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哈工大学生孙家栋舍不得食堂的红烧肉,打算吃完再回家,谁也没料到,谁也没料到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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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星系我心 —— 著名航天工程技术专家孙家栋》《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孙家栋故事》、央视网时代先锋专题《航天赤子孙家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史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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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宵节,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堂加了一道红烧肉。

新中国成立不久,物资紧张,食堂里能添一道肉菜,对学生来说是件稀罕事。

孙家栋那年还不满二十一岁,1948年9月进入哈工大预科,学的是俄语。

那天他原本打算去姐姐家过节,听说晚饭有红烧肉,决定吃完再走。

饭刚上桌,学校主管人员走进食堂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愿意报名的当场填表,入选的人当晚就出发。

孙家栋报了名。

他没回姐姐家,也没等那顿饭吃完,就上了开往部队的火车。

这一走,他的命运彻底被改变......



【一】一顿肉,一张表,一趟夜车

孙家栋1929年4月出生在辽宁。

父亲做过中学教员、师范学校校长,家里对他读书管得紧。

1948年9月,他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那时的哈工大由苏联人参与管理,预科的重点是俄语,数学、物理也要补。

他起初想学土木,毕业以后修大桥。学校增设汽车专业,他觉得造汽车更有意思,转到了汽车系。

1950年元宵节的那顿晚饭,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学校主管人员通知,空军要在学生中招人,急需俄语翻译。

孙家栋的俄语基础好,填了表,经过考评被选送入伍。

当天报名,当晚出发。

这里有一处时间上的出入。

部分资料把他的参军时间记成1950年1月,更多资料记成1950年元宵节。

两个说法差着日子,主线一致:一顿饭,一张表,一趟夜车,人从课堂进了军营。

空军当时正在铺摊子。

1949年11月,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一批六所航校陆续开办,从批准到开学只用了五十四天。

校址从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一直排到济南、北京。

苏联顾问和专家成批进来,协议里写的是八百七十八名。

飞机有了,教员有了,教材是俄文的,课堂上缺翻译。翻译只能从学俄语的大学生里挑。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

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航校的教材、教员、飞机一时都往东北集中。

哈尔滨离苏联近,哈工大的俄语学生成了现成的兵源。

元宵节食堂里那张报名表,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摆出来的。

孙家栋被分到沈阳的空军第四航校,给苏联航空教官当翻译,后来担任翻译组组长。

四航校的跑道上,后来走出过赵宝桐、张积慧、王海、刘玉堤这些在朝鲜上空打下敌机的飞行员。

孙家栋在学校的身份是翻译,靠俄语和笔头,给新中国的空军当“传声筒”。

翻译不只是坐在课堂上。

苏联教官讲飞机结构,翻译要跟着图纸讲;教官带飞,翻译要在塔台和机场之间传话;教材要译成中文,术语得一个一个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空军航校的培训节奏进一步加快。第四航校的学员一批批结业,飞行员直接上了前线。

1951年9月,经过多轮考核和层层选拔,孙家栋与同批三十名军人被确定赴苏联留学。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莫斯科。

人数在不同资料里有二十多名、二十九名、三十名几种写法,能对上的事实是,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

车票上写的是北京,人却一路去了莫斯科。



【二】照片塔顶上的金奖章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是苏联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的学校。

中国学生进去,先补俄语和数理,再进专业。

学院用五分制,五分是满分。

孙家栋学的是飞机,不同资料把专业写成飞机设计、飞机发动机、航空工程,叫法不一,方向都是飞机。

按他自己的总结,这一段叫“七年学飞机”。

学院有个流传多年的规矩:哪名学员考试全拿五分,两寸照片就挂在学校一进门的“明星榜”上。

下一学年还能保住全五分,照片往上挪一格,尺寸放大一倍。越往上,人越少,照片越大。

毕业时照片能挂到塔尖的,奖一枚五十克重的斯大林金质奖章。

1958年那一届,全苏联军队院校拿到这枚奖章的只有十三人,孙家栋是其中之一。

这套规矩背后是硬碰硬的考试。

中国学生得先用俄语听课,再用俄语答题,差一分就往下掉一格。

孙家栋在苏联的七年,成绩一直保持在全优。1956年8月,他暑假回国,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第二年按期转正。

1958年3月,他毕业。

4月,他带着奖章和证书回国。

国家给这批留学生的待遇不差:军装、牛皮箱、公文包。

王建蒙在《孙家栋传》里写,孙家栋把奖章和证书放在箱子最里头,一路没离身。

回国后的分配,跟“飞机”两个字没沾上边。

他被分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搞导弹。

五院1956年10月8日成立,院长是钱学森。

孙家栋后来讲,回国以后连飞机是什么样都没看到,就直接到五院报了到。

学飞机的人去造导弹,听着别扭。

那会儿中国连一枚像样的导弹都没有,仿制的是苏联P-2。

图纸是俄文的,资料是俄文的,专家是苏联的,孙家栋的俄语和航空工程底子正好用得上。

他翻译P-2的设计资料,参加仿制,从工程组长干到研究室主任,再干到设计部副主任。

1960年夏天,苏联撤走专家,资料、数据、图纸一并停供。

五院的人只能自己啃。

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把P-2送上天。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弹头落在目标点。

路不是一路顺风。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第一次飞行试验失败,导弹起飞后失控。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才打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驮着核弹头从酒泉起飞,落在罗布泊。

这一趟走完,中国有了导弹核武器。

从1958年到1967年,孙家栋在导弹总体岗位上干了九年。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几年他以为这辈子就交给导弹了。

1967年夏天,一辆吉普车把他从图纸前拉走了。



【三】三十八岁,去造一颗星

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

国防科委的参谋汪永肃找到孙家栋的办公室,传达完指示,用一辆吉普车把他拉到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

那一年,孙家栋三十八岁。

头衔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

中国要搞人造卫星,1958年就提上了日程。

到了1967年,时间表卡得很死:1970年要把卫星送上去。

苏联、美国、法国已经上天,日本也在往前赶。

孙家栋接手时,方案多头,队伍被运动打散。

他先挑人。

不问派别,只看专业,从不同单位选了十八名技术骨干,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戚发轫就在其中。

接着砍方案。

原方案里的科学探测项目一大堆,卫星又重又复杂,天上地下都吃不消。

孙家栋提出简化,把工程任务压成十二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看得见”这一条最难办。

卫星是个直径一米的七十二面体,反光差,地面上肉眼很难捕捉。

孙家栋和团队想了个“借光”的办法:在三级运载火箭上加一个充气后直径三米的球体,上天以后鼓起来,像个路标。

观测的人先找到这个大家伙,再顺着它找到旁边的卫星。

那几年,不少协作单位把毛主席像章镶在卫星部件上。

像章既增重又影响散热,各单位有顾虑,没人先提。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周恩来听取汇报。

孙家栋在会上把像章的事讲了出来。

周恩来明确表示,人民大会堂那样严肃的场所,也不是到处都挂像。

这句话把难题解了,像章从部件上取了下来。

汇报中,钱学森介绍孙家栋,周恩来称他是年轻的卫星专家。

卫星上装的是乐音装置,《东方红》的旋律靠短波信号传回地面,普通收音机就能收到。

发射前,卫星在厂房里做了真空、振动、低温等多项试验,任何一项不过关都不能进场。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点火,“东方红一号”升空。

十三分钟后,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卫星重173公斤,比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第一颗卫星的重量加起来还多。

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当晚,卫星经过北京上空,《东方红》的乐曲从收音机里传出来。

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上天。设计寿命一年,它在天上实际工作了八年。

卫星放上去了,难事才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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