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个人,从石家庄出发,去了湖南十天。
回来以后,好几个人问我:“湖南怎么样?”
我说:“景是好的。可我回来想的不是景。”
“我想的是人家那个过日子的劲。”
一
先说我们这五个人。
我姓方,方建华,五十八,退休前在石家庄一所中学教语文,教了三十三年。
老魏,六十一,退休前开公交,开了三十年,现在每天早上还五点半醒,改不过来。
老宋,五十九,我同事,教数学的,退休三年,老公走了,一个人住。
小李,五十,我们五个里唯一还在上班的,在一家药厂做质检,请了十天年假,请假条上写的理由是“探亲”。
还有一个是老魏的弟弟,魏老二,五十六,在县里开饭馆,跟我们一块儿去的,主要任务是管账和开车。
为什么去湖南?
因为老宋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这辈子没出过河北几回。我想去看看活人多的地儿。”
我们几个都愣了。
她说:“咱们这儿,晚上八点街上就没人了,我一个人在家,电视开着,也觉得静。我想去个热闹地方。”
就这么定了。
十月十二号走,二十一号回。
路线:石家庄高铁到长沙,长沙待三天,然后租车,常德两天,益阳南县一天,湘西吉首两天,凤凰一天,最后从怀化坐高铁回。
五个人,十天,人均花了四千一。
二
到长沙是十月十二号下午三点。
出站,第一件事是热。
十月的长沙,三十二度。我们穿着秋衣秋裤来的,站在站台上,汗往下淌。
老魏说了一句:“这地方,十月还这么热?”
我说:“你脱。”
我们在酒店放下东西,五点出门,去坡子街。
那会儿天还没黑,街上已经挤不动了。
我教了三十三年书,见过的最大的场面是学校开运动会,三千人。那天坡子街的人,我估不出来。
老宋拉着我的胳膊,说:“建华,你看见没有,这么多人。”
我说:“看见了。”
她说:“这么多人,还都是笑着的。”
我看了她一眼。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虾、猪油拌粉。
臭豆腐十块钱五片,黑的,浇了汁,一咬往外冒汤。
糖油粑粑五块钱三个,糯米做的,外头裹一层糖稀,甜。
口味虾八十八一份,一小盆,红通通的,全是辣椒。
我们五个人,坐在马路牙子边上的塑料凳上,一人一瓶啤酒,吃到十点半。
魏老二结的账,三百二十七。
他说:“姐,这价,搁咱们那儿,吃不上。”
三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一个人出去吃粉。
我睡不着。在石家庄,我这个点也醒,但醒了只能躺在床上听楼下的车声。
那天我下楼,街上已经有人了。
不是“有人”,是热闹。
卖菜的、送孩子的、扫街的、遛狗的、跑步的、开店的。
我找了一家粉店,在一条小巷子里,招牌写着“XX粉馆”,塑料门帘,里头六张桌子,坐了四桌人。
我进去,老板问:“圆粉扁粉?”
我说:“啥都行。”
他说:“那就扁的。码子要啥?”
我说:“有啥?”
他说:“肉丝、酸辣、三鲜、牛肉、猪脚、杂酱。”
我说:“肉丝。”
他说:“八块。”
八块钱。
我坐在那儿,看着老板下粉。一口大锅,水滚着,粉下去,涮十几秒,捞出来,浇一勺汤,一勺码子,撒一把葱花,一小勺剁椒。
端上来,热气腾腾,一大碗。
我吃了一口。
那个味道我到现在说不清。是鲜的,是辣的,是烫的,是那种“早上就该吃这个”的味道。
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吃。
旁边一桌是三个老头,一人一碗粉,一人一瓶啤酒。
早上六点半,喝啤酒。
我听他们说话,一句也听不懂,可是那个调子我听得懂——是聊天的调子,是那种没话找话、谁也不着急的调子。
我在石家庄吃早饭,一碗豆腐脑两个包子,五分钟吃完,站起来就走。
那天我吃了四十分钟。
吃完我算了算:粉八块,一共八块。我给了十块,老板找我两块。
我出门的时候,天亮了。
街上的人更多了。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那些人来来往往,忽然有个念头:
我们那儿,早上六点,街上只有扫街的和卖早点的,大家都低着头走,谁也不看谁。
这儿的人,早上六点,就走得抬头。
四
长沙待了三天,我们去了岳麓山、橘子洲、文和友,还去了一趟湖南省博物馆。
第三天晚上,老宋说想去夜宵摊。
十一点我们出门,去了四方坪。
那儿的夜宵摊摆到凌晨三四点。
我们到的时候十一点半,人还越来越多。
烤串的、炒粉的、煮麻辣烫的、卖卤味的、卖水果的、修手机的、贴膜的、卖袜子的,一条街,上百个摊。
油烟、灯光、吆喝声、笑声、划拳声、小孩的哭声。
我坐在一个塑料凳上,看着这一条街,看了很久。
老宋买了三串烤韭菜,回来坐下,说:“建华,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说:“想什么?”
她说:“我在想,我们那儿,晚上十一点半,我在干什么。”
我说:“你在睡觉。”
她说:“不是睡觉。是躺在床上,睡不着,看手机。窗外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我能听见自己心跳。”
她说:“我有时候觉得,我不是一个人住,我是被关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到一点。
回去的路上,长沙的街上还是有人的。
出租车、外卖电动车、便利店、KTV门口抽烟的人。
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忽然有点想哭。
不是难受。
是那种“原来日子还能这么过”的酸。
五
十月十五号,我们租了车,往西走。
先去了常德。
常德有条河街,在沅江边上,晚上很热闹。
我们在那儿吃了擂茶。
擂茶这个东西,是把茶叶、花生、芝麻、姜、米,放在一个陶钵里,用一根木棍擂,擂成糊,冲开水,撒一把炒米。
一碗下去,又香又暖。
做擂茶的是一家小店,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姓周。
她一边擂一边跟我们说话。
她说她这个店开了十二年,一天卖一百多碗,一碗八块。
我说:“一天八百块,一个月两万四,刨去房租水电,能剩多少?”
她笑了,说:“剩不了多少。可是够吃够喝,够我儿子上学。”
她说她儿子在长沙读大学,一年学费五千多,生活费一个月一千五。
她说:“我不图发财。我就图这个店,天天有人来,天天有人跟我说话。”
老宋问她:“你一个人干?累不累?”
她说:“累。可是比一个人在家待着强。”
那天我们在她店里坐了一个多钟头。
走的时候,她送我们到门口,说:“明天早上来,我给你们煮米粉,我们自己家吃的。”
我们第二天真去了。
她煮了五碗粉,码子是昨天剩的肉丝,还煎了五个荷包蛋。
我们给钱,她不要。
她说:“你们是客人。”
六
十月十七号,我们去了益阳南县。
南县在洞庭湖边上,是产粮大县。
我们去看稻田。
十月的稻田,稻子黄了,一大片一大片,平得像用尺子比着割的。
我们在田边碰见一个种粮大户,姓陈,四十九岁。
他包了六百亩地,种双季稻。
我跟他聊了半天。
他说:“一亩地,一年两季,一千八百斤稻谷。一斤稻谷一块二,毛收入两千一百六。刨去种子、化肥、农药、机耕、机收、水费,一亩净挣六百到七百。”
“六百亩,一年挣四十万左右。”
“听着不少吧?”他说,“可是这钱,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三四月浸种育秧,五月插秧,六月七月抗旱防虫,八月九月收割,十月十一月晒谷卖谷。一年到头,脚不沾泥的日子,没几天。”
我说:“那你还种?”
他说:“我不种,我干啥去?我十六岁开始种田,种了三十三年。我就会这个。”
他带我们去他家吃饭。
他家在村里,两层楼,一百八十平,2015年盖的,花了三十多万。
院子里晒着谷子,一条黄狗趴在谷子边上。
他媳妇做了一桌子菜:腊肉炒蒜苗、干锅鸡、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一碗丝瓜汤。
我们五个人,加上他两口子,七个人,吃了两个钟头。
我问他媳妇:“这一桌,成本多少?”
她算了算,说:“不到一百。”
我说:“在城里,这一桌得四百。”
她说:“我们这儿,菜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鱼是塘里的,就是油盐酱醋要买。”
那天吃完饭,我在他家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太阳很暖,谷子晒得发亮,那条黄狗睡着了,肚子一起一伏。
我想起我在石家庄的家,八十九平,两室一厅,阳台朝北,一年见不着几回太阳。
我不是羡慕他有六百亩地。
我是羡慕他坐在自家院子里,晒着自家的谷子。
七
十月十九号,我们到了吉首。
湘西。
我们先去了矮寨大桥。
那个桥,高三百五十五米,横跨一个峡谷,底下是盘山公路,那个公路有十三道弯。
我站在桥上往下看,腿是软的。
老魏说:“这桥修得,不是人干的活。”
我说:“是人干的。就是干了四年。”
从桥上下来,我们去了德夯苗寨。
寨子在峡谷里,一条溪,两边是吊脚楼。
我们在寨子里看了一场苗族鼓舞,十几个姑娘,穿银饰,敲鼓。
看完,天黑了。
寨子里点灯,一盏一盏,从山脚点到山腰。
我们坐在溪边的石头上,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老宋说:“建华,我想在这儿住一晚。”
我说:“明天还得赶路。”
她说:“我知道。我就是想。”
那天我们没住,赶回了吉首。
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后悔。
八
十月二十号,凤凰。
凤凰这个地方,名气太大了,去之前我心里是打鼓的。
怕失望。
去了以后,怎么说呢——沱江是美的,吊脚楼是美的,晚上的灯是美的。
可是人太多了。
我们在江边走了半个钟头,走不动。
老宋说:“这跟坡子街一样。”
我说:“不一样。坡子街是本地人逛的,这儿是外地人挤的。”
那天下午,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子,离开了江边。
巷子里安静了。
有个老太太在门口剥毛豆,一个小孩在地上玩弹珠,一只猫趴在门槛上。
我们在巷子里走了二十分钟,看见一家小饭馆,门口写着“本地人吃的”。
我们进去了。
四个菜:血粑鸭、酸鱼、酸萝卜炒腊肉、一碗青菜。
一百二十八块。
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龙,苗族。
他坐下来跟我们聊天。
他说他以前在广东打工,在电子厂做了八年,2016年回来的,开了这个店。
我说:“在广东挣得多吧?”
他说:“多。一个月六千。可是在那儿,我是个外地人。我说话人家听不懂,人家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一年回一趟家,回来一趟,孩子看我像看陌生人。”
他说:“我2016年回来的。回来以后,钱少了一半,可是我天天在家吃饭。”
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张照片,是他和他儿子,在一个土坡上,两个人都笑着。
他说:“我儿子今年初二。他从小到大的家长会,我一次没缺过。”
那天我们吃完饭,他送我们到巷口。
他说:“你们要是明年还来,我给你做酸汤鱼。那是我妈的方子。”
九
十月二十一号,从怀化坐高铁回石家庄。
车上我算了一笔账。
十天,人均四千一。
其中:高铁往返一千二,租车加油过路六百,住宿一千,吃饭八百,门票三百,买东西两百。
十天,我们吃了大概三十顿正餐。
最贵的一顿是长沙的口味虾,三百二十七。
最便宜的一顿是南县陈家的那桌饭,成本不到一百。
我在车上跟老宋说:“你算算,我们这十天,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有多少?”
她说:“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那种,纯粹为了高兴花的钱。”
她想了想,说:“在石家庄,我一个月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超过五百。剩下的都存着。”
我说:“存着干啥?”
她说:“不知道。就是存着。好像不存着,心里就没底。”
我说:“那你在湖南这十天,花了四千一,心里有底吗?”
她笑了,说:“有。特别有。”
十
回来以后,我得说几句不羡慕的地方。
第一,湖南的夏天,是真的热。我们十月去的,三十二度,当地人说“这算凉快的”。长沙的夏天,四十度,湿热,一出门就是一身汗。
第二,湖南的冬天,是真的冷。没有暖气,湿冷,那种冷是往骨头里钻的。当地人冬天在家穿着棉袄,开着电暖器,一个月电费四五百。
第三,山区的路是真难走。我们从吉首到凤凰,走了一段国道,弯多,坡陡,魏老二开得手心出汗。
第四,方言是真听不懂。我在长沙吃粉,旁边三个老头聊了半个钟头,我一个字没听懂。那种感觉,是隔着一层。
第五,年轻人还是往外走。南县陈家那个种粮大户,他儿子在长沙上班,不回来。凤凰开饭馆的龙老板,是从广东回来的,可他儿子以后回不回来,他说不准。
所以我不说“湖南人的日子好”。
我说的是:他们过日子的那个劲,我看着羡慕。
十一 说几句实在话
第一,我这趟最大的触动,不是景,是人。是早上六点巷子里的粉店,是晚上十一点半四方坪的夜市,是南县院子里晒的谷子,是凤凰巷子里剥毛豆的老太太。
第二,什么叫“日子”?我以前以为是“过得下去”。这趟我改了口:日子是“过得出来”。一个地方有没有日子,你看早上六点和晚上十一点,街上是空的还是满的。
第三,我们北方人,不是不会过日子,是过得太收着了。钱要存着,话要省着,热闹要躲着。人家不是不存钱,是存完了该花的花,该吃的吃,该热闹的热闹。
第四,老宋那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她不是一个人住,是被关起来了。这话听着重,可我们那一栋楼,二十四户,晚上八点以后,楼道里静得能听见水管响。这不叫安静,这叫没人。
第五,我不是劝人搬到湖南去。湖南也有湖南的难处,热、湿冷、山路、方言、年轻人外流。我羡慕的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活法——把日子过在明面上,不过在心里。
第六,我们五个人,回来以后有个约定:明年春天,去趟云南。这个约定是老宋提的,她说:“我这五十九年,去过的地方不到十个。我不想再等了。”
回来第三天,我早上六点醒了。
躺着听了一会儿,楼下没有声音。
我起来,穿衣服,下楼。
街上空着。一个扫街的,一个遛狗的,一个卖早点的刚支上摊。
我走到那家早点铺,买了一碗豆腐脑,两个包子。
四块五。
我坐在塑料凳上,五分钟吃完。
站起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六点四十。
我忽然想起来,在长沙那家粉馆,我坐了四十分钟。
我又坐下了。
坐在那儿,看着街上。
街上还是空的。
我坐到了七点十分。
然后我站起来,回家。
路上我想:明天还来。
坐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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