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5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站在送别队伍中,面对已经离世的谢飞,她哭得几乎说不出话。对许多人而言,谢飞是一位参加过长征、做过政法教育工作的老干部;对刘爱琴而言,她却不只是父亲的妻子,而是童年岁月里真正照料过自己的母亲。
这层亲情,要从延安说起。
1938年,刘爱琴被接到延安。刘少奇把她带到一位女战士面前,告诉她:“这是你的妈妈。”孩子心里疑惑,生母明明已经牺牲,眼前的人又是谁?
女战士没有回避,轻声解释:“你的妈妈被敌人杀害了,以后我照顾你。”这句话朴素,却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慢慢建立起家庭般的关系。
这位女战士,原名谢琼香,海南文昌人,熟悉她的人称她阿香,后来改名谢飞。她出生于1913年,父亲是渔工。家境清寒,却没有挡住她求学的脚步。七岁时,她成了村里小学唯一的女学生,十一岁进入海口的海南公学读书。
那所学校与革命力量联系密切。谢飞在那里接触到进步思想,也第一次意识到,女子不该只是婚姻和家庭中的附属者。她后来参加妇女工作,办识字班,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有人拿重金托媒,她当面拒绝:“这不是婚姻,是交易。”
1927年,十四岁的谢飞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海南形势骤然紧张,她的家人受到牵连,房屋被烧,三哥谢冠洲也遭杀害。敌人四处搜捕,甚至误将一名女党员当成谢飞杀害。这样的经历,使她很早便明白,地下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
转移到香港后,谢飞以普通亲属身份掩护地下机关,负责站岗和传递消息。1929年,她又被派往新加坡,参与南洋临时委员会的工作。那里的一间草屋,表面是几个人合住的家庭,实际却承担着秘密印刷任务。
一次,英国巡捕突然搜查,将屋内人员带走。谢飞没有慌乱。对方问她靠什么生活,她回答是替人缝衣服。巡捕拿来针线让她当场演示,她接过来便缝。因为找不到确切证据,几人最终被释放。年纪虽小,她处理危急情况的镇定,已经超过许多成年人。
1932年,谢飞转赴厦门从事地下工作。一次警察闯入机关驻地,她迅速销毁机密文件,又借楼下孩子的父亲是暗探这一点,故意喊话制造误会,使警察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侧。险情过去后,她才发现手心全是冷汗。
真正让她声名留在党史记忆中的,是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经过挑选,谢飞成为随军行动的女战士之一。她所在的队伍中,有伤病员,也有年长干部,行军速度很慢。她负责寻找向导、联系民夫,还要照看掉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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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大渡河前后,谢飞因劳累和疾病几乎无法行走。面对铁索桥,她没有等待,也没有返回,而是伏在铁索上,一点点爬向对岸。抵达宿营地时,已经是深夜。寒冷、饥饿和轰炸接踵而来,她的背包也在混乱中遗失。
有人劝她挤一条毛毯,她担心对方身上有伤,坚决推辞。这样的细节并不惊天动地,却最能说明长征队伍为何能够撑下去: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却仍在替别人留一分余地。
到达陕北后,谢飞与刘少奇逐渐熟悉。1936年前后,两人结为夫妻。婚礼十分简单,只买了花生和酒,邀请身边同志相聚。没有铺张场面,也没有复杂仪式,革命年代的婚姻往往就是这样朴素。
谢飞对刘少奇的孩子一直很照顾。刘爱琴年幼时,有一次衣服掉进污物中,谢飞不顾脏臭捞出清洗。对一个孩子来说,记住的往往不是大事,而是有人愿意替自己处理那些难堪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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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谢飞曾在新四军系统工作,率部活动于江南地区,参与对日伪军作战。当地群众称她“谢团长”。1942年底,她执行任务时被长江和敌情阻隔,无法返回原部队,后来留在苏南工作,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此后,她与刘少奇长期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谢飞转入政法教育领域。她重新学习法律,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研究基础理论和宪法学。1959年,她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主要负责教学,为新中国政法干部培养做了大量工作。
她与刘少奇没有共同子女,分开后也没有再婚,却收养了孩子谢冰。晚年的谢飞生活简朴,仍保持着军人的习惯,把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和教育。
2013年2月14日凌晨5时57分,谢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遗体送别仪式上,刘爱琴泣不成声。她曾说:“谢飞也是我的好妈妈。”对谢飞而言,这个称呼并非礼节性的追忆,而是几十年相处之后,孩子留给她的亲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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