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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守藏史
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南京城里,朱元璋开始给自己的儿子们分封藩王。这一年他四十三岁,登基刚满三年。作为父亲,他当时能想到最稳妥的安排,就是给儿子们爵位、俸禄、护卫和仪仗,只是定下一条写进祖训的底线:“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
说白了,名分和待遇管够,但不给实打实的封地,也不让他们直接管辖地方百姓。
朱元璋这么打算,是看过前朝的教训才琢磨出来的折中办法。元朝宗室自己人互相厮杀,宋朝宗室又手里没力量,外敌一来毫无抵抗能力。他想找个中间路子:儿子手里有护卫兵马,可以守住边疆、护住朝廷;可又没有地方治理的实权,想作乱也没有根基。
他还给后代定下了一辈子都有的供给标准。亲王每年一万石禄米,比朝廷最高品级官员的俸禄高出好几倍;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一路往下降等,可只要是朱家后人,人人都能领到一份,一辈一辈传下去。
在他的设想里,这是再好不过的安排。自家后人安安稳稳享受富贵,不掌权、不生乱,万事周全。
可这套看起来完美的规矩,在之后两百七十六年里,慢慢长成了拖垮大明的大包袱。
最先变味的,是一层无形的禁锢。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藩王大多驻守北方和边防要地,手里握着兵权,是实实在在镇守一方的力量,燕王朱棣手上就有几万能打仗的队伍。这一代藩王,确实起到了屏藩的作用。
建文帝上位之后着手削藩,朱棣借着机会起兵靖难,打了四年,从北平一路打到南京,夺了侄子的皇位。
等朱棣坐稳皇位,他比谁都清楚,手里有兵的藩王有多危险——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于是他接着削藩,手段比建文帝还要狠。藩王的护卫部队被大量裁撤,兵权全部收归朝廷;藩王之间不许随便见面;没有朝廷批准,不能随便走出封地;不能当官、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做生意、不能下地务农,什么手艺活也不许碰。
简单讲,朝廷只允许他们活着,别的事情一概不准做。
朱棣的思路很直白:想要造反,离不开三样东西,兵马、钱财、起事的由头。他把这三样全部卡死。没有私兵,收入只有朝廷按时发放的禄米,没法入朝做官,自然攒不下自己的势力。单看防范叛乱这件事,这套约束看着密不透风。
只是这个牢笼,硬生生养出了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阶层。
明朝宗室被条条框框捆住,正经营生全都不能沾。他们唯一被默许、甚至变相鼓励的事,就是生孩子。多添一个孩子,朝廷就多拨一份俸禄。宗室人口涨得飞快:洪武初年,朱家宗室算下来才五十八人;到弘治年间,接近三千人;嘉靖八年,已经八千多;万历二十三年,玉牒登记在册的宗室有十五万七千人;等到明末,普遍估算下来,总数有几十万。
两百来年,人口翻了几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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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财政的窟窿就越来越大。
这些宗室不种地、不做工,一分产出都没有,所有吃用全靠国库发禄米。后来俸禄标准还往上调,禄米折算的优待也越来越多。
到嘉靖朝,账本已经撑不住了。当时有人记录,山西全省留下来自用的税粮,一共一百五十二万石,可光是山西一地宗室要发的禄米,就要三百一十二万石。就算把山西收上来所有粮食全部给王府,都不够填缺口。河南的情况差不多。当时每年顺着运河运到京城的漕粮也就四百万石,隆庆年间有官员核算,全国要发出去的宗室禄米,已经超过了这个数。
国库一大笔开支,就单纯用来养活这一大批不干活的宗室。可这笔投入,换不来任何产出,只养出几十万被困住的人。
这些宗室从小就被教得明明白白:不能考科举做官,经商是和百姓争利,下地做工丢皇家体面,出城走远一点都要报备,藩王之间也不能随便往来,怕私下串通。日子翻来覆去,就是等着领禄米、生孩子,然后慢慢过完一辈子。
明末有个叫朱载堉的,是郑藩世子,本来有王位继承权。这个人很有天分,是世界上第一个靠数学算出十二平均律精确数值的人,现在钢琴定音的理论根基就来自这个成果,他在音乐、数学、天文上的成就,放到全世界都拿得出手。
可他想安心做学问,却得连续上奏七次,苦苦请求放弃王位继承权,前后耗了十五年,朝廷才同意。为什么做学问都要先丢掉爵位?因为朝廷担心宗室和文人来往,生出别的心思。
朱家宗室里面,明明藏着能做大学问、搞创造的人,可这套制度,只允许他们不断添人口、消耗国库钱粮。
再往后,这套制度开始反过来啃噬王朝本身。
宗禄开支成了明末财政甩不掉的大洞。不少官员上书,希望限制俸禄、削减开支,大多都被压了下来,没人敢轻易动整个皇族的供给。嘉靖、万历也试着调整,最后想出的办法只是限制纳妾数量,想用这种方式控制宗室生育,效果可想而知。
另一边,底层老百姓还在照常交税、服徭役,收成不好的时候只能挨饿、四处逃荒。养活几十万宗室的钱粮,一分一分,都是从越来越穷的农户身上收上来的。
后来农民军攻破各地王府,从里面抄出来的财物常常有数百万之多。洛阳的福王朱常洵,家底丰厚,粮仓金银堆得满满当当,城外的灾民却只能啃观音土活命。李自成打下洛阳,杀掉福王,开仓放粮,原本只有几千人的队伍,短短几天就聚拢了几十万饥民。
当时起义军的口号很直白: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
老百姓要吃的这份“他娘”,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把国库大量粮食拿去供养闲散宗室的制度。
明朝覆灭之后,农民军和清廷,都在搜捕朱明后人。几十万宗室,绝大多数都死在战乱和清算里。朱元璋当初想让子孙世代安稳享福,最后换来的,却是家族近乎覆灭的结局。
这件事里面藏着的道理,可以拆开来看。
第一,当收入待遇和个人贡献完全断开的时候,相当于给整个群体判了精神上的死刑。
明朝宗室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他们吃掉多少钱粮,而是他们被硬生生剥夺了做事的机会。之前聊八旗的时候也说过,八旗的问题是军饷和战斗力脱钩,但八旗子弟好歹还有当兵这份差事,有事情可以做。明朝宗室不一样,朝廷直接把所有出路堵死,什么正经事都不让干。人长时间没有事情可做,状态会一点点垮下去,几十万宗室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人长期没有劳动、没有事情可投入,慢慢就只剩下生存本能,这不是道德说教,是很实在的人性。
一个团队,如果养着一群人,又不让他们创造任何价值,最后得到的不会是忠心安稳,只会是一个持续变大的包袱。因为这条路,断掉了他们获得自我价值的所有渠道。
第二,一门心思追求绝对安全的制度,最后往往会变得格外脆弱。
朱棣层层限制藩王,初衷就是求安稳。他的逻辑很简单:没兵、没有自主的收入、没有权力,自然就造不了反。单看防范内部叛乱,这个目标确实做到了,明朝两百多年,宗室没有发动过一次成功的叛乱。
可他只盯着内部造反这一件事,别的风险全都顾不上。外敌打过来,宗室就是等着被劫掠的目标;国库撑不住的时候,宗室就是沉重负担;百姓起来造反,宗室就是最显眼的靶子。他们一辈子只学会两件事,等俸禄、生孩子,到了乱世,这两样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个制度把所有重心都放在提防内部,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几乎没有抵抗能力。这点和八旗因为重在防内,最后亡于外患,本质是同一个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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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群人被慢慢养废之后,最先遭殃的,就是供养他们的体系本身。
宗室只消耗,不产出。每一粒供给他们的粮食,都来自民间赋税。宗室人口越生越多,禄米开支跟着往上跳,可土地和百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农户越来越穷,能收上来的税粮反而在萎缩。两边的缺口越拉越大,最后直接拖垮整个王朝财政。
朱元璋当初定下这套规矩,只想着朱家后人能代代有依靠。他没料到,享受保障的人数量没有上限,可提供钱粮的百姓和土地是有上限的。时间一长,整个国家就变成了宗室的提款机,直到国库被掏空。
没有上限的福利承诺,最后往往会让提供福利的一方彻底扛不住。
朱元璋算不上什么恶人,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是眼光很厉害的掌权者。他的问题,是给子孙设计了一套没有调整空间、没有约束、没有退出通道的供养体系。而这个体系里唯一不受控的变量,就是会不断成倍增长的人口。
只要一样东西是指数式增长,而供给只能线性增加,结局早就定好了。
明王朝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相当于拿一个偌大的国家,验证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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