划,已经越来越像一条走不通的路。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贵州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根据敌情判断,湖南西部已经布置了重兵,红军如果继续东进,很可能陷入包围。他提出改道贵州,王稼祥、张闻天表示支持,周恩来也赞成这一意见。
方向改了,危机并没有消失。
进入贵州以后,红军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眼前突围,还要寻找一个能够休整、补充并建立根据地的地方。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会议当时的重点是挽救部队,落脚点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压力。长征途中,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因伤病坐担架转移。两人谈到部队连续作战、屡次转移的困境,认为毛泽东更善于处理军事问题,应该让他在中央军事指挥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判断,后来成为遵义会议重要变化的背景之一。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又经过大渡河、泸定桥等地,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可是,新的分歧又出现了。
张国焘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多,主张南下川康地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则坚持北上。北方有陕甘地区的红军和根据地,也更接近日本侵略加深的华北方向。双方意见无法统一,中央红军只得继续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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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陕甘支队经过俄界、腊子口,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俄界会议曾提出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但这个说法过于笼统,具体究竟去哪里,仍没有清晰答案。队伍走到哈达铺时,不少人只知道要北上,却不知道北上的终点在哪里。
转机来自邮政代办所。
侦察人员在当地找到一些旧报纸,时间大多是当年七八月份。报纸上关于陕北局势的报道,虽然带有国民党方面的立场,却意外透露出重要情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陕南一带还有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活动。
毛泽东看到了这些内容,张闻天则进一步进行了判断。他把几处零散消息联系起来,推测红二十五军很可能正在向陕北靠拢,而陕北并非单独存在一支游击武装,那里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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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随后整理出一份读报材料,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材料没有停留在摘录消息,而是分析陕北红军的兵力、活动区域和根据地状况,并提出中央应当率部前往陕北,与当地红军取得联系。
这一步很关键。
敌方报纸本来是用来渲染陕北局势的,却被张闻天从中提取出真实有用的信息。毛泽东随后在哈达铺召开干部会议,明确告诉大家,陕北不仅有刘志丹的部队,也有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有能够容纳中央红军的根据地。
此时的陕甘支队已经没有条件再进行一次漫无目标的远距离转移。陕北有红军、有群众基础,地处西北,便于保存力量,也便于开展新的革命工作。更重要的是,那里距离华北较近,能够把革命斗争同民族危机联系起来。
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改变此前前往更西北地区的设想,确定把陕北作为落脚点,保卫并扩大陕甘根据地。第二天,毛泽东向干部解释北上的理由,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纪律,尽快同陕北红军会合。
10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这里属于陕北苏区,刘志丹等人多年经营的革命根据地,终于与长征而来的中央红军连接起来。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陕北成为新的领导中心。
刘志丹创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经历过长期斗争;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也为当地增添了重要力量。哈达铺几张旧报纸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整套可以验证的事实:那里有部队,有群众,有根据地,也有继续发展的条件。
毛泽东没有凭空作出决定,张闻天也不是靠偶然猜测完成判断。一个善于从整体形势把握方向,一个能够从零散情报中找出线索,最终让中央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了陕北这块落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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