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烟酒店十多年,今年第一次觉得心慌,不是没生意 是行业规矩变变了了
我叫朱建平,今年五十一,山东淄博人。我在张店区开了一家烟酒店,名叫“金穗烟酒”,二〇一二年开的,到今年,十三年。
我这铺子不大,门脸六米宽,进深十米,两排货架,一个玻璃柜台,柜台里头锁着我压箱底的东西:茅台、五粮液、中华、黄鹤楼。店后头有个小仓库,存酒用的。
这十三年,我挣了钱。两套房,一辆车,孩子送到济南上了大学。淄博这地方,喝酒抽烟的风气重,我的店又在两个大小区和一条餐饮街的交界上,位置是好位置。
我这十三年,就懂一个理儿:烟酒店这门生意,挣的不是卖货的钱,是“规矩”的钱。
什么规矩?我给你讲明白。
第一层规矩,是烟草专卖。烟是专卖的,有证才能进,进多少、卖多少价,烟草公司管着。烟这一块,利润薄,但是稳定,是引流的东西,来买烟的人,顺手拎瓶酒,钱就来了。
第二层规矩,是酒的水。酒没有专卖,价是活的。飞天茅台,我二〇一九年拿货两千一百,零售卖两千六,一瓶挣五百。这个钱从哪儿来?从“不知道行情”的人身上来。来买酒的是谁?办事的、送礼的、办婚宴的,人家不懂价,也不看价,看的是牌子、包装、发票能不能开。这一层,才是烟酒店真正的利润。
第三层规矩,是我最看重的——赊账。
我们这行的老规矩,熟客可以赊。工地上的老板、做工程的、开饭店的,逢年过节拿烟拿酒,签字,月结。这些人在我这儿签了多少年?十来年。他们年底结账,从没赖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钱,而且他们要面子,我朱建平的店他们赖不起。
我这十来年,最多的时候,账上的赊账,六十多万。我不慌,因为规矩就是这样的——赊出去的是人情,回来的是生意。
这个规矩,撑了十三年。
今年,这个规矩,塌了。
我从哪儿说起呢?从今年正月说起吧。
往年正月,是我们这行的旺季,腊月到正月十五,一个月挣半年的钱。我店里腊月里站不下人,茅台按箱走,中华烟整条整条地拎,我两个店员忙得脚不沾地,我天天下午三点才能吃上口热饭。
今年正月,店里是冷的。
不是没人。有人,进来买烟的、买啤酒的、买饮料的都有。可我柜台里头那些东西,茅台、五粮液,没人问了。中华烟,往年腊月一天出十几条,今年一天两三条,买的人还要问:“有没有便宜的?八九十块的就行。”
我正月十五盘账,这个月的流水,是去年同期的四成。利润,不到三成。
我没慌。我心想,可能是行情波动,过完十五就好了。
十五过完了,没好。
三月里,又出了一件事,这回我有点坐不住了。
飞天茅台的价,塌了。
这事儿其实是前两年就开始的,我一直在装看不见。二〇二一年,飞天茅台一批价最高的时候,零售终端一瓶能卖到三千往上。我那时候店里压了两百多瓶,是二〇二〇到二〇二一拿的货,拿货价两千一到两千四。
这两年,一批价一路往下走。到今年春天,终端零售价,一千七百多,一批价更低。
我两百多瓶的存货,按现在市场价算,一算账,我血压都上来了——我这批货,账面上亏了小二十万。
我不卖,拿着,赌它涨回来。它没涨。六月,又跌了。
我做烟酒这行十三年,头一回明白一个道理:我以前把酒当“硬通货”。我们这行的老话,叫“存酒如存钱”。酒这个东西,年年涨,存着永远不亏。这个理儿,我信了十几年。
今年,这个理儿,没了。
酒变成了一件商品。是商品就有价,有价就有涨跌。它涨了二十年,不是因为它会一直涨,是因为买它送礼的人这二十年一直有钱。买它的人没钱了,它的“硬”,就硬不起来了。
这些我都能扛。真正让我心慌的,是四月份的一个下午。
那天下午来了个年轻人,二十六七,进门就说:“老板,飞天茅台,一瓶。”
我说:“有。一千八百八。”
他站在柜台前,掏出手机,扫了一下我们店门口的价签,又打开一个APP,划拉了半天。
然后他抬头问我:“老板,你这块一千八百八。线上,一千六百九,三十分钟送到家。你这个价,我不如线上。”
我说:“小伙子,我们这个是正规渠道,保证真酒。”
他说:“我没说你假。我就是比个价。老板你便宜一百,我在这儿拿,凑个整。”
我看着这个年轻人,一句话说不上来。
他不是来砸场子的。他就是这个年代的人。他从小到大买东西就是这样的:打开手机,所有的价,明明白白摆在那儿,谁便宜买谁的。他不知道什么叫“行情”,什么叫“拿货价”。他只认一个东西:屏幕上的那个数。
我给他便宜了一百块。他扫码付了钱,拎着走了。
他走以后,我在柜台后头坐了半天。
我们这行挣的那层钱——“不知道行情的人”身上的钱,这一层,没了。不是薄了,是没了。现在满大街的人,手里都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价。
你以为我就说这些?还有更狠的。
五月,我账上的赊账,出事了。
我跟你说过,我们这行的规矩,赊账。我账上常年六十来万的赊账,都是十来年的老主顾。
今年五月,一个姓王的工程老板,赊账三十八万——烟酒加硬盒中华,十来年的老客户,从没晚过账——电话打不通了。人去了外地。后来听说,他垫资的工程,款没回来,债主堵门,家底的房都挂出去了。
我第二天去他公司,人去楼空。前台还摆着两瓶没开封的酒,是我卖的。
回来以后,我把账本从头翻了一遍。翻完,我倒吸一口气:我账上六十多万的赊账里,一半以上,是做工程的、做建材的、开饭店的——这两年,这几类人,谁不难?我一个个打电话,能打通的,都是一句话:“朱哥,宽限宽限,宽限宽限。”
我不敢催。催狠了,人家真的就只剩下一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我做生意十三年,赊账这个规矩,从来没让我失眠过。今年五六月,我夜里两点睡不着,睁着眼睛算:这六十多万,能回来多少?我 guess 一半,就是三十万的窟窿。
我这人一辈子没跟银行贷过款。我头一回,去银行问经营贷的事。坐在银行的椅子上,我忽然觉得,我这一行,好像整个都站不稳了。
我以为我慌的是钱。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止。
七月,我儿子放假回来,在店里帮我看了几天。他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看了几天,跟我说了一段话。我原话记下来,一个字没改。他说:
“爸,你这店的毛病,不是生意不好。是你在用二〇一〇年的路子,等二〇二五年的客人。”
“你这个店的收入,我帮你拆一下。烟,不挣钱,是引流的;中高端酒,指望送礼和商务,这个市场在塌,你看见了;赊账,指望工程老板,这些老板自己的现金流断了。你这店的三条腿,断了两条半。剩下的半条——街坊的日常烟酒饮料——撑着一个门面的租金。”
“可是爸,街坊的日常生意,也在被抢。美团闪购、京东到家,三十分钟送上门,比你的进货价贵不了几块钱。人家一个APP后台连着几个大仓库,你一个店怎么跟人家拼?”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知道,你不是没生意。你的生意被人换了一种做法拿走了。你心慌,不是慌没客人。你是慌——你赖以挣钱的那些‘规矩’,人家不跟你玩儿了。”
我儿子这段话,我琢磨了一个夏天。
八月,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把两百多瓶茅台,清了。割肉,一千七百五一批价出的,亏了小二十万。我不赌它涨了。我这个人做买卖讲一个原则:账面亏是虚的,现金流断了是实的。我把虚的认了,换实的回来。
第二件,我逐家去谈我的赊账。三十八万那个姓王的,我认了亏,律师说诉讼也没用,人没钱。其余的,我一家一家上门,不催账,我改规矩:从今年起,账期改为“月清”,不再年结,赊账上限每人一万。有几个人不乐意,说不信任他们。我说:“不是不信任你,是我们俩的这个规矩,养不活我们俩了。你要是真讲义气,你月月清,我月月给你留货,价钱我给你老客户的价。”结果呢?十几年的老主顾,一半接受了,一半不来拿了。不来拿的那些,我心里也就有数了。
第三件,是我儿子撺掇的,也是我自己咬牙定的:我把店里的一半货架,改了。
以前我那两排货架,上半层全是盒装的中高端酒,摆得漂漂亮亮,给人看的。现在,上半层改成了光瓶酒、口粮酒——五十块以下、一百块上下的,玻汾、绿脖西凤、尖庄、金沙的小酒,摆得满满当当,价签用大字写清楚,一瓶挣三五块,天天有人拿。
我还在门口挂了个牌子:“本店所有酒水,明码标价,扫码可查,假一赔十。”
我儿子说,这不是牌子,这是把我的“规矩”立在了明面上。以前我们那行的规矩,是“你不懂,我懂”;现在我的规矩,改成“我全懂,摆给你看”。
改完这两个月,账怎么样?
说实话,跟以前比,是差远了。以前旺季一个月流水小二十万,现在一个月七八万,利润就更薄了。那六十多万的赊账,我收回了一半多一点,剩下的,认了。
可是,我跟你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这两个月,睡觉踏实了。
为什么?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以前挣的钱,我盘过它:一部分,是汗水钱——十三年凌晨开门、夜里盘货、逢年过节不歇,这部分,我挣得名正言顺;一部分,是眼光钱——进什么货、压多少、什么时候放,这部分,是我十三年攒的经验,我挣得心安;
还有一部分,这个我说了不害臊——是“差价”的钱,是“别人不懂、只有我懂”的钱,是靠着一个行情只涨不跌的年代、靠着一群手里有钱又不在乎价钱的客人,才存在的钱。
这部分钱,从来就不是我朱建平的本事。那是时代的钱,是碰巧落在我这个行当、我这个店面上的钱。时代在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本事;时代走了,我才发现,它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今年我第一次心慌,慌的就是这个。
不是没生意。生意一直有,酒有人喝,烟有人抽,饭桌上永远要摆两瓶。是我这门生意里,那些“不成文的规矩”,专卖的护城河、行情的糊涂账、赊出来的人情、存酒如存钱的信仰——这些东西,几年之间,一个一个,安静地、不打招呼地,作废了。
它们作废的时候,没有仪式,没有通知。就是有一天下午,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站在我的柜台前,掏出手机,说:“老板,你便宜一百,不然我线上买。”
我上个月,又碰见那个年轻人了。他拎着一箱啤酒进门,说是给朋友聚会买的,问我们这儿有没有下酒的花生米。我说有。他说:“老板,你上回给我便宜一百,我记得你。我现在买酒都来你这儿,你明码标价,我放心。”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柜台里头,忽然笑了。
我跟你说个数字:这箱啤酒加花生米,我一共挣了六块八毛钱。
六块八。搁五年前,我一个大单的零头都算不上。
可我这六块八毛钱,挣得踏实。它是一个街坊,明明白白地、心甘情愿地、一分不欠地,给我的。
我现在这个店,还在开。我两个店员,减到一个,剩的那个是我小姨子,我一个月照发三千五。我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半关门,中晌自己泡碗面,门上贴着收款码,价签全是明码的。
不慌了。
有人问我,你这行还有没有明天?我说,有。烟酒店这个东西,我看二十年也死不了——它卖的从来不只是烟和酒,是人间烟火里那点“人情往来”。只要人还走亲访友、还婚丧嫁娶、还请客吃饭,这个店就有用。
只是,往后的规矩,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以前的规矩,写在行情里、账本里、酒价年年涨的信仰里,写在“你不懂我懂”的信息差里。
往后的规矩,写在那个年轻人手机屏幕上,明明白白,童叟无欺。
我干了十三年烟酒店,今年五十一岁,头一回,把我的店,开在了明处。
心不慌了。
睡觉,也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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