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上海市政府门前,吴雪亚攥着一本旧日记,执意要见市长曹荻秋。纸页已经发黄,边角也有磨损,却被她保存了多年。门卫查明身份后有些犹豫,因为她的丈夫周镐,公开身份曾是军统少将。
这件事很快传到曹荻秋耳中。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让工作人员把人劝走,而是请吴雪亚进来。日记摊开后,曹荻秋看了很久,神情逐渐凝重。过了一会儿,他对吴雪亚说:“你的丈夫很了不起。”
这句话,分量并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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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周镐曾任军统南京站站长,又有少将军衔,似乎只是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一名高级人员。可曹荻秋看到的,却是这层身份背后鲜为人知的经历:一个人如何从军统系统内部走出,又如何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为中国共产党传递情报、开展策反。
周镐1910年出生于湖北罗田农家。家境清寒,却读书勤奋。14岁时,他考入武汉一所知名中学。那是军阀混战、外敌压境的年代,许多青年把“从军救国”视为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周镐也由此走上了军事道路。
他后来考入黄埔军校,却因与校内政治控制发生冲突,被以“思想不纯”为由开除。离开黄埔后,周镐进入第十九路军。1932年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周镐也在这支部队中经历了战火。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发动抗日反蒋行动。事变失败后,周镐受到牵连,返乡途中被捕。审讯他的军官恰好是黄埔旧识,对方给他指出一条活路:加入复兴社。
周镐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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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认同那套政治体系,而是身处囹圄之中,他必须先活下来。进入复兴社后,凭借沉着和机敏,他逐步担任武汉站站员、广东站督察、重庆督察室科长等职务,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也得到戴笠重视。
有意思的是,周镐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并不在公开任职期间,而在南京的秘密任务中。
汪精卫政权建立后,周佛海曾向重庆方面表示愿意合作。由于此人立场反复,戴笠派周镐秘密前往南京,观察周佛海的动向,并设法获取汪伪政权内部情报。1943年,周镐抵达南京,担任军统南京站负责人。
在南京,他结识了湖北同乡徐楚光。徐楚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两人的接触,逐渐让周镐重新思考抗战、政权和个人选择。周镐并非一开始就完成转变,而是在长期观察与现实碰撞中,看清了汪伪政权的性质,也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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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周佛海的信任,周镐获得了大量政治和军事情报。抗战胜利后,他奉命负责南京日伪政权的接收工作。此时,他没有把职务仅仅当作升迁资本,而是迅速组织人员清查汉奸。由于行动触动了国民党内部利益,他很快遭到猜疑,并被押往上海审查。
那段经历让周镐彻底看清了军统系统的另一面。曾经并肩任事的人,可以因为权力和利益彼此倾轧;有功劳的人,也可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投入牢狱。戴笠去世后,军统内部混乱,周镐才得以获释。
出狱后,他与徐楚光重新联系。在徐楚光帮助下,周镐和吴雪亚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策反工作。此后,他又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少将直属组长的身份活动,表面上仍在原有系统任职,实际上承担着另一项更加危险的使命。
周镐曾在日记中写道:“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这几句话没有修饰,甚至显得冷峻,却正好说明了他的处境:身份不能公开,行动不能失误,身边的人也未必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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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后,周镐参与策动孙良诚、刘汝明等国民党将领。孙良诚态度反复,相关计划因此出现变化。随后,刘汝明方面设局,以商谈投诚为名约见周镐。1949年1月5日,周镐准备乘船前往蚌埠,临行前似乎已经察觉到危险,便把日记和钱物交给随从,并嘱咐说:“三天不回来,就交给吴雪亚。”
他再也没有回来。
周镐被捕后遭秘密处决,真实身份长期没有公开。由于档案和工作性质所限,外界只知道他是军统少将,很少有人知道他后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承担秘密任务。那本日记,便成了他留下的重要证据。
曹荻秋当年与周镐有过工作上的交集,读到日记中的内容后,明白这个人并非普通的军统军官。1965年12月,周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吴雪亚保存多年的日记,也使他的另一段人生终于被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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