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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 | 传统农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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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发表于《文化与传播》2026年第6期

自秦汉以后,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的主导性经济形态,虽历经千余年变革仍然保持稳定。作为小农经济担纲者的传统农民——小农,不仅创造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而且形成了具有超强韧性的生活系统,从而能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稳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家庭经营层面看,小农经历了一次组织形态的中断。国家通过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打破了小农的家庭经营模式,家庭不再是农业生产的直接组织单位,小农的生产经营功能随之弱化;但从集体经济层面看,这一历程为后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家庭经营的复归并非简单回到旧式小农,而是历史辩证中的再转型。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复活了小农,并使其再次焕发出生机。但与此同时,小农面对的不再是土地私有制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而是全球化与工业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小农家庭内部的代际更替。在此过程中,作为小农的传统农民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经营者的农民快速崛起。本文讨论小农转型,以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政策为坐标,传统小农的演变并非简单的线性淘汰,而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与农民能动适应下的渐进重构。

一、传统农民的特征

在大众认知中,“小农”这个词似乎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人们往往会将它与落后、保守、封闭、低效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视其为现代化进程中即将被淘汰的一个群体。这种认知虽然失之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小农的传统形象。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小农”的内涵远比大众认知更为复杂,它不仅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农民形象,还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转型的角度,指出小农是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经营小块土地,具有自给自足、经营规模小和生产效率低等特征的农业生产主体。以恰亚诺夫为核心的实体主义学派认为,小农是以自家劳动力为生产基础、以生存为目标的农业生产单位,很少脱离自身家庭的生存考虑,因此小农生产的动力是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的均衡。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则将小农视为理性的生产者,他们认为小农能够按照理性投资者的原则开展农业生产。学术界的讨论呈现了小农内涵的丰富性,但这些学者讨论的小农与中国社会的小农存在一定差别。原因在于,小农不仅是一种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还表征了与小农家庭相适配的生计、生活与伦理特征,这恰恰是中国小农的独特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小农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家庭生计脆弱性之下不计劳动投入的精耕细作。在传统社会,由于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有限,小农通过自耕或租佃土地的方式,在小规模土地上精耕细作。在中国历史上,每逢王朝发展中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渐趋减少,小农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增加。小农必须大力发展副业和手工业以补充农业收益的不足,由此产生了农副结合的家庭生计形态。农副结合的家庭生计形态虽然充分利用了家庭劳动力,但这种生计形态具有脆弱性。一方面,由于人口压力较大,家庭劳动力不断向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到极低水平,形成了农业生产“过密化”困境。另一方面,小农通过家庭副业获得的收益也十分微薄,并且这是以辛勤劳作换来的。一旦遇到天灾或者战祸,小农就可能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传统的小农曾被短暂终结。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的小规模精耕细作重新焕发活力。但有所不同的是,在乡村工业化与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的影响下,小农家庭先后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和离土离乡两个阶段,最终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在上述家计模式下,小农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生存压力得到极大缓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不过,由于家庭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收入稳定性差且薪酬较低,小农家庭的生计仍然具有脆弱性。与此同时,在村老人仍然以不计劳动投入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生产与生活一体化下的自给自足经济。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家庭都是小农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于小农而言,农业生产与家庭生活具有同构性。一方面,农业是生存型农业。小农开展农业生产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小农家庭自身的吃穿用度需要,而非面向市场交换。土地是小农维持生活的关键资源,但由于土地面积小且产出有限,小农家庭只能勉强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料。因此,小农家庭必须根据家庭生活需求安排农业生产。这就意味着,小农家庭安排农业劳动力、选择作物类型与耕种制度,都受家庭生活需求的支配。同时,农业经营的规模也是由家庭生活需求决定的。只要能提高土地的总产出,小农家庭就会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开展精耕细作。

另一方面,小农的家庭生活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小农家庭的生活节奏、空间布局乃至成员分工,几乎都是围绕农业生产的自然节律和需求来安排的。在日常生活中,小农家庭按照农时和节气安排生活节奏。传统时期,每至春耕至秋收阶段,小农家庭的生活重心放在农事活动上,劳有余力时从事副业活动。在秋收之后,小农不仅要从事副业与手工业生产,还要为下一个生产周期做准备,比如兴修水利、修缮农具等。除此之外,小农还会利用农闲时间开展祭祀、婚丧嫁娶、走亲访友等文化习俗活动。在家庭生活空间上,小农家庭都居住在自家土地周边,住宅与庭院布局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物资循环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小农家庭的房屋内部核心是堂屋和灶房,主要服务于家庭成员的生活与再生产,向外是晒场、仓房和工具房,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最外围是猪圈、牛棚、鸡舍等辅助空间,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与畜力。在成员分工上,传统时期典型的小农家庭多呈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形态,男性主要从事重体力农业劳动,女性则从事农业辅助与家庭照料;这一模式在当代农业经营者群体中已随职业化与机械化发生显著变化。

第三,农业生产的生存伦理。在传统社会中,小农只能勉强通过农业生产维持基本生存。正如托尼的比喻:“中国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常年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足以陷入灭顶之灾。”正因如此,传统小农的农业生产行为背后隐含着生存伦理的道德规范,小农对生存的考虑往往超过了对其他方面的考虑。在生存伦理的驱动下,小农需要确保农业能够承担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为了捍卫生存伦理这一道德规范,小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倾向于遵守“安全第一”和“规避风险”的原则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农业生产力进步缓慢和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土地为小农提供的支持仍然有限,小农无法完全解决生存问题,因而仍受生存伦理的支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民大规模向外流动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但是土地仍然为在村生活的小农提供了保障。由于在村生活的小农缺乏其他收入机会,只能通过土地获得生存资料,因而他们仍然是在生存伦理的约束下开展农业生产。

在生存伦理的约束下,小农为了保证生存安全,需要通过社会互助的方式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正因如此,小农虽然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实现自给自足,但这不意味着小农是分散的“马铃薯”。数量众多的小农共同生活在相对有限的土地上,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口集聚的村庄社区。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加之小农家庭之间存在紧密的血缘和姻缘关系,村庄社区由此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不仅为小农家庭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生活场域,而且让小农家庭得以形成紧密的生产互助关系。小农虽然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生产,但在很多农业生产活动上并不能完全依靠家庭来解决,比如那些“一家一户不好办”抑或“一家一户办不好”的公共性事务。小农生产的道义性与互助性首先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上。公共品供给既包括组织灌溉和排涝,也包括修建堤坝、水塘等大型水利设施。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共品供给仍然是由众多小农共同完成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村集体将土地承包给小农家庭并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但小农仍然要在组织灌溉、修路修渠等事务上形成合作。

小农生产的互助性还体现在生产互助上。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与非均质性特征,小农家庭往往会在农忙时遇到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时候,小农就可以通过换工、帮工和合伙等方式予以应对。因为换工、帮工与合伙频繁出现,小农之间形成了人情的亏欠与流动。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之间的合伙仍然普遍存在,比如很多地方的小农共同购买农业机械、修建灌溉机井。除此之外,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一旦遇到灾荒或家庭变故,小农家庭往往需要大笔现金。这时,小农之间的互助就发挥了作用。从传统农村的义仓和钱会,到当代农村的民间借贷与金融互助合作社,这些都是小农为应对农业生产需要形成的资金互助。

与上述特征相对应的是,小农以个体家庭为核心构建出一套独特且稳定的生活系统,从而支撑其在历史变迁中持续绵延与发展。

二、传统农民终结的推力

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传统农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小农生产方式正在消亡。传统农民的终结并非单一力量驱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从外部变革到内部转型的渐进式变迁过程,其中市场力量冲击、国家政策推动与农民代际更替交织发挥作用。

市场力量的冲击是农民终结的隐性力量。市场改变了小农的自给自足形态,使得小农无法通过农业生产形成生存闭环,并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市场力量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小农的生产方式:一是通过生产资料市场化将小农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增加了小农的生产成本。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开启市场化转型,农业生产资料也逐渐走向市场化。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国家主导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农资经营格局逐步被改变,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迅速进入,农资流通渠道也日益多样化,这为小农便捷获取现代生产要素提供了多元化渠道,也为小农对接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条件。但同时,小农对接社会化大生产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他们不再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权,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提供生产资料的资本。二是将小农卷入大市场,这不仅体现在农产品销售上,更体现在家庭消费上。随着农村市场化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小农日益无法通过土地获得家庭所需的消费品。为此,小农必须进入农产品市场并且面向市场生产。小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产优势,但也要面对更大的市场风险。三是通过资本下乡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村社统筹与利益联结机制的情况下,资本下乡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易将小农从农业生产中边缘化;若辅以社会化服务、土地股份合作等衔接机制,资本亦可转化为带动小农转型的力量。21世纪以后,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产业化,城市工商资本在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的现象日益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工商资本下乡的情况明显增多,并越来越成为农业经营领域的重要力量。虽然受自然灾害、市场风险和经营不善等因素影响,近些年来部分工商资本从农业经营中退出,但大多数工商资本仍然通过扎根乡土或经营转型的方式实现了进一步的规模扩张。

国家层面的治理干预是农民终结的显性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层面为了推动农业农村发展,逐渐将政策重心放到了土地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强调龙头企业的重要性。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为了引导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中央先后出台了推动耕地流转的农业政策和扶持规模经营主体的财政政策。在中央层面的大力支持下,各级地方政府将土地流转当作重要的治理任务来抓,并以雷霆之势快速推进土地流转。在这一过程中,小农作为落后的、脆弱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后,中央政策开始关注传统小农及其发展。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试图以市场化方式改造小农生产方式,本质上仍然是对小农生产的排斥。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国家日益重视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认为年龄偏大的小农难以发挥保障粮食安全的功能。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普遍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机推动组织化的土地流转,并鼓励将土地流转给年轻力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些依托家庭劳动精耕细作且经营规模小的小农,则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连片土地。上述政策取向的深层逻辑本是将小农升级——从传统小农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农业经营者,但在部分地方执行中,因政绩驱动与规模偏好,出现了对小农家庭经营空间的挤压。恰恰是在地方政府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传统小农快速从农业经营领域退出。

小农的终结不仅是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也是小农秩序内部瓦解与代际更替的过程。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农村被卷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之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在村务农人数持续下降。上述变化带来了两个影响:其一,农村人地关系迎来史无前例的重构。中国农业长期受困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由此形成了过密化的小农生产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与非农就业,不仅极大地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而且深刻改变了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的过程中,不完全市场化的中老年劳动力留守村庄经营农业。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民仍然延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并在无力从事农业生产时自动退出。部分农民则在市场的冲击下主动寻求转型,逐渐成长为不同于传统小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二,农业生产迎来史无前例的代际更替。如果从代际的角度来看,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主动自我调整以适应农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并表现出经营形式灵活性、生产方式适应性与规模扩张能动性等特征。虽然这部分农民的生产方式已与传统小农有一定差别,并且少数农民已经转化为农业经营者,但大部分农民仍属于传统小农。原因在于,大部分农民的农业生产仍然面向家庭生活且不计劳动力成本,农业生产与家庭生活高度统一,农业生产成本与收益合并于家庭整体收支之中。但近些年来,随着老年劳动力渐进退出、中年农民主动转型和年轻人返乡创业,中国农业正经历着一场规模浩大的代际更替过程。那些主动转型的中年农民与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像上一辈人那样耕种土地,他们以经营逻辑对待农业生产,由此推动农业向着专业化与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农业虽然后继有人,但正在接班的这批农民已不再是传统小农。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正面临着外部变迁与内部变革的双重动力,由此出现了农民从小农到农业经营者的历史转型。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进程中,作为传统农民的小农正在走向消亡。

三、从小农到农业经营者

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传统小农正在快速退出,但这也为新农业群体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条件。从实践来看,农业经营者在主体形象、生活方式、经营逻辑等方面均异于传统小农。

从“传统小农”到“职业农民”。传统小农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开展农业生产,家庭劳动力数量往往决定了农业经营的边界,与此同时,传统小农的家庭生计模式是“农副结合”或“半工半耕”模式。农业经营者与之完全不同,他们更接近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产业为职业的生产经营群体,对于他们而言,从事农业与务工并无本质差别。农业经营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经历过城市生活的洗礼,积累了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他们的科学知识水平、经营素质和机械化能力远超小农,更愿意接纳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农业经营者秉持的态度是“靠技术赚钱”,在他们看来,技术才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正因如此,农业经营者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往往通过家庭劳动与雇工结合的方式开展生产。除此之外,为了达到农业经营的最优规模,职业农民往往采取雇工经营。

从“在地坚守”到“县域流动”。传统小农几乎从未离开乡土,一直在乡村社会中寻找生计来源,从而维持相对体面的村庄生活。在村庄生活的过程中,小农对土地和农业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也对村庄社会产生了归属感与认同感。与传统小农不同,农业经营者虽然也来自农村,并在农业政策扶持下返乡务农,但他们的深层次价值取向已经发生变化。农业经营者不再如小农那样将农业与土地视为世代守护的使命,而是将乡村社会视为创业舞台,将农业视为一种职业,更加注重农业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悄然稀释了土地与人之间的情感黏性。农业经营者虽然生活在村庄,但家庭消费已不再是自给自足模式,他们高度依赖商品市场满足家庭消费需求。部分经营者为了追求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选择在县城买房且将子女送到县城读书。这部分农业经营者虽然在农村开展生产,但是家庭生活面向城市,形成了“县城—乡村”流动的两栖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生活在村庄的农业经营者,还是在城乡之间两栖的农业经营者,他们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消费已经高度分离。

从“家庭生计”到“理性经营”。传统小农的生产逻辑是生存导向,其指向的是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生存导向下,小农生产活动的目标是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以尽可能地增加土地总产出。但对于农业经营者来说,农业生产活动的目标是通过经营获利。在这一目标下,农业经营者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层面的成本与收益。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盈利,农业经营者必须严格控制生产成本,确保亩均经济收益为正。在此基础上,农业经营者还拥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以此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效应。二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农村劳动力大范围向城镇转移并从事非农就业的背景下,农业经营者必须考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从实践来看,农业经营者虽然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利,但还要在村庄范围内积极拓展收入来源,从而使得总收益接近或超过务工收入。如果农业经营加上副业的收益不如外出打工的收入,农业经营者就会选择外出务工,这与传统小农不计劳动投入的生产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最后一代传统农民

小农的终结是一个不可逆的客观事实,但这不意味着小农没有存在的价值。即便小农正在走向终结,国家仍然要为他们保留生存空间。这是因为,小农的存在仍然具有多重社会价值。

首先,小农仍然要为家庭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持。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并且实现了城镇化。但同时,进城农民仍未切断与农村的联系,他们仍然需要土地带来的经济社会收益。一方面,小农依托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获得一定的农产品和经济收入。农产品可以满足农民家庭在城市中的饮食需求,经济收入则可以用于支持农民家庭在城市中的发展。如果没有农业的支持,进城农民就要付出更大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小农依托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养老问题,这不仅包括小农生产收益对养老资源的支持,还包括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意义感、农业生产带来的村庄社会交往等等。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小农生产方式并非必然是落后的、低效率的,小农也在不断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调适自身的生产行为。在农村劳动力卷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小农也受到一定影响。为了实现劳动力的经济价值,小农主动寻找兼业机会并构建多元化生计系统。在农业技术持续进步、农业机械化革命来临之际,小农也在持续学习新技术,并利用现代农业生产工具辅助生产。在此期间,小农充分利用了村庄社会的关系网络与互助传统,从而以较低的经济成本对接现代生产工具。正是在充分发挥家庭劳动力优势与利用现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小农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走向了“去密化”的农业道路。除此之外,在城镇化与家庭消费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小农主动寻找扩张农业经营规模的机会。由于小规模家庭经营的资源积累能力有限,小农无法应对家庭的城镇化压力与消费压力。小农的适应性就体现在通过内部化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但在上述过程中,小农的生产逻辑仍然面向家庭生活,因而他们是被适度改造的传统小农。

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小农的农民,其终结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因为小农必然终结而忽视小农。小农并非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民也在现代化进程中主动适应和自我改造,并且承担着历史的使命与家庭的重担。正因如此,国家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开展农业治理的过程中,不应采取消灭小农的激进思路,而应遵循农业现代化服务于农民发展的基本原则,正视小农的内在需求与社会价值,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农业政策帮助小农更好地生存,帮助小农走完历史最后一程,最终构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农业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随着传统小农逐渐退出,农业经营者将越来越多,并且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工业化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那时,中国农业也将圆满地完成现代化转型。但在小农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我们仍要守护好最后一代传统农民,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农业政策助力其走完历史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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