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三月,厂里贴出一张通知。
A4纸打印的,贴在食堂门口的公告栏上,四角用透明胶粘的。上头写着:职工李春花,违反厂纪,予以辞退。落款盖着红章。那张纸贴了三天,风吹得直响,响一下,墙皮跟着掉一层渣。
李春花是谁,全厂一千二百多号人,没有不知道的。
流水线二车间的检验员,二十六岁,江西人。厂花这个名号不是谁封的,是大家伙儿叫出来的。她不算多好看,就是干净,眼睛亮,笑起来牙齐。她在二车间站了五年,验螺丝,一天验八千个,手快,废品率全车间最低。
怀孕这事是怎么传出来的,说不清。反正传到厂长耳朵里,只用了一个礼拜。她没结婚。零三年,一个未婚的装配女工怀了孕,那就是天塌的事。厂长找她谈了二十分钟,出来她就收拾东西了。
她在车间门口被拦下来的时候,我在场。
我那年二十八,机修工,跟她是同一年进厂的。拦她的是车间主任,主任说:“东西放下,明天来结工资。”她抱着自己那个铁皮饭盒——饭盒是铝的,磕得坑坑洼洼,盖子上一道裂纹,用胶布缠着——她抱着饭盒站在那儿,站了得有半分钟,然后转身走了。
走的路线要经过我修机器的那条过道。她走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她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又不偷又不抢。”
我听见了。我没敢接。
我不是个胆大的人。我爸妈在村里种地,弟弟在读大专,我一个月八百四,寄回家四百。胆大这种东西,是有钱人的东西。
她走后第十天,我在厂门口的副食店碰见她了。
不对,不是碰见,是我找到她的。这话得说清楚了。她被辞退以后住在哪儿,厂里传了几个版本,有人说回了江西,有人说去深圳了。我一个修机器的,下了班蹬着那辆链条哗啦响的自行车,在厂子周围两条街上转了三个晚上。第三天,我在城南的城中村看见她了。
她在那儿租了个单间。说是单间,就是一间隔出来的格子,月租九十。我在楼下等她,等到天黑,她提着一袋馒头回来,看见我,愣住了。
我说:“我路过。”
这谎撒得太烂了。她的出租屋离厂八里地,谁会“路过”。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笑了。她说:“修机器的,你的谎话跟你修的机器一样,全是毛病。”
我跟她上了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响,扶手上全是油泥。她那个格子间里,一张床,一个煤气灶,灶上坐着一口锅,锅里是白水煮的挂面,卧了一个蛋。墙上钉着一张挂历,是一九九九年的,厂里发的,她一直没换。
我们俩谁都没提厂里的事。她把那个卧蛋的挂面分了我一半,面条坨了,蛋是溏心的,一筷子下去,黄流到汤里。
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说:
“你猜这孩子他爸是谁?”
我说不知道。
她说:“是三车间的赵卫东。去年十月处上的。十二月他去广州了,说去看个项目,回来就娶我。他到广州以后,手机换了号,我打过去,是个女的接的,说是他对象。他们处了三年。”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平平的,像在念别人的事。念完了,把锅里剩的汤喝了,碗洗了。
我说:“那你咋不找他?”
她说:“找过。厂里门卫不放我进。我托人带过话。他让人带回一句话,说怀的孩子不一定是谁的。”
我从她那屋里出来的时候,天全黑了。楼下那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在滴水,滴在底下的破盆里,一声,一声。我在那水龙头边上站了十分钟,才回厂。
我塞钱那件事,是四月的事。
那天发了工资,我口袋里揣着一千二百四十七块。四百寄回家里,是我早上就汇的,剩八百四十七。我在城南找到她那个格子间,她不在,我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件工作服,藏蓝的,不知是从哪个厂找的活——她跟人说了,白天在一个电子厂做临时工,晚上给人缝补衣服。
我说:“这八百四你拿着。”
我从兜里把钱掏出来。零三年的一千二,是新旧掺着的,里头有两张一百的票子边角都软了。我把钱往她手里塞。
她没接。她往后退了一步,退到那个格子的门框上,门框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木头茬子。
她说:“我不能要。”
我说:“你听我说,孩子要生,生下来要钱。”
她说:“我知道。我进电子厂了,一个月六百五,我算过,够。不够我再想辙。”
我把钱往前递,她往后躲。推来推去,推了得有五分钟。楼下有人上楼,脚步声近了,我们俩都停了。
就在这时候,她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
“孩子没爹。你敢不敢认?”
那句话像一根钉子,一下钉进我天灵盖。
我说不出话来。她看着我的眼睛,等了十秒钟,然后笑了,笑得很轻,说:“我就知道。没事,修机器的,不怪你。这话说出来,本来就不讲理。”
她伸手,把我攥钱的那只手推回去,推的时候,她的手碰到我的手背,凉的,四月的天,她的手是凉的。
我说:“我不是不敢认。我是——”
她说:“你是不敢认。一个意思。行了,钱拿回去,给弟弟交学费。天不早了,回吧,明儿还上班。”
她进了格子,门关上了。那个门是三合板的,薄得跟纸一样,门缝里透出一点黄的光。
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木头楼梯,我下楼的时候每一步都咯吱响,响得整个楼都知道,有个窝囊的东西下去了。
孩子是九月生的。
我是在厂里听说的。传话的还是那几个传闲话的,说李春花在城南生了个闺女,生的时候没人在跟前,是房东老伴找的接生婆。生下来六斤二两。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个晚上,下了中班,蹬着自行车又去了城南。这次我没上楼。我在楼下那个滴水的水龙头边上站着,站到十一点,她屋里的灯亮着,我上去了。
她开了门。她瘦了一大圈,头发剪短了,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盖着一个旧毛巾被,被面上印着褪色的米老鼠。
我说:“来看看孩子。”
她侧身让我进了。我坐床沿上,看那孩子。皱巴巴的,红红的,像只剥了皮的兔子。她抱着,我看着,屋里就那台旧风扇转着,咔哒,咔哒。
她说:“取名了。叫苗苗。我姓李,她随我姓。”
我说:“好。”
她说:“那八百四,我想通了,要了。”
我说:“早给你备着呢。”
她说:“不是八百四。我要一千二。你不是那天说带了一千二百四十七块吗?我只要你一千二,多的四十七,你留着买烟。”
我笑了。我掏出钱给她。这回她接了,接得很快,像怕我反悔。她数都没数,压在了枕头底下。
她说:“我要写个东西给你,你收好。哪天我干不动了,苗苗找你。”
我说:“你别乱说。”
她说:“不是乱说。我跟你讲实话。我这种没结婚带娃的,在城里干不长。人家一听没爹,工钱先砍一半。我算过账,苗苗到十八岁,得十二万。我一月挣六百五,不吃不喝干十五年,还差两万。这两万哪来的?我夜里的缝补活加一点,苗苗他姥姥那边的亲戚讨一点。要是中间我得一场病——”
她说到这儿停了。停了一会儿,她说:“修机器的,我不是要你的钱。我是要你一句话。你敢说这句话,苗苗这辈子就算有个退路。你不敢说,就当我没讲。她还有姥姥家。”
我坐在那张床沿上,风扇咔哒咔哒地转,孩子在她怀里睡得沉。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很小,说:
“我认。”
我说:“苗苗要是没退路了,走投无路了,来找我这儿。我娶不娶你,这个我不敢说——我家里那个婚事是我妈定的,今年腊月,退不掉了,我跟你明说,我不是良人。但我认她。我每月给苗苗五十,从今儿开始,给到她十八。你要是哪天不干了,就带着她来找我。我说话算话。”
她低着头,没看我。我看见有一滴东西落在孩子的毛巾被上,米老鼠的耳朵那里,洇开了一小片。
她说:“你不娶,我就不认你那五十。”
我说:“那你认啥?”
她说:“我认你这个人。你就当苗苗有个干爹。干爹是能上门的,能吃顿饭的。你那个钱,是买你良心安的,我不要。你那个‘认’字,我收。”
那晚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楼梯口。楼下那个水龙头还在滴,滴在破盆里。我在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那个黄的光,还亮着。
腊月我结了婚。婚是村里的姑娘,人老实,娘家要了六千八的彩礼,我借了两千才凑齐。婚后我跟我媳妇说了这事——没全说,说我在厂里认了个干闺女,孩子没爹,我答应帮扶。我媳妇是个明白人,说了句:“帮就帮吧,别叫她多想。”
零四年开始,我每月给城南寄五十。
寄到第二年,被退回来了。汇款单上盖着章:查无此人。我请了半天假,跑去城南。那个城中村拆了。半条街的格子间都拆了,砖头瓦块堆在路上,邻居那栋楼的水龙头整个掉了下来,躺在碎砖里。
我问了三个还住着的人。有人说李春花带着孩子回江西了,有人说去了东莞,进了制衣厂。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说,见过她最后一面是去年腊月,她抱着孩子上了一个面包车,车顶绑着行李,走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眼她那个屋。
苗苗要是到今天活着,今年二十三了。
二十三年,我再没见过她们娘俩。我自己的孩子,今年上大学了。我媳妇不知道的事,我知道。每年九月十九——她是那天生的苗苗,我去厂门口那个副食店,买两斤桃酥。副食店换了三任老板,桃酥还是那个味,油大,掉渣。
二〇二〇年,我五十四岁,办了退休。收拾工具箱的时候,在箱底翻出来一样东西:一个铝饭盒,磕得坑坑洼洼,盖子上一道裂纹,缠着胶布。
我想起来了。她被辞退那天,抱着的就是这个。她走之前,把它塞进了我工具箱——不是那天,是更早,是我们在她格子间吃面的那晚,她趁着添水的工夫放的。我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发现——工具箱是铁的,我从来不挪底下的东西。
饭盒里有一张纸条。纸是撕的作业本纸,蓝格的,字是她自己绣花那种细字。
写的三行:
“苗苗记住这个人。他修机器,手稳,话少。他不是一个敢认的人,但他是一个认了就算数的人。”
底下是一行小字:“等她十八岁,她自己找不找你,让她自己定。你别找她。找了,就成了债。”
纸条是二〇〇三年九月写的。落款处画了一个小花,不像花,像一颗螺丝,杆上带两圈螺纹。
我捏着那张纸,在工具房里坐了一个下午。窗户外头,厂子早就改制了,二车间那个位置盖起了商品房,卖八千八一平。车间主任死了三年了。赵卫东在广州发了财,前年回来捐了个小学,剪彩的照片上了县里的报。
我把饭盒和纸条放回了工具箱底。
我想过一万次去找苗苗。江西的、东莞的、深圳的,我一个一个猜过。二〇一五年我还真去了一趟东莞,在虎门那个制衣厂片区,白天在厂门口蹲,晚上在小旅馆住,三十八块钱一晚,床单有股别人的汗味。蹲了五天,没找到。第六天我买了票回家。在火车上我想明白了那张纸条最后一行。
她不让我找,是不想让我欠。
我现在明白了,可是明白得太晚。她要的从来不是一千二,也不是那五十,她要的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怀着孩子被扫地出门,一个馒头分过我一半,一盆白水煮面卧了一个蛋,蛋是让给我的。
她那晚问我敢不敢认。
我认了。认得窝囊,认得支离破碎,认了二十三年,最后只认出来一个铝饭盒和三行字。
窗外天黑了。工具房的灯,拉绳开关,一拉,亮了,再拉,灭了。我坐在黑地里,听见厂区后头那条河,水声不大,哗哗的,跟那年她楼下那个滴水的龙头,一个声。
桃酥我今年没买。
九月十九那天,我去了城南。拆掉的地方盖起了新小区,门口的保安拦我,问我找谁。
我说找一个人。
他说找谁。
我说:“找一间九块钱的屋子。里头有一盆白水煮挂面,卧了一个溏心蛋。”
保安看我半天,说:“大爷,这儿没有。”
我说:“我知道没有。我就问问。”
我转身走了。新小区门口的喷泉开着,水柱往上蹿,落下来,白花花的。我走过去的时候,裤腿溅湿了一片,凉的。
那年我五十四。查身份证的日子,她要是还在这个城里,应该是四十五。
她走的时候三十一。孩子在怀里,六斤二两,裹着褪色的米老鼠。
那车往哪儿开的,往哪儿的哪个村,哪个格子间,哪张床,我不知道。我就是知道,这世上有一条路,从二〇〇三年三月那张A4纸开始,一直通到今天,通到这个喷泉边上。路上的人一个都没回来。
喷泉哗哗地响。它响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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