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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1982年那个冬天的燕园之前,要先说一件事: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混杂了疲惫与焦渴的气氛里。
特殊时期的阴影,前几年刚刚散开。
高考在1977年恢复,大学在1978年重新开门,整整一代被耽搁了读书年华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走进了久违的课堂,把积压了多年的求知欲一股脑儿往书本里砸。
这批人里,很多人经历过工厂的流水线、农村的田间地头、边疆的兵营生活,回到课堂的时候,年龄比一般的本科生大了好几岁,读书的劲头却大了不知多少倍。
1982年,这批人里最早入学的一波,到了毕业的节点。
毕业意味着要做选择。
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路——见识更宽阔的世界,拿到更高的学位,日后有更大的舞台。
这条路,在当时的知识青年里,几乎是公认的正道。
燕园里,那一年的气氛就是这样——有人在整理出国的行李,有人在等待审批手续,有人在互相打听哪个国家的什么专业更好申请。
整个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不出去,好像就亏了什么。
就在这样的气氛里,图书馆阅览室靠窗的位子上,一个叫李克强的年轻人,捧着一摞留美考试的备考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神情专注而沉静。
那一年,他27岁,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的应届毕业生,1982年1月刚刚被评为全校27名优秀毕业生之一。
他已经为这次留美考试认认真真备考了整整两个月,笔记做得密密麻麻,单词卡换了一叠又一叠。
班里的同学都说:这次李克强稳拿,十拿九稳。
然而,就在他埋头备考的那几个月里,北大校方的马石江悄悄找上了门来。
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前前后后整整谈了十多次。
每谈完一次,这个年轻人都没有立刻点头,把来人送走,坐回到书桌前,拿起那摞材料继续翻。外表平静,心里一直在做自己的判断。
但到了最后,他做了一个让整个北大校园都震惊的决定。
那个决定,从那一天起,把他的人生推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几十年,再也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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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肥少年:皖北大地走出来的读书人
要搞清楚1982年那道十字路口,得先把时间往前拨,拨到1955年的安徽。
1955年7月3日,李克强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祖籍安徽定远。
提起安徽,很多人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反应,是凤阳——朱元璋的故乡。
这位出身最贫苦的开国皇帝,从讨饭的穷小子一路混到了天下之主,出发的地方穷得几乎凋敝,最后把大明王朝牢牢地建立了起来,撑了两百多年。
安徽还出过包拯,庐州人,做官做到了开封府,千年之后各地庙堂里还有人供着。
皖北的这片土地,土壤谈不上肥沃,物资称不上丰富,但土地养出来的人,往往有一股不服输的韧性,越是压着越要往上走,越是艰难越是站得稳。
这话说起来像是套话,但在李克强身上,倒是有据可查的。
李克强的父亲叫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凤阳县第一任县长,后来辗转担任过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再后来出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做到退休。
这位父亲不仅有地方行政经验,传统文化功底也相当深厚,他最后一份工作是任职省地方志办公室,从侧面也能看出他与文献、典籍之间的不解之缘。
也正因如此,特殊时期整个教育系统几乎陷入停摆的那些年,李奉三没有让儿子的教育就这么荒废下去,而是把李克强带到了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身边,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让这个孩子接受系统的国学和传统文化熏陶。
在很多同龄人彻底中断学习的年代,李克强保住了这条知识的命脉。
1962年9月,七岁的李克强走进了合肥市南门小学,开始了正式的学校生涯。
之后一路升学,进入合肥市第八中学读书。
那时候的合肥是安徽的省城,条件虽然简陋,比不了北京上海,但课还是能上的,老师还是能教的。
在能找到的条件下,李奉三对孩子的教育始终没有放手。
据邻里和同学后来的回忆,少年时代的李克强,就是个爱看书、话不多、稳稳当当的孩子。
他不是那种课堂上喜欢出风头的人,不爱高谈阔论,把本分的事情做到位,从来不惹事。
但在需要说话的场合,他往往说得比别人有逻辑,思路清晰,让人记得住。
这个特点,贯穿了他后来漫长的一生——不是喜欢张扬的人,但一旦开口,就是有东西的。
1973年12月,年仅18岁的李克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彼时他还在合肥市第八中学就读。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组织节点,标志着他开始对更广阔的社会事务产生关联,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生。
这段中学时光,很快就被一道更大的浪潮打断了。
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整个国家的正常秩序被彻底打乱,学校课程七零八落,高考停止了,整个教育系统几乎陷入停摆状态。
城市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刚到年龄的中学生和知识青年,面临的问题不是毕业后如何择业,而是整个人生被一道命令重新排布——到农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这道命令,对那一代城市青年来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转折,意味着离开已经熟悉的城市生活,前往陌生的农村,扎根下去,不知道要扎多久。
这道浪潮席卷全国,合肥的年轻人自然也不例外。
李克强,这个从合肥南门小学一路走来的读书种子,就这样被卷进了这道浪潮,踏上了前往安徽凤阳的路。
那一年,1974年,他19岁。
从省城合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这条路走下去意味着什么,他大概来不及多想。
等他真正踏上凤阳的土地,他才开始明白了。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历史上有"帝王之乡"的名号,名头不小。
但名头这东西,在现实面前向来不管用。
彼时的凤阳,是安徽省内出了名的穷地方,农民一年到头刨土地,收成将将够糊口,碰上旱涝,连糊口都难。
李克强后来自己说过:他亲身经历过吃不饱饭、挨饿的艰难岁月,饥饿留下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
这句话,他说的是凤阳,说的是那四年。
这四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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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凤阳四年:从东陵知青到大庙支书
1974年3月,19岁的李克强来到了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正式开始了知青插队的生活。
从省城落脚到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落差是明摆着的。
头一段时间,他水土不服,全身皮肤出现溃烂,整个人过得相当狼狈。
从城市带过来的那点积蓄和行李,很快就没了用武之地;从合肥带来的那些书,倒是一直跟着他。
扛过了最难受的那段时间,他慢慢适应了农村的节奏,慢慢学会了干各种重活儿。
村民们后来接受采访,回忆起当年这个"黑瘦黑瘦"的李克强,说他是学生里干活干得最扎实的一个,不怕脏,不怕累,干起活来跟当地农民没有什么两样。
插秧这件苦差事,要长时间弯腰低头,时间久了腰疼得让人直不起身,很多人扛不住就歇着了。
李克强腰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就爬到田埂上滚两下,说滚一滚就舒服了,之后再接着下田。
这个细节,在多位老乡的回忆里都有记录,说明这不是偶然一次的戏言,而是他日常插秧生活里的常规动作,习以为常了。
一年到头,他挎包里装的是干粮和咸菜,哪里有活儿往哪里去,不挑活儿,也不抱怨。
他与村民们同吃同住,一起种庄稼,一起流大汗,手上满是茧子,脚上沾满了泥巴,整个人跟当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不端架子、直接下到农民中间的做派,让老乡们对他有了好感。
白天在田里拼命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别人可能倒头就睡,他却点着油灯看书。
从合肥带来的那些书,被他翻来覆去地读。
在能找到的条件下,他尽量不让这段时间白白流掉。
读书之外,他还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际——尝试在大队里推广水稻良种,用更科学的方式种田,以期增加粮食产量。
要说服老乡改变几代人沿用下来的耕作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讲道理,要展示效果,要克服各种现实困难。
但他有耐心,也有说服人的能力,硬是把这件事做成了,收成确实有所提高。
这种踏实肯干、又能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做派,渐渐让当地的老乡们记住了他,也让公社党委的干部注意到了他。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克强在大庙公社扎根下来的那几年,他父亲李奉三曾几次想把他从凤阳调回城里,让他少吃点苦,都被李克强拒绝了。
李克强的意思很明确:不想搞特殊化,要靠自己的实力回去。
父亲来劝,他也不肯见。
这股子劲儿,在当时的知青里并不常见,但这正是他这个人一贯的做派——不走捷径,把事情一步一步做扎实。
1976年5月,李克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21岁。
入党之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了当地一个相当年轻的村级党支书。
按照那个年代的情况,这个位置要管着整个大队的生产计划、工分记账、粮食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事务,事儿多而且繁,涉及的人多,哪一件都不能马虎。
当地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身体看起来瘦弱的年轻支书,从来不是动嘴皮子指挥别人干活,而是自己带头做。
彼时大队正在兴建一座水库,这是一项重体力的基础工程,要挑石头、挑泥、夯地基,整个工程队都在工地上泡着。
李克强带头挑泥,参与工程建设,整个人泡在工地上,跟农民一起出汗。
那时的党支部副书记张传富,多年后对媒体说起那段时光,说法是:他很勤劳,常说当书记什么都要干,还要带头干。
这个评价,说的是1976、1977年凤阳大庙大队的一个年轻支书,说的是那个身体瘦弱、裤腿上沾满了泥巴的读书人。
就这样,从1974年3月到1978年3月,李克强在凤阳的土地上扎扎实实待了四年。
这四年,他先从东陵大队的普通知青,做到了大庙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先从一个完全不适应农村生活的城市青年,变成了老乡们口中值得信任的带头人。
这四年改变了他对中国农村的认知,也改变了他日后思考问题的起点。
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到自己插队时的经历,每次谈到饥饿,说的是那种亲历过的真实感受,不是书本上的抽象描述。
就在李克强做着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1977年,一件大事发生了。
1977年8月,全国宣布恢复高考制度。
这是对全国青年发出的一次历史性召唤,意味着整整一代在农村、在工厂、在工地上耽搁了读书年华的年轻人,终于等到了重新拿起书本、凭着真本事改变命运的机会。
消息传到各地,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
消息传到凤阳,传到大庙大队,李克强知道了这个机会,立刻着手准备课本,起早贪黑地加紧自学备考。
当年12月,那场在寒冬里举行的考试,成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那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录取比例据说高达29比1。
整整570万考生走进了那个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李克强也是570万考生里的一个。
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把第一志愿填在了安徽师范学院——理由是家里不宽裕,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母亲也不希望他离家太远。
他自己后来说过,心里对北大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把北大填在了第二志愿。
毕竟录取比例是29比1,他担心北大分数线太高,只敢作为备选。
结果,北大有优先录取权,居然录取了他。
他是在田头锄地的时候,得到了被北大录取的消息的。
这个消息,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有据可查的一个细节:李克强在凤阳的档案里,当时有一条记录——安徽省学习伟人思想先进个人。
这条记录,加上他凤阳县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让北大法律系在录取时,把他列为了优先录取的对象。
1978年3月,李克强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
从东陵大队到燕园,这条路走了整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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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燕园四年: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的那批人和那些事
1978年3月,北京大学法律系迎来了特殊时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这一年法律系共录取了82名本科生,这批人后来被外界称为北大法律系的"黄埔一期"。
这82个人,是从全国千万考生里杀出来的,来路各异,经历各异:有下乡知青,有工厂工人,有当过村干部的,有在部队待过的,年龄层跨度不小。
大多数人在读书这件事上被耽搁了好几年,积攒了一肚子的求知欲,一旦走进课堂,那股子久旱逢甘霖的劲头就往外冒,停都停不住。
阅览室里总是满座,图书馆的灯永远开到很晚,这就是1978年北大法律系的日常景象。
李克强也是这批人里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他的同班同学陶景洲也是安徽人,当初的第一志愿同样是安徽师范学院,理由也一模一样——家里穷,母亲不让离家太远。
两个皖北老乡,各自填报了同一个第一志愿,结果都被调剂到了北大法律系,坐进了同一间教室,这个巧合,日后被陶景洲写进了回忆文章里。
陶景洲后来写道:当初第一次见到李克强的时候,他也是从农村插队过来的,并不起眼,没人想到他会走多远。
他比陶景洲大三岁,只觉得稍微成熟一点。
课堂上,李克强话不多,不是那种喜欢出风头的人,但一旦发言,往往说得有逻辑,条理清晰,让人印象深刻。
那82个人进了北大法律系,碰上了一群把门打开的老师。
其中有一位,让这批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清楚的,叫龚祥瑞。
龚祥瑞是北大法律系的宪政学大师,留学英国,眼界开阔,见识不俗。
他讲宪政法治,讲得头头是道,把英国、美国的宪政历程讲得清晰透彻,给这批刚从土地和工厂里走进课堂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从未见过的窗——原来法律可以这样讲,原来国家的运作可以有这样的制度框架,原来现代社会的基础,是这样一套东西。
龚祥瑞的宪政课是这批学生的必修课,是人人都要过的一关,也是人人都觉得受益匪浅的一关。
龚祥瑞非常欣赏李克强。
他后来出版了一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全班同学都参与了辅助整理工作,龚祥瑞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的助手,第一个名字就是李克强。
陶景洲后来说:可见龚老师对克强非常欣赏。
李克强还修改过龚祥瑞的文章,帮龚老师整理了大量材料,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普通师生关系的学术信任。
在课业上,李克强从来没有含糊过。
他在法律系就读期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尝试用当时在中国学界相当新鲜的控制论和系统论来解释法学问题,把两个本来互不搭界的领域硬是拉到了一起,这种跨学科的角度,在当时属于相当大胆的尝试,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在翻译工作上,他也做了实打实的活儿。
他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出来作为系内的教学参考资料使用。
之后,在龚祥瑞的指导下,他和同学杨百揆、刘庸安一起,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正当法律程序》,李克强是这本书的第一译者。
在英语学习上,他下的功夫在班里出了名。
要知道,1977年的高考是不考英语的,全班82个人进校时大多数英语底子几乎是零——有人连基本字母都不认识,陶景洲说他自己好几次向学校申请免修英语。
李克强不一样,他是班里学英语学得最卖力的那一批人之一。
口袋里随时装着一叠自制的英文单词小卡片,一面写英文单词,一面写中文释义,用橡皮筋扎一扎,走路的时候也掏出来看,吃饭前等候的工夫也看,连赶路的时候也在翻,把零碎的时间都用起来。
正是凭着这股劲头,他后来才能参加留美考试,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稳拿。
李克强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也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埋下的。
陶景洲后来回忆,班里同学里,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那批人之一。
1979年,班里开设了一门国际商法课程,李克强和几个同学专门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实地实习,亲眼看看刚刚打开的国门背后,真实的商业世界是什么样子。
上海商法课程的时候,他们又去天津新港做实地考察,把课堂里的东西对照到现实里头。
那时候国门刚刚打开,外面的世界对这批年轻人来说是全新的,这股子对经济问题的好奇和关注,从那时候起就扎了根,日后结出了果。
此外,李克强还在北大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程红。
程红后来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的英语教授,翻译过多部美国自然文学著作,也是一位极认真的学者。
他们在燕园相识,这个细节,日后出现在很多关于李克强的回忆文章里。
在校期间,李克强还担任了校学生会的负责人,班主任王德意后来曾出任全国妇联主席,她很早就注意到了李克强的组织能力,推荐他担任了法律系的团支部书记,把一盘散沙的团支部活动弄得有模有样,各类活动组织得相当规范有序。
就这样,在燕园度过了四年之后,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全校毕业生里只选出27个,算是拔尖的那一批。
这个成绩,是他四年认认真真读下来的结果。
毕业前夕,班里82个人各打各的算盘,各奔各的前程。
陶景洲被教育部派遣赴法国留学,拿到了公派留学研究生的名额,准备去巴黎第一大学;王绍光的赴美名额也在办理中;刘凤鸣同样选择出国。
毕业留校的,有姜明安、武树臣、郭明瑞——他们留在了各自专业方向的教研室,姜明安去了行政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李克强最初被分在了经济法教研室。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个留校的同学,在毕业的时候曾约定过一件事: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
这个约定,算是四个人对这四年共同经历的一个纪念。
李克强自己的打算,在那时候,是出国留美。
他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系统复习了留美考试的相关课程,准备参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去美国留学深造。
班里同学都知道他的计划,也都觉得以他的成绩和英语底子,这事儿没什么大悬念,问题不大。
上下左右一致的说法是:李克强这次稳拿。
然而,就在他埋头备考的这段时间里,北大校方的马石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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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次登门:一个决定即将改变一切
1982年初,就在李克强还在埋头备考留美的那几个月里,马石江一次一次地登门来了。
马石江是北大校方的一名负责人,在党委方面主持工作,做学校事务这行做了多年,见过许多聪明的学生,也见过许多聪明的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了各自的去处。
但李克强让他觉得不一样——话不多,但看问题准;不张扬,但做事扎实;从凤阳的田间地头走出来,知道普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是那种只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有组织能力,有判断力,放在哪里,都能撑起一摊事。
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北大毕业生里,马石江见过的不多。
他做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年轻人应该留下来,他值得做更有分量的事。
于是他开始一次一次地登门,把自己的想法和意图,一次一次地摆到这个年轻人面前。
第一次谈完,李克强听完,没答应。
第二次,还是没有点头。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就这样,前前后后整整谈了十多次,马石江的意思始终清楚,态度始终坚定,一次一次来,一次一次谈,一次一次等待回答。
而这个年轻人每次都是耐心听完,然后把来人送走,坐回到书桌前,拿起那摞留美备考材料继续看,外表不动声色,心里一直在做自己的判断和权衡,没有被任何一次谈话直接说动。
与此同时,班里陆续传来动静。
陶景洲的法国留学手续批下来了,整理行李,准备出发;王绍光的赴美名额也确定了,出发的日子就要到了。
那些当初一起在未名湖边走过、在阅览室里并排看过书、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过龚祥瑞讲宪政的同学,一个一个离开了燕园,各奔天涯。
李克强桌上的留美备考材料,还摆在那里,没有收起来。
就这样,前前后后整整十多次谈话,一次一次谈,一次一次等,等这个年轻人拿定主意。
直到某一天,最后一次谈话结束之后,李克强放下了手中的一叠材料,沉默了片刻,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这个选择彻底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消息传开之后,整个燕园议论四起——有人跑来问,有人直接在他面前开口说话了,说出的那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而当人们真正了解到这个决定的完整经过,才意识到,这十多次谈话,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