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人物资料与"外交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相关报道与悼念文章;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环球网、浙江日报、杭州网关于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纪念报道;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与总统项目公开日记、时间线;美国国务院《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解密会谈纪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相关论文;百度百科"王海容""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等权威词条;中央文献出版社《改变世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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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
北京那几天风大,城里残雪没化干净,机场跑道边上还堆着一层灰白的雪渣。
上午十一点半,一架远道而来的专机压着风落地。舱门打开,走在最前面那个人做了一件被全世界镜头记下来的事——他没等舷梯底下的人迈步子,自己先快步往下走,一手扶着梯边,一手已经伸了出去。
两只手在半空扣上,一握就是将近一分钟。旁边有人后来回忆,那一下握得结实,摄影师连按快门,闪光灯在冬天灰白的日头底下显得不太亮。中方在场的人说了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的手,是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的。
迎接的人群里,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女性。齐耳短发,一副眼镜,镜框边是浅色的,穿一身颜色很素的衣服,站在中方主要陪同人员身后第一排的位置。她既不像礼宾口负责引路的工作人员那样不停走动,也不像纯翻译那样手里抱着本子贴着人站——她站的位置很靠中间,很稳。
飞机上下来的人陆续走下舷梯,美方那批随行的记者、安全人员、礼宾联络官,眼睛在人群里来回扫。扫到这位年轻女性时,几乎每个人都做同一个动作:偏头看旁边那位中方礼宾口的工作人员,用嘴型或者很轻的声音问一句——Who is that?(那是谁?)
这个问题在当天的机场至少被问了几十遍。中方的答复统一得近乎敷衍:翻译。或者更短:翻译,王。
美方的人不满意这个答案,但又没法追问。因为按当时北京的规矩,中方陪同班子里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提前定好的,谁站哪儿、谁上车、谁进屋,全都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在美方驻北京联络处的人手里也有一份,可那份纸上只有名字、拼音、和一行极简单的位置说明。
于是,1972年2月21日中午之前,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室、在通往市区的车队里、在钓鱼台那些拉着厚窗帘的房间中,一个说法在美方人员之间悄悄传开了:那个站在翻译位置上的年轻女人,可能不只是一个翻译。
有人猜她是某位中方人物家里的人;有人猜她是被安排进来"看着"的;还有人赌咒发誓,说她曾在西方某个城市的学校里念过书。这些猜测当时全都对不上号,也没法核实。
后来整整四年,"Wang Hairong"这个拼音在世界主要通讯社的对华报道里,一直是一个带着问号的符号。美方的礼宾官员、情报分析人员、驻华记者,各自在自己的报告里给她写过小段说明——每一段说明的措辞都不一样,每一段后面都跟着一个含糊的判断。
而真正让那位站在翻译席上的女性,把这份神秘感推到顶点的,不是1972年2月21日机场那几十次追问,是三年之后,中南海一个下雪的深夜里,一位美国姑娘在走廊上压低声音问出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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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沙来的姑娘:一个教育世家,和一个没等到父亲回家的孩子
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一个女婴生在王家里。
这一年长沙的日头并不太平。自武汉失守之后,日本飞机的轰炸隔三差五就往城里落,学校停课、商店半开,人出门习惯抬头看天。就在这样一年里,王家添了个孙女,老人家给这孩子取名字,取自林则徐那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海"字,一个"容"字,合起来是"海容"。
这名字是孩子的祖父定的。
祖父叫王季范,湖南湘乡人,1885年生,是当时湖南教育界叫得上号的人物,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这位老人和那位后来被写入所有中国现代史教材的湘潭人之间,有一层很亲的关系:两人的母亲是姐妹,也就是说,他们是姨表兄弟。按年龄和辈分,王季范年长,那位湘潭人见了他,一辈子都恭恭敬敬喊一声"九哥"。
这声"九哥"喊了很多年。后来1972年夏天王季范过世,中南海送出来的花圈上,写的正是"九哥千古"四个字。
再说这女婴的父亲,叫王德恒,是王季范的儿子。这人年轻时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过书,毕业后被派回湖南做地下工作。做这一行的人,回家的时间从来由不得自己。1941年,王德恒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走的时候三十岁。
他留下三件事:一个三岁的女儿,一个一岁的儿子王起华,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妻子肖凤林。
三岁的王海容,对父亲能有多少记忆,很难说。她后来对身边人讲家里的旧事,很少讲父亲。讲得最多的是祖父。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小学当教员,拿很薄的薪水拉扯两个孩子。王季范把孙儿孙女接到身边,自己教。这个家里没有"孩子还小,先玩两年"的说法——老人是干教育出身的,带孙辈也带得像带学生:几点起床、读什么书、写什么字,全都排得明明白白。
王海容后来在长沙念完初中。1952年,她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到北京住读。1957年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之后,她并没有马上进大学。中间有一段时间,她在北京一家化工厂当工人。
那几年是干体力活的。她干的工序里最累的一档,是搬蒸馏水——一桶一桶地搬,从这头搬到那头。学徒期工资十八块,一干就是三年。三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瘦瘦的、说话带湖南口音的女工,家里那位老人和谁以"九哥"相称。她也没提过。
1960年秋,她重新回到考场,考进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
进大学那年她二十二岁。厂里三年体力活的经验,对她后来有个意外的好处:她比同班同学更能熬。外语系背单词熬,练听力熬,考试前一夜熬,别人熬不住的时候她熬得住。她自己跟同学说过一句玩笑话,说这三年没白干,"扛东西练出来的力气,坐在图书馆里也用得上"。
1964年,她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按当时学校外语专业的教学方向,她毕业后大概率是要分到中学去当俄语老师的。
但她没去。毕业之后,她又被安排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专门进修英语,学了一年。
一年之后,1965年11月,她进了外交部。
一个本要当中学老师的人,最后进了外交部的门。这事在当时不算个例——那个年代国家缺外语人才,上面从高校里挑人,挑走了就走了,本人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王海容本人后来对外人讲这段经历,说得也很简单:学校分配,组织定,她去。
进外交部之前,1965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于她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是哪一天、几岁、穿了什么、说了什么话——这一段,是整个故事里最要紧的一段,不能在这儿讲。得先把她怎么在外交部站住脚、怎么被调到礼宾口、怎么碰上基辛格那趟绝密的行程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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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收发室到礼宾口:一个特殊时期的岗位调动
1965年11月,王海容到外交部报到,被安排在办公厅。
干的是最基础的活。
收发文电,整理外事资料,把领导要看的东西按次序订好、送进去,把批完的东西按编号归档。
这类工作没有产出可以显摆,做得好没人提,做错了要出事。
这个岗位有个特点:文件进出得多,看的东西杂,但本人不需要在外面露脸。她在办公厅一坐就是好几年。
紧接着,特殊时期开始了。
这场运动一搞就是好几年,外交部没能置身事外。1967年夏天,北京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的事,部里乱成一团,各处室分成不同派别,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段时间,王海容开始出入中南海。
她出入中南海不是"上班"——她劳动关系在外交部,不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但部里那些乱成一锅粥的局面,需要有人把问题原原本本递上去,也需要有人把上面的态度原原本本带下来。她家世特殊,说话直接,成了这类来回跑的人里最常被派去的一个。
也是在这段时间,她身边多了一个人:唐闻生。
唐闻生比她小五岁,父亲唐明照当年在中联部工作。唐闻生出生在纽约,九岁才随父母回国。
这孩子念书快,三年课程两年多就念完了,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比王海容早半年进外交部,在翻译室做英文翻译,部里的人都喊她"小唐"。
两个人一个从俄语转向英语,一个科班英文出身,性格都对得上:话不多,脾气直,做事讲个"清楚"。后来那些年,只要有重要外事活动,几乎总能看到这两个人一起出现,形影不离。
当时外交系统里有"五朵金花"的说法,指的是那几年在国际新闻照片上出镜最多的五位中国女性外语工作者——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章含之。
再往后,1970年,周恩来把她们的分工调整了一下,王海容被调到礼宾口,负责接待工作。
这一步在外人看来"升得快",但在内部,这个岗位恰恰是最容易挨骂的位置。
礼宾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就是把一句政治判断,变成一整套现场动作。
来访的飞机几点落地,落地时谁去接,接的人排几列,军乐队在舷梯下面第几步开始奏乐,红地毯从机门底下铺到哪儿拐弯,车队多少辆、哪辆车坐谁,中途停不停、停哪儿上厕所,宴会坐主桌的是谁、翻译坐哪一侧、酒杯摆几个、菜单里能不能出现冷盘和带骨头的菜,第二天去哪儿参观、参观时围观群众怎么组织、警戒线拉多远、摄影记者站哪个点位——每一项都要定,每一项都要落在纸上,每一项都要有人到现场提前走一遍。
而这一切的最上层,是一个国家的态度:给不给红地毯,给多少响礼炮,谁去机场,规格本身就是话。
1971年夏天,这份活儿突然有了一个超高难度的考题。
1971年7月9日凌晨四点半,一架从巴基斯坦起飞的专机在夜色里落地北京。
机上的客人,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这一趟行程在美方和中方之间的保密级别,高到连外交部本部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当天有外国专机降落。
接待这一趟的工作,王海容全程参与。
保密怎么保?路线怎么定?客人的房间安排在哪儿、房间里能出现什么不能出现什么?会谈现场的座位怎么排?随行美方那几个人的习惯、忌讳、饮食禁忌有没有摸清?摄影记者几个、在哪个点位、拍什么不能拍什么?
那四十八小时里,中方这套接待班子做到了零差错。
基辛格在北京待了不到两天,7月11日离开,外界在他落地之后好几天才从美方自己披露的消息里得知:原来这位先生去过北京。
一个月之后,1971年10月,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
这一年的11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坐到联合国大会的座位上,团长乔冠华仰头大笑的那张照片传遍世界。那几个月,外交部礼宾口和外事口连轴转,王海容手上过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到1971年年底,一个比基辛格秘密访华规格高得多、难度也大得多的接待任务,正式摆上了桌面:尼克松要来北京,时间是1972年2月。
从1971年12月开始,礼宾口和相关的每一支队伍就搬进了钓鱼台和锦江那边的准备点,一支一支分头做事:路线队、房间队、宴会队、翻译队、警戒队、摄影队。美国方面提前派人到北京踩点,中方这边同样一轮一轮地核对。
到1972年2月17日,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架专机在上午起飞,一路向东,先在夏威夷停,再到关岛停,飞越琉球群岛之后进入中国领空。
七天之后,正月初七上午十一点半,落地北京。
那几十次"Who is that?"的追问,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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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变世界的七天:她把一个"问号"带过了全程
1972年2月21日中午以后,尼克松一行从机场进城。
当天下午两点五十分,中南海那处住所的会客室里,伟人会见了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这场会见的名单,美方后来解密了当天的会谈纪要,白纸黑字列着双方在场的人。
中方一侧:伟人;周恩来;王海容,从礼宾口来;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一侧: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负责记录。
会谈原定十五分钟。
结果谈了一个钟头零五分钟。两点五十分开始,三点五十五分才结束。
那一个多小时里说过的话,被记录在双方的档案里。伟人从哲学问题聊起,把中美之间二十多年怎么谈不拢的事往回捋了一遍。他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他还说,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后来就打乒乓球。谈到美国那几届政府,他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中间还有八年是共和党,那八年你们也没有想通。
说到自己,他讲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笑起来的话,他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那套东西。
洛德坐在旁边记。他后来跟人聊起那次记录,说最难办的是字面上的俏皮话——中文的幽默翻成英文,笑点会掉一半。
那场会见里,王海容的位置很特别:她不是主翻。那天真正做逐句翻译的,是唐闻生。但会见的名单上,她的名字排在唐闻生前面。
这个排位,美方在场的人都看见了。
当天晚上七点,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迎晚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先奏乐。宴会厅里那张主宾大圆桌旁,客人一侧、主人一侧,每个人的座位卡都是提前反复调整过的。
那天晚宴上有一段祝酒词,后来被收进文集里。里面有两句是这么说的: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那天在场的一位美方人员,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说宴会厅里气氛热,但两边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因为接下来要谈的,是最难谈的。
接下来谈了七天。
从2月22日开始,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北京进行多次实质性会谈;同一时间,中国的姬鹏飞和美国的罗杰斯另外开一条线。会谈最耗时间的部分,不是立场——两边的立场大家都清楚——是把立场变成一纸文本时的每一个字。
后来被称为《上海公报》的那份文件,写法在外交史上极少见:先把分歧老老实实写下来,再把共识写下来。
中美两边各写一段自己的说法,摆在一起。为了这一段"各写一段",两边的人在会议室里逐句抠了整整几天。
2月24日,尼克松夫妇去八达岭看了长城。那天风大,城墙上气温低,一行人沿着垛口走了一段。美方摄影组在那一天拍到的照片,第二天就传回了全世界。
2月26日,专机从北京飞杭州。尼克松一行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那片地方,尼克松夫妇住一号楼甲部,基辛格和随行人员住乙部。当天下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游西湖,在游船上,两边人一边看湖一边继续谈公报的细节。同一天,省里的欢迎宴会设在杭州饭店,尼克松那天讲了句实在话,说美丽的西湖、古老的城市,名不虚传。
那天晚上,周恩来连夜审定公报里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基辛格和乔冠华还在继续抠中英文本里那些对不上的表述,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
2月27日上午,在刘庄湖边的八角亭里,公报文本完成了草签。
随后一行人回上海。
2月28日,上海锦江小礼堂,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那天下午,专机离开上海。从2月21日正月初七落地,到2月28日离开,整整七天。
这七天里,有一件事在美方随员的圈子里一直悬着,始终没人给出一个说得清的答案。
那件事不是公报里怎么写的,不是长城上风有多大,也不是国宴上第三道菜是啥。
是那个从头跟到尾的年轻女人。
2月21日机场的握手照片,第二天就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照片上,站在中方主要陪同人员身后第一位的女性,被美方的图片编辑一遍一遍放大——镜框边是浅色的,短发,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张照片在美国、欧洲、日本的报纸上反复刊登。刊登的时候,图说往往只有几个字。有的干脆没写图说。
于是这七天里,美方随员的圈子里,讨论次数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给她"定性"。
有人翻遍了所有能翻到的公开资料,1960年代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名单、外交部历次公开活动的人名、能查到的所有拼音拼法;有人专门找中方礼宾口关系比较熟的那几个人聊天,聊到最后什么也没聊出来。
这一"找",找了三年。
一直到1975年12月,才有人当面向她本人问出了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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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一问,等了三十九个月,问的人不是官员,是总统家的女儿
1975年下半年,华盛顿那边出了一件事。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回了加利福尼亚。
两个月后,他因为静脉炎住院。住院期间,北京来了一通电话。电话那边的意思通过翻译传过去: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他再来访。
1975年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给尼克松带去了语气更明确的邀请。
1975年12月29日凌晨,先到北京的,不是尼克松本人,是他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
两人从华盛顿飞了一路,落地时天还没亮。他们身上带着一封信——尼克松写给北京两位老人的亲笔信。
很不巧,那几天周恩来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会见客人。信要交上去,人也要见。
12月31日,北京的雪下了小半天,傍晚停。那天深夜,中南海那处住所的会客室灯亮着——伟人要见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安排在场的人里,做翻译的,正是王海容。
对美方来说,这一夜信息量太大。
朱莉是1972年那次访问的亲历者之一。她当年跟着父亲母亲一起到北京,在机场、在长城、在宴会上,都见过那位浅色镜框的短发女性。那时候她就问过随行的人,对方只给了一个字:翻译。
三年过去了,她现在是带着父亲的信来的,深夜被叫进中南海,坐在她父亲三年前坐过的位置附近,给她做翻译的还是那个人。
那天深夜的会见本身,是有记录的:伟人和这对年轻人谈了话,谈了尼克松,谈了中美之间正在往前推的那件事。会见时长、谈话内容,两边都有记载。
而在会见结束、人群往外走的那一小段时间里,走廊里的暖气还在水管里响,地毯吸掉了所有人的脚步声,一位美国姑娘停下步子,转过身,用只能让旁边两三个人听见的音量,向那位正在收本子的女翻译,问了一句完全不涉及中美关系的话。
那句话问出口之后,客厅门口站着的好几个人,动作都慢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