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一男子去澳门5天赢了320万,第8天的时候,人已经快要崩溃
我叫秦卫东,今年四十三,十堰张湾人,在车城路开一间汽配门市,专做卡车配件,刹车片、离合器、各种油封,做了十四年。铺面不大,两间半,后头堆货,前头摆一张旧办公桌,桌上常年压着一本卷了边的账簿。我这辈子经手的钱,最多的一笔是前年给人供了一批传动轴,十二万八,收了三个月才收齐。
那年生意不好。国五换国六,车队都在观望,配件压在库里出不去,供应商天天打电话。我欠着上游五十八万,欠着房东三个月房租,房贷每月四千二,女儿秦小雨上初三,补习班一学期六千。我老婆陈小燕在市医院急诊科当护士,三班倒,回家鞋一脱就躺沙发上,有时候话都懒得说。
人穷到一定程度,耳朵就特别灵,别人说什么都往自己身上安。那天在车城一家小馆子吃面,碰上老同学郑海涛。他做二手车,这几年穿得人模狗样,手腕上一块表亮得晃眼。他说,卫东,你这脸色不对啊,是不是又压货了。我说压死人了。他笑了笑,压低声音说,我上个月去了趟中国澳门,五天,带回来六十多万。我说你少扯。他把手机翻开,给我看照片,一沓一沓的港币,摆在酒店床单上,还有一张赌场的筹码单。
我说那是运气。他说,运气也是本事。他又说,那边有熟人,姓何,做叠码的,可以给额度,不用先带钱。我那天吃完面,回店里坐了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就盯着门口那辆卸货的三轮看。
我跟陈小燕说要去深圳谈个供货商,三天。她正在给女儿改卷子,头都没抬,说去吧,别喝酒。我从抽屉里拿了家里的存款,十八万,又跟表哥借了两万,凑了二十万,塞在行李箱的夹层里,用胶带缠了两道。
从蛇口坐船过去,一个小时零十分钟。船进港的时候我从窗口看见那些楼,金光闪闪的,像一堆竖着的大金条。过关,打车,郑海涛在酒店大堂等我,旁边站着个瘦高个,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就是姓何的。他很客气,递名片,说秦先生第一次来,先玩小台,找找感觉,别急。
赌场里没有窗,也没有钟。地毯厚得踩上去没声音,天花板上几千盏灯,空气凉得像秋天,还带着一点香味。我后来才知道那叫什么,香薰,专门调的,让人不困。有人在里头待三天三夜不睡觉,眼睛都是直的。
我不懂别的,只会百家乐。庄、闲、和,两张牌,比点数。何先生给我换了筹码,教我押。第一天我押得很小,五百一千,手一直在出汗。两个小时,赢了七万八。我不敢相信,把筹码拿去换钱,一张一张数,数完揣兜里,回房间躺在床上,心跳得像有人在里头敲鼓。
第二天我押大了些。上午输,下午赢,晚上一路顺。那天赢到二十六万。第三天更邪,我押庄,庄赢;我押闲,闲赢。有一把我押了五万,开牌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是旁边一个东北大哥拍我肩膀,说兄弟你中了。那晚赢到六十三万。
第四天,赌场的人给我换了套房。房里有客厅,有水果,有人送香槟。何先生过来陪我坐了一会儿,说秦先生手气好,是贵客。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的手指,我那两根手指在桌面上敲,停不下来。
第五天早上我算了一下总数,三百二十万。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洗了个澡,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看自己,眼睛是红的,嘴皮干的,可我在笑。我算账:五十八万还供应商,四千二还房贷,欠表哥两万,女儿的补习费,然后还剩两百多万。可以换车,可以把门市扩一间,可以带陈小燕去趟云南——她念叨了六年了。
我应该走的。那天下午三点,我已经走到电梯口了。电梯门开的时候,里头出来一群人,笑着,说今晚有大局。我脚就往回拐了。
第六天开始输。输的方式跟赢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反着来。我押庄,出闲;我押闲,出庄;我改押和,两边都不是。一天下来,六十多万没了。我心里其实不太慌,我告诉自己,我还有二百五十万,只要打回一手,就回来。
第七天我几乎没离开过那张台。中间有人给我端水,我喝了一口,是甜的。到半夜,我面前的筹码只剩薄薄一层。我把最后二十万本金也押下去,那把牌我记得,我押闲,闲家第一张是个二,第二张是个零点,我心里一沉。
天亮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了。三百二十万,加上我带来的二十万,一分不剩。何先生还是很客气,坐在我对面,说秦先生要不要周转一点,都是朋友。我点头。他给我调了八十万,规矩我懂,赢了先还,输了算欠的,一天一个点。
那八十万在我手上活了不到六个小时。
第八天,我在房间里。房间在二十二层,窗帘拉得死死的,一丝光都不漏。我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手机没电了,我懒得充。手一直在抖,抖得端不住杯子,水洒在裤子上,我也不想换。耳朵里有嗡嗡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开着一台机器。我躺在床上,闭眼就是牌,睁眼就是天花板。有一回我听见有人敲门,我屏住呼吸不敢动,敲了很久,后来没声了。我不知道是真有人敲,还是我想的。
酒店的便签纸我拿来算账。我写了三行:欠何先生八十万,一天一个点,就是八千;欠表哥两万;门市的房租、供应商的五十八万,还款期限是月底。我算到最后,把笔一扔,纸上是一个负数,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负数写在自己的名字底下。
我去洗手间干呕,什么都吐不出来。抬起头看镜子,那个人我认识,又不太认识。颧骨高出来,胡子长了一层,眼睛里全是血丝,像熬了三年。洗手台上放着酒店的剃须刀,一次性的那种,我拿起来,捏了一会儿,又放下。
手机充电开机,四十多条未读。陈小燕从第三天开始发,一开始是“到了吗”,后来是“怎么不接电话”,再后来是一句,“秦卫东,你到底在哪”。最后一条是凌晨两点发的,只有三个字:“你说话。”
我没敢打。我坐在床沿上,把手机举到耳边又放下,反复了七八次。最后是我女儿打过来的。她声音很小,说,爸,妈哭了。我说,爸在。她说,你在哪儿。我说,爸明天就回来。
过关的时候排队,前面一个大妈拎着两袋奶粉,跟人说她孙子喝这个牌子。我从她身边挤过去,兜里只剩三百二十块港币。我在关口那家店买了六个蛋挞,装在一个纸盒里。女儿出门那天跟我说,爸,你给我带个蛋挞。
从珠海到广州,从广州到十堰,一路十九个小时。蛋挞放在行李架上,被上面的包压了一路,到家打开,全都扁了,油渗到纸盒外头。女儿还是吃了,一边吃一边说甜。
陈小燕没骂我。她把我的手机拿过去,把那些催债的号码一个一个抄在本子上,抄完把本子合上,说,先睡觉,明天再想办法。
我现在在店里。门市还开着,货架上那些刹车片还在,落了灰。我把那本账簿翻到最后一页,把三百二十万这个数写上去,又划掉。我想留个记号,提醒自己那不是梦,是真发生过的事。五天里我赢过三百二十万,第八天我把这辈子也一起押进去了。
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去。我说不后悔去,后悔的是第五天下午三点,电梯门开了,我脚往回拐了一下。那一下,值三百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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