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谢慧,三十九岁,在北京一家会计事务所做审计。要说这二十七万,得先说我们家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丈夫叫方建军,四十四岁,从前在建筑公司做技术员。二〇二一年夏天他查出来淋巴瘤,那会儿我女儿才六岁,刚上一年级。头一年化疗,效果还行,人瘦了二十斤,但能撑着。
第二年复发。第三年,医生说,常规的方案已经走到头了。
我至今记得那天。宣武医院血液科的走廊上,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说的很慢:可以考虑用新的治疗,是免疫治疗里的一种,价钱贵,一针二十七万,得自费。
二十七万。这个数我在走廊上算了半天。我在事务所一个月两万出头,我丈夫病退以后一个月三千多,家里一套房还在还贷。二十七万,几乎是家里全部能挪动的活钱,加上我妈那边的积蓄,还得凑。
我丈夫当时一句话没说。回家那天晚上,他坐在阳台上抽了半根烟——他已经很久没抽烟了——然后跟我说,不治了。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慧慧,这个家就这点底子,孩子还要念书。我这三年,把你折磨得也够了。
我那天没吭声,回屋把我存折、孩子的教育金、家里能抵押的都翻出来,一样一样算给他听。我说,你听我说完。钱没了可以挣,我四十岁不到,手脚利索。人没了,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他没说话,眼泪掉下来了。
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我女儿。
那天她在餐桌上突然说,妈妈,爸爸的病是不是要花很多钱。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她听见了。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里头是三百多块钱,全是她攒的压岁钱和零花。她说,妈妈,我的钱都给爸爸。
我拿着那个信封,忍了半天没忍住。
我跟丈夫说,这钱我们治。治了不一定好,不治就是死。你要是不治,将来孩子长大了问我,妈妈当年为什么不救爸爸,我怎么回答。
我们凑了二十七万,那一年九月底,他打上了。
那针下去的头三天,是最难熬的。发热、寒战、人整个在抖,医生说这种反应叫细胞因子风暴,属于正常范围,得天天盯着。我在病房外的陪护椅上坐了七十二个小时,每小时都要签一次字,护工说我像个在考试的人。
第五天,他退烧了,人是虚的,能坐起来喝口粥。第十天,能下床,扶着墙在走廊走一圈。我推着他去窗边,他看了半天楼下的树,说,慧慧,我觉得活得回来一点了。
复查是在打针以后第二十三天。
那天我们一早到医院,我陪着他在走廊里等。他瘦得厉害,帽子里空空的。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还捏了一下我的手。
影像出来得很快。医生把片子往灯箱上一放,指着上面那个地方说,原来这里这个病灶,有这个大小,现在你看,缩小了。
缩小了多少,我当时没听清。我只记得医生又重复了一遍,说,缩得很明显。他说,接下来还要评估,巩固,观察,一步一步来。
我丈夫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儿,忽然捂住了脸。
我从来没见过他哭得那么难看,肩膀一耸一耸的,手套都湿了。旁边有个护工过来看看,又退了出去。我当时心里挺乱,一半是高兴,一半是怕,因为我知道,缩了不等于好,往后的路还长。
如今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他现在每个月复查一次,指标还算稳,体重慢慢回来一些。去年冬天他能在小区里走两圈,今年春天开始,他自己坐公车去医院拿药,不让我请假了。
钱的事,我们还在还。二十七万,加上之前治病的十几万,把家里掏得干干净净,跟亲戚借的,我按月都还。我在事务所多接了两个客户,晚上回家还要做一会儿账。我丈夫有时候觉得亏欠,说,慧慧,是我拖累你了。
我说,你少说这些。你现在能自己下楼买馒头,能接送孩子上学,这就够了。
这二十七万,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出的。我在走廊上签字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病人家属,跟我一样的年纪,一样的愁。她问我一针多少钱,我说二十七万。她愣了一下,说,那我们还差一半。
我那天回去,心里不得劲。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本事,就在朋友圈里写了一篇,把过程、费用、报销情况都写清楚了,说清楚这个治疗不是万能,也不是人人都能打,得看指标,得医生评。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让人夸我。我是想着,别人在走廊上愁的时候,手里总得有张能看清的纸。
我这么些年做会计,一辈子替人算账。这一回,我替自己家算了一回最要紧的账,算下来,钱是最下面的那一层,上面还有别的。
后来有个病人家里人来问我,问这个药值不值得打。我说,这话我不能替你答。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家打了这一针,我丈夫现在每天早上还能自己去买豆浆。
我就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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