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李克强本有另一条路可选,北大副书记找他谈话十多次,谈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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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人民网《在北大读书 求知若渴的进取精神》、新浪网《李克强与他的七个引路人》、四川省情网《追忆李克强与北大法律系77级》、中国新闻网《李克强在北大读书时求知若渴行事低调冷静温和》、光明网《北大法律系77级那班人》、凤凰网《李克强所在的北大法律系77级群星璀璨成就辉煌》、经济观察报《寻访李克强当年足迹》、新华社《李克强同志生平》、百度百科李克强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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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北京的冬天来得又早又猛。

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就要毕业了。

这是一届非常特殊的学生,全班83人,老师们后来给这帮人起了个外号,叫"黄埔一期",叫得顺口,叫得也有感情。

为什么这么叫?因为这帮人太难得了。

特殊时期那整整十年,课停了,书停了,本该在课堂里度过的青春年华,全被扔进了安徽的麦田、东北的林场、云贵高原的山路之中。

等到1977年高考重新恢复,这些在泥土里磨砺了好几年的年轻人,才终于得到一次机会,重新坐回课堂,重新翻开书本,把本该早就应该开始的日子,从头再来。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四年的机会有多珍贵,这燕园的书桌有多难得。

这一届学生让许多老教授都感慨"多年未见"的那股子学习劲头。

整整四年,这帮人跟失去的岁月较着劲,读书读得比谁都猛。

1982年初,全班83人迎来毕业,各奔东西。

有人选择留校任教,有人进了政府机关,更有相当一批人,早早就盘算好了出国留学的路。

那一年,改革开放才刚起步四年,国门刚刚打开,出国留学在很多年轻人眼里,代表的是更宽阔的视野、更多的机会、更清晰可见的未来。

班里的陶景洲选择去法国,王绍光选择去美国,刘凤鸣也踏上了出国的路,另外还有好几位同学准备奔赴大洋彼岸,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

那扇通向世界的大门,对这代年轻人来说,从来没有像那时候那么近过、那么真实过。

就在这一片离别与出发的喧嚣里,班里有一个人的书桌上,也摆着一份厚厚的出国预备考试复习资料。

这份资料,他已经认认真真钻研了整整两个月。

考点圈了一遍又一遍,笔记做了厚厚一叠,英语单词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他的英语水平在整个法律系都是出了名的好,翻译过英文原版法律名著,连几位老教授都佩服他扎实的外文功底。

周围老师同学给出的评价几乎一致——以他的条件,出国的事,稳了,没有任何悬念。

可偏偏就是这个时候,校方的一位前辈走进了他的视野,开口说了一番话。

这番话,从1981年底开始说起,前前后后整整说了十多次,每次内容都指向同一件事——留下来,别走了,学校这边需要你。

这个人,叫李克强。

1955年7月3日出生,安徽定远人,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学生,时年26岁,全班公认的学习标兵,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人物。

十多次谈话谈完之后,这个26岁的年轻人坐在宿舍里,望着桌上那一摞出国复习资料,沉默了很久很久。

随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让整个北大校园都炸了锅。



【一】从凤阳田间走进燕园:这个安徽少年,底子不一般

要说清楚1982年那个决定背后的来龙去脉,就得把时间往前拨,拨回到这个叫李克强的年轻人最初的起点。

1955年7月3日,李克强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祖籍定远。

父亲李奉三是安徽省的一名地方官,后来曾任凤阳县县长,退休前在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担任副职。

父亲的从政经历和对读书的重视,给了李克强从小就很不寻常的家庭底色——读书,要认真读;做事,要踏实做;说话,要想清楚再开口。

这三条家训,贯穿了他后来几乎所有的选择。

他先后在合肥市南门小学和第八中学完成了中学前的教育,1973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他后来与共青团这个组织结下数十年不解之缘的起点,可当时18岁的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一步的意味。

1974年3月起,李克强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开始了知青生活。

凤阳这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些特殊——那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发祥之地,土地贫瘠,历史上屡遭天灾,民间的花鼓词里,有大量描写凤阳贫困的内容。

19岁的李克强来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跟其他知青一起,动手建自己住的知青宿舍——没有现成的,只能请教当地村民,一砖一瓦地从头学起。

下乡没多久,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全身皮肤溃烂,但这个年轻人坚强得很,愣是咬着牙继续下地干活。

白天在田间劳作,从早到晚,割麦、插秧、翻地、担水,农活一件没少干。

夜里,农民都睡得早,知青点上的煤油灯却要亮到深夜12点。

生产队长路家友曾问过李克强,每天要读几个小时的书,李克强回答:4个小时。

这个习惯,从1974年坚持了下来,从没有断过。

在知青当中,李克强逐渐展示出了超出同龄人的才能。

大队领导有时候要写讲话稿,都会找他来起草,拿过来的东西一看,要点清晰,逻辑顺畅,路家友说他"切入要点,善于归纳总结,提出新的观点"。

这个评价,从一个走惯了田间地头的老队长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

1976年5月,时任东陵大队党支部书记彭金山和民兵营长彭玉喜,联名介绍李克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被大庙公社派到大庙大队任党支部书记。

这个大庙大队,和他最初插队的东陵大队同属大庙公社,是不同的大队——相当于从一个村调到了另一个村担任一把手。

大庙大队下辖7个生产队,时任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坚持每天转一圈,大情小事他都了然于心。

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总是先做,很善良,从不整人,不欺负人。"

这份口碑,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年仅21岁的年轻干部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东陵大队插队、在大庙大队当支部书记,这段从1974年3月到1978年3月的凤阳经历,整整四年,让李克强对中国农村的贫困与现实,有了一种课本里完全学不到的直观感受。

凤阳那片土地上真实的困难、真实的饥饿、真实的人情冷暖,被他一点一滴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这份积累,在他日后转向经济学研究、专门研究农村经济结构的时候,化成了他分析问题时别人所不具备的一种视角。

1977年,高考重新恢复,这个消息对全国的年轻人来说,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劈下来的光,明亮、炫目、让人目眩。

李克强当然要考。

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颇为谨慎的选择——把第一志愿填了安徽省内的一所师范院校,把北京大学填在了第二志愿。

原因很现实:他打听到北大法律系那年的录取比例是29比1,太难太险。

对于一个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家境并不特殊的年轻人来说,能进大学读书才是最重要的,第一志愿先保住才是正经。

然而命运有时候比人更大方。

录取结果出来,北大直接录取了他,没有任何周折。

1978年3月,李克强走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并曾任校学生会负责人。

那一年,他22岁,从凤阳的田间地头,走进了燕园。



【二】北大四年:用一个小本背英语单词的人,能干出什么事

1978年3月,北京大学燕园迎来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在春天招收的新生。

特殊时期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走进来的大学生,虽然是1978年入学,依然被叫作"七七级"。

法律系77级学生共83人,每个人都带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年龄最大的接近三十岁,最小的刚过十八岁。

这帮人的共同底色只有一条:被耽误过,极其渴望把失去的时间找补回来。

李克强在外语学习方面的刻苦程度,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印象非常深——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这个习惯从大一保持到大四,从未间断。

就是靠着这份积累,李克强的英文水平在整个法律系里出了名,到了大三,他已经能够独立阅读和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

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李克强翻译了一万多字的《英国宪法资料》,这本书后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采用;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也由北大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资料。

这些还不够说明他有多拼。

他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并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能参与翻译这样级别的法学名著,放眼全国的本科生群体,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说到龚祥瑞,就必须单独说几句。

龚先生是北大比较宪法和行政法领域的权威教授,1930年代曾在英国伦敦求学,眼界开阔,学问扎实,在80年代初期的北大,是少数能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系统传授给学生的老先生之一。

龚祥瑞在80年代向学生们传播长期受禁的自由思想。

李克强成为帮助龚先生准备教材和翻译外文著作的核心学生之一,师生之间有着不寻常的信任与默契。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龚先生对李克强的看重:当时龚先生撰写了一篇介绍新技术向社会领域渗透的文章,请李克强做补充删改。

李克强改好之后,龚先生十分满意,专门把李克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法学杂志联名发表。

师生联名发表文章,对于一个在校本科生来说,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机遇。

在北大图书馆的那段日子里,李克强读了大量的书。

他曾夜以继日地在北大图书馆读书和写作,读了《联邦党人文集》、《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

这些在当时刚刚重新解禁或引进的思想经典,被他反复翻阅,读过的书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批注,这些内容渗进了他后来写的那些文章和论文里。

在校期间,李克强提交了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80年代初期,把这三大前沿理论整合进法学框架,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放眼全国高校都属前沿。

四年下来,1982年1月,李克强带着全优生的荣誉毕业,是全北大数千名毕业生中被评出的27位优秀毕业生之一。

这个比例,在全校范围内,份量不轻。



【三】"黄埔一期"里的学生领袖:他把这块招牌擦得锃亮

读书的本事摆在那,可李克强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远不只是成绩单上的数字。

李克强热心于学生活动,很快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他曾撰写文章投诸报刊,批评北大教风虚浮,要求改革教学课程,让同学们叹服。

这件事放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可在当时的校园语境下,一个在校大学生公开在校外媒体上批评自己学校的教学风气,这种做法相当少见,需要胆气,也需要判断力——批评要有理有据,说话要有分寸,不能乱弹琴,也不能说完没有下文。

事实证明,李克强确实有这个本事。

这篇文章引发了同学们的一致叫好,也让他在法律系77级里的威望大为提升。

评选学生会主席时,大家一致想到了"最成熟"的李克强,认为他无论办事能力、老练程度还是在同学间的威信,都数一数二,当时就有同学称他极有可能在仕途上获得不凡成就。

出任北大学生会主席之后,李克强领导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成为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

这个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北大的学生自治在架构设计上有了一次明确的升级——不再是开一次会说一次话就结束,而是有了一个常驻的、持续运作的平台,可以不间断地代表学生的声音。

这东西说起来是个学生组织,可背后透露的思路,让当时一些老师都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思维不寻常。

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同时,李克强一贯保持着同学们口中那种"敢说敢讲"的风格。

在一些场合,他会对当时的一些重大议题发表看法,态度独立,观点清晰,不绕弯子。

这种风格在北大学生里深受欢迎,也是他在77级同学记忆里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记。

毕业之前,班里几个相好的同学——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

这个约定说起来慷慨激昂,做起来却各自有了各自的去处,书最终没有写成,但那份约定,在四个人心里放了很多年,成了法律系77级毕业后一段挥之不去的共同念想。

83名学生中当时留校4人:姜明安、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留学的则是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

留校的4人中,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留校的4人里,李克强被分到经济法教研室,按照最初的设想,他会沿着学术的轨道继续走下去,研究经济法,写论文,做学者,说不定哪天就成了一位真正的法学教授。

陶景洲回忆,李克强曾经的想法是"做学术,以后当教授",他所写的论文曾被评为优秀论文,亦曾翻译英文法学著作,与熟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龚祥瑞教授关系密切。

这不是随口说说的,从他在北大四年的所有表现来看,这条学术路走下去,完全顺得下去。

毕业前的两个月,李克强复习了留美资格考试的相关课程,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十拿九稳。

他的英语底子摆在那,外语能力有目共睹,全优成绩、优秀毕业生的资历全都端端正正地摆在面前。

就算是周围最挑剔的老师,给出的评价也是:这小子,出国的事,稳了。

就是这个时候,北大校方的一位前辈来了。

这位前辈,叫马石江,当时负责北大分管干部工作,眼光向来挑剔,能让他前后跑十多次的年轻人,放眼整个北大也不多见。

第一次找李克强谈话,方向很明确:学校希望他留下来,接受组织安排,主导北大的共青团工作。

李克强没有立刻给答复。

马石江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或者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正式谈,或者在校园里边走边聊,或者在其他场合见缝插针地交流几句。

与马石江一起出动的,还有北大另一位前辈韩天石,时任北大党委正副书记的韩天石、马石江对李克强十分赏识,极力挽留。

两位前辈一起出动,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学校的共青团工作眼下正缺人,你是合适的人选,留下来。

就这样,前前后后,北京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团员。

这十多次谈话,落在了一个正在认真备考出国留学、已经把人生方向想得相当清晰的年轻人身上——落在了一个被老师和同学都认定为"出国名额十拿九稳"的人身上,落在了一个此前的全部计划里,都没有为"留下来"预留任何空间的人身上。

那段时间,每次谈完话之后,李克强回到宿舍,对着桌上那一摞复习资料,坐了很久很久。

就在所有人都等着他收拾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他最终做出的那个选择,让整个北大校园的反应彻底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而更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选择背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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