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16日夜,金门海防一带,时任台军连长的林正义没有带走行李,也没有惊动部下,只把证件和学历证明包进防水袋,独自走向海边。那片海域最近处不过数千米,却隔着严密的军事管控和难以预料的风险。
就在前一天,他曾下令全连夜间不得外出,听见枪声也不要离开营房。命令很奇怪,士兵们却没有多问。第二天清晨,林正义不见踪影,海边只留下他的鞋子。很快,台军内部便判断,他已经游向大陆。
这不是一时冲动。林正义出生于1952年的台湾,家中祖籍大陆,父亲经营理发店,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童年时期,街道嘈杂,睡眠不足,他常常在课堂上打瞌睡。为了挤出读书时间,他索性早早睡下,等深夜安静后再起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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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活磨出了他的自律。19岁那年,他考入台湾大学,接触到更多中国历史和国际政治方面的书籍。孙中山关于振兴中华的主张,对他影响很深。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思考,个人读书究竟应该服务于什么目标。
大学期间,林正义参加过一些学生活动,试图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很快他便发现,校园里的呼吁很难触及更深层的问题。那时的他认定,若想真正参与国家事务,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口号上。
1973年,读完大一后,林正义退学参军。这个决定在当时颇为意外,台湾社会普遍把军旅生涯视为辛苦而缺乏吸引力的选择。由于他出身名校,学习成绩突出,相关方面把他当作优秀青年参军的样板,安排他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基层军官,又到政治大学深造。凭借出色的考试成绩和组织能力,他很快受到上级重视。27岁时,林正义被派往金门担任连长,这样的晋升速度并不寻常,许多人都认为他的仕途还会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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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职位越高,他心里的疑问反而越重。金门名义上是军事前沿,实际工作中却存在训练松弛、管理僵化等现象。林正义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体系与心中那种“为国家做事”的理想相距甚远。
他常站在海边眺望大陆,也通过收音机了解大陆的变化。对普通军官而言,这些只是对岸的消息;对林正义而言,却像是在不断提醒他,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并不在金门。
选择横渡海峡,意味着放弃已经拥有的身份,也意味着一旦失败,后果难以承受。5月16日深夜,他换上便衣下海。长时间游泳后,他体力严重透支,抵达大陆附近海域时,已几乎无法继续前进,后来被当地人员救起。
登陆后,他表明身份,并交出了随身携带的材料。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台湾方面为了控制影响,对外曾以“死亡”等说法处理此事,林正义这个名字也一度成为台军内部不愿提及的话题。
来到大陆后,林毅夫没有把改变身份当作终点,而是提出继续求学。1979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那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摆在眼前,农村、粮食和制度调整尤其引人关注。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访问北京大学。由于当时精通英语且熟悉经济学的学生很少,林毅夫被安排协助翻译。交流过程中,舒尔茨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知识基础和分析能力,邀请他赴美国深造。
1982年,林毅夫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并没有停留在理论背诵,而是持续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美国一些机构曾希望他留下,但他最终选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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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回国后,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上。这个方向并不显眼,却与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生计直接相关。他的研究逐渐形成影响,并推动国内经济学界更加重视制度变化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作用。
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林毅夫担任主任。此后,他参与经济政策讨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持续发表研究成果。2008年,他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者走向国际重要岗位的代表人物。
但名声和职位并没有消除他的个人遗憾。1996年母亲去世,2002年父亲病逝,他都未能回台湾奔丧。父亲去世后,家人曾希望他回去见最后一面,却因现实阻隔未能成行,他只能在大陆设灵祭奠。
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也长期从事特殊教育研究。夫妻二人分别在经济学和特殊教育领域工作,经历各不相同,却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专业研究和人才培养之中。年过七旬后,林毅夫仍在北京大学授课,许多学生已经进入经济、教育和公共管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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