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9年那个冬天,我在边境线附近的雪地里救下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苏联女兵。
那时候我22岁,刚刚退伍不到半年,在边境附近的国营林场做护林员。那一带山高林密,冬天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三十几度,树枝上挂着的冰凌子比人的手指头还粗。
那天傍晚我照例去巡山,走到东边那片白桦林的时候,踩到了什么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手,从雪里露出来,手指甲都乌青了。
我把她挖出来的时候,她只剩下一口气,军装破了好几处,左腿上有枪伤,血早就冻成了黑色的硬块,像是凿在皮肉上的。
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先把人救活。管她是哪国的,是什么身份,死人才不问这些。
后来的一个月,那间废弃的护林仓库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秘密。
我每天去给她换药送饭,她的腿伤慢慢好转,从说不了话到能坐起来,从坐起来到能拄着木棍走几步。她叫娜塔莎,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说完就用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看,像是在判断我值不值得信任。我用半生不熟的俄语跟她比划,她偶尔也说几个汉语单词,两个人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聊起来,聊着聊着,仓库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那段日子过得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节奏,知道她睡觉的时候习惯把手压在胸口,知道她高兴的时候会用手指轻轻敲膝盖。有时候我进门,她就已经在看着门口了,像是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每次她把额头抵在我胸口,我都觉得攥住了什么,又不知道那是什么。
一个月后,她说她必须走了。
临走那晚,外面雪下得很大,她哭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落在我手背上,烫得出奇。我没哭,但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碎得很彻底。她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制徽章,塞进我手里,手心是热的,说如果有一天你来我那边,这东西能帮你。
我握着徽章,看着她消失在雪地里,直到那个身影彻底被黑暗吞掉。
此后十年,我把那枚徽章包好压在箱底,以为这辈子也用不上。
1999年,县里组织了一个对外交流旅游团,去俄罗斯。我报了名,行李箱里装着换洗的衣服,背包的夹层里,装着那枚包了整整十年的徽章。我只是想去看看,想看看那片土地,或许也想看看,那个女人到底去了哪里。
我绝对没想到,刚走出莫斯科的机场海关,就会被九辆吉普车拦住。
![]()
01
我叫顾长河,1967年生,黑龙江漠河县人,祖上三代都在这片林子边上讨生活。
父亲是林场的伐木工,干了一辈子,腰椎压坏了,退休时领了一个镀铜的奖章,挂在堂屋里,逢年过节才擦一擦。母亲是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手脚麻利,说话快,管家管得很紧。
家里还有个妹妹顾小梅,比我小四岁,从小跟我不对付,动不动就打小报告,但关键时候又护着我,是那种嘴硬心软的人。
我十九岁当兵,在内蒙古边防部队服役,干了三年,1988年底退伍回来。退伍证揣在兜里,转业安置还没落实,县里说先等等,这一等就等到了1989年春节过后,林场的老队长赵德山找上门来,说林场缺人,你先来干着,工资不高,但有地方住,包两顿饭。
我就去了。
林场在漠河县往北二十几公里的地方,沿着一条土路进去,两边全是白桦林和落叶松,冬天一到,树干白得刺眼,风一吹,满林子的枯枝互相碰撞,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走动。
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四个人一间,炉子烧得很旺,但靠近窗户的地方还是冷,早上起来,窗玻璃上能结出厚厚一层冰花。
同屋的老李头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护林员,在这片林子里干了二十年,烟瘾很大,说话声音像破风箱,但人很实在。他第一天见我,上下打量了半天,说:"退伍兵,好,这地方就缺你这样的,胆子大,腿脚快,碰上事不慌。"
我问他,这地方能碰上什么事?
他吐了口烟,斜眼看我,"你说呢?边境线就在那儿,什么人没有。"
我当时没太当回事,以为他在唬新人,笑了笑,把铺盖往炕上一铺,就算安顿下来了。
02
198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就开始下雪,到了十一月,雪已经没过膝盖,出门必须穿厚毡靴,不然半小时脚就冻麻了。
巡山的路线是固定的,我负责东边那一片,从林场宿舍出发,沿着山脚往东走大概四公里,然后绕回来,一趟下来两个多小时。每天下午三点出发,五点多能回来,赶上吃晚饭。
十一月十三号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早上老李头说他梦见下暴雪,让我多带两根蜡烛出门。我嫌麻烦,只带了一根。
下午三点出发,路上没什么异常,林子里安静得很,只有踩雪的声音,咯吱咯吱,很清脆。走到东边那片白桦林的时候,大概是四点二十分,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林子里的能见度很低,白桦树的树干像一根根白色的柱子立在灰暗里,看起来有点渗人。
我走着走着,右脚踩到了什么,软的,不是雪,也不是树根。
我低头一看,是一只手,从雪里露出来,手指甲都乌青了,五根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什么。
我当时愣了大概两秒,然后蹲下来,用手扒开周围的雪,扒出来一个人,是个女的,军装,不是解放军的军装,颜色不对,领口的徽章也不一样。左腿上有伤,军裤已经被血浸透,血早就冻成了黑色的硬块,把军裤和皮肉冻在了一起。
我把手放在她鼻子下面,有气,很微弱,但有。
我在部队待过三年,急救这种事不陌生。我解开外套,把她裹住,把她扛起来,往林场方向跑。那四公里的路,我跑了不到四十分钟,到林场的时候两条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把她放在炕上,冲着门外喊老李头。
老李头进来一看,脸色就变了,"这是……"
"先救人,"我打断他,"其他的等她醒了再说。"
老李头迟疑了一下,到底没多说,转身去烧热水。
03
那个女人在炕上昏迷了整整两天。
老李头给她处理了腿上的伤,子弹是贯通伤,进出口都有,好在没伤到骨头,但伤口已经有轻微感染的迹象,发着低烧。林场没有正经药,就用烈酒消毒,用林场备用的绷带包扎,再灌了两次热米汤。
第三天早上,她睁开了眼睛。
我正好在屋里,坐在炕边上喝水,听见动静,回头一看,她眼睛睁开了,灰蓝色的,像冬天的天空,很清醒,直接就盯着我看,没有那种刚醒来时的茫然,眼神很稳,像是早就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用俄语说了一句:你醒了。
俄语是在部队学的,只会一点,说完这句我就词穷了,干坐着看她。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开口,声音很哑,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懂,只听清了最后一个词,像是个名字。
"你叫什么?"我用汉语问,然后意识到她可能听不懂,又用俄语比划着重复了一遍。
她动了动嘴唇,"娜塔莎。"
然后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你……救我?"
"是,"我点头,"你在雪地里,我把你挖出来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放在胸口,低头看了看,表情松了一点,像是确认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还在。
我没问她在确认什么,觉得这不是该问的时候。
04
娜塔莎在林场住不下去,这一点从她醒来第三天就很清楚了。
老李头私下里找我说话,压低声音,神情很严肃,"长河,你知道她是哪边的人吗?"
"知道,苏联那边的,军装看得出来。"
"你知道这事要是被人知道,咱们俩什么下场吗?"老李头把烟在炕沿上磕了磕,"1989年,边境上的事儿不好说,她要是有问题,咱们也得跟着吃挂落。"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1989年的边境,中苏关系虽然在慢慢改善,戈尔巴乔夫五月刚访问过北京,两国正式关系正在恢复正常化,但几十年的积怨不是一次访问就能消的,边境上的事一向复杂,该谨慎的地方得谨慎。
"那你的意思是?"我问他。
"不是赶她走,"老李头叹了口气,"是得把她挪个地方,别放在这儿,万一有人来查,解释不清楚。"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记不记得东边那个旧仓库,废弃好几年了,但炉子还能用,我上个月去检查过,没漏风,就是偏,没人去。"
我知道那个仓库,从林场往东走大概二十分钟,以前是存放林业器械的,后来用不上了,就荒在那里。
就这样,我们把娜塔莎转移到了那个废弃仓库里。
搬的那天,娜塔莎一句话没说,但她听明白了,因为走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林场的方向,表情平静,像是这种事她已经习惯了。
我把炉子生上,劈了一堆柴放在门边,把林场备用的棉被拿了两条过去,还有米和盐,够吃一个星期的。娜塔莎坐在铺位上,看着我张罗,等我忙完了,她开口,用汉语,慢慢地说:"谢谢你,顾。"
她记住了我的姓。
05
从那以后,我每天去仓库,雷打不动。
早上去一次,送早饭,顺便检查腿伤,换绷带。傍晚巡山回来再去一次,送晚饭,坐一会儿,陪她说话。老李头知道我去,但不多问,只叮嘱我小心点,别走同一条路,别让人跟着。
娜塔莎的腿伤恢复得比我预期的快,到了第二周,已经能扶着墙站起来,能在仓库里走几步了。她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但能沟通,遇到说不清楚的就比划,我俄语就那几句,两个人凑在一起,倒也没冷场过。
她说话直接,不绕弯子,问什么就答什么,从不说"还好""还行"这类含混的话,每次都是实打实的回答。
有一天傍晚我去得晚,炉子快灭了,仓库里冷得厉害,我进门看见她坐在铺位上,把棉被裹在身上,两只手捧着一个空碗在暖手,看见我进来,第一句话是:"你今天慢。"
不是问,是陈述,像是已经习惯了我来的时间,今天晚了,所以说我慢。
"路上雪大,"我说,把带来的饭放下,去捅炉子,"饿了吧。"
"饿,"她说,很干脆,"但我等你。"
我蹲在炉子边,背对着她,往炉膛里填了两块柴,火噼啪一声窜起来,仓库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等我把饭热好端过去,她接过碗,低头吃了一口,然后抬头问我:"你每天来,你们那边的人不管吗?"
"老李头知道,"我说,"他不多说。"
她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低头继续吃饭。但吃到一半,她又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你不怕吗?"
我想了想,说:"怕什么?你又不是老虎。"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声很轻,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老虎,"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用汉语,咬字很认真,"这个词我记住了。"
![]()
06
第二周快结束的时候,娜塔莎已经能拄着木棍在仓库里自由走动了,腿不再需要扶墙。她开始闲不住,仓库里的东西被她摆弄了好几遍,角落里的旧工具被她分门别类整理好,窗台上的灰也被她用抹布擦干净。
有一天我去的时候,看见她把一根锈铁丝弯成了一个小架子,三角形的,放在窗台上,上面晾着一块布。
"这是干什么?"我问。
她想了想,用汉语说:"放东西。"又换成俄语说了一遍,我还是没懂,她就指了指炉子上的铁锅,又指了指那个架子,我才明白,她做了个晾锅盖布的架子。
"你挺能干的。"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起来眼角有细纹,眼睛就像真的亮了一下,"在我们那里,这叫正常,"她说,"不能干怎么活?"
我问她家里是哪里的,她说是西伯利亚,一个很小的城市,名字我没记住,太长。她说她父亲也是军人,退休了,母亲在学校教书,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比她小六岁,现在在读大学。说到弟弟,她笑了一下,说弟弟很懒,能让别人做的事自己绝不动手,但脑子聪明,考试从来不用怎么复习。
"像我妹妹,"我说,"懒,但嘴厉害。"
娜塔莎听完,噗一声笑出来,说,"这种人,一般命好。"
然后她换了块新绷带,给我看腿伤的情况,让我帮她看看愈合得怎么样。伤口在左腿外侧,子弹打穿的地方,愈合得很好,新肉已经长出来了,粉红色的,边缘干净,没有红肿。
我俯身凑近看,用手指沿着伤口边缘轻轻按压,确认没有硬块,问她疼不疼,她说不太疼了,就是皮肤绷得紧,我就顺着伤口往深处按了按,确认皮下组织也没有问题,她咬着牙没出声,只是手指攥紧了铺位边缘。
"好了,"我直起身,"长得很好,再过一周,绷带可以不用了。"
她松开手,呼了一口气,抬头看我,"你会医?"
"在部队学过一点,"我说,"不多,够用。"
她点了点头,低头看了看腿,表情里有一丝放松。
07
第三周,娜塔莎能在仓库附近自由走动了,腿不再需要拄棍,走路虽然还有点跛,但看得出来她刻意在练,每天在仓库外面走来走去,步伐越来越稳。
有一天傍晚我去得早,她不在仓库里,我在外面找了一圈,在仓库后面的一棵大松树下找到她,她站在那里,仰着头看树顶,表情很安静。
雪地的反光把她的脸照得很白,军装换成了我从林场带来的旧棉袄,大了两号,把她裹得很厚,但她站在那儿,腰板挺得很直,像是无论穿什么都改变不了那个姿势。
我站在她旁边,也仰头看了一会儿,树顶上一只乌鸦,蓬着羽毛,缩着脖子,看起来很冷。
"你不冷吗?"我问。
"冷,"她说,"但我想看看外面,在里面待久了,憋得慌。"
"你在部队,不也是这样?"
她沉默了一下,说:"在部队不一样,在部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事做,不会觉得憋。"
我问她什么时候当兵的,她说十八岁,问她喜欢当兵吗,她想了很久,说:喜欢,但不是因为打仗,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用。
我说:我懂。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像是确认我有没有真的懂,然后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并排站在松树底下,看那只乌鸦,看了很久,乌鸦飞走了,我们才往仓库走回去。
走了几步,她突然开口,没有回头,就是往前走着,声音很平,"顾,你是个好人。"
"好人活得长,"我说,"我妈说的。"
她顿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没出声,就是肩膀轻轻抖了一下,往前走,没再说话。
08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三周快结束的时候。
那天我去得比平时晚,进仓库的时候,娜塔莎正坐在铺位上,手里攥着什么,低着头,表情很凝重,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是我,表情松了一点,但那种凝重没有完全散。
我问她怎么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东西放到铺位上,我低头看了看,是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纸已经皱了,像是被反复打开折叠过很多次。
"我要走了,"她说,声音很平,"不能再等了。"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真的说出来,还是像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什么时候?"我问。
"三天后,"她说,"有人来接我,就在边境线那边,我需要走过去。"
我问她腿还跛着,能走边境线吗,那段路不好走,冬天更难。她说没事,她走过更难的。
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说话,炉子烧得很旺,仓库里很暖和,她坐着,我坐着,沉默大过说话,但不觉得尴尬,就是两个人都知道时间不多了,不想用说话来填满它。
临走之前,她开口,"顾,这三天,你还来吗?"
"来,"我说,"照常来。"
她点了点头,低头看了看手,没再说话。
09
接下来的三天,我还是每天早晚去两次,该送饭送饭,该换药换药,但气氛和之前不一样了,两个人说话都少了,说的也都是实在的事,今天温度多少,腿走路怎么样,够不够吃,诸如此类。
但有些东西,不用说也能感觉到。
第三天的傍晚,我去的时候,娜塔莎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她带来的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多,军装叠得很整齐,放在铺位边上,我给她的棉袄挂在门边的钉子上,她穿上了自己的军装,腿上的绷带重新缠过,扎得很紧,看起来能走路。
那晚她没让我走,让我再坐一会儿,我就坐着,炉子里的火慢慢小下去,我加了两块柴,火又旺起来,橘红色的火光把仓库里照得暖和。
她把额头抵在我胸口,我一动没动,外面的风把木板墙吹得嗡嗡响,雪又开始下了,能听见雪粒子打在屋顶上,细细碎碎的声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直起身,从军装内衬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制的徽章,放在我手心里,手心是热的。
"这个给你,"她说,"如果有一天你来我那边,这东西能帮你。"
我低头看了看,徽章是铜的,不大,正面有一只展翅的鹰和一把剑,做工很精细,掂在手里有分量,背面有几行刻字,刻得很浅,我俄语有限,没认全。
"这是什么?"我问。
她合上我的手指,把徽章攥在我掌心里,"保你平安的东西,"她说,"好好收着。"
我想再问,她摇了摇头,示意不用多问。
临走前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炉边,两个人对看了几秒,她转身走出去,消失在雪地里,脚步声很快就听不见了。我握着那枚徽章,站了很久,直到炉子里的火彻底灭掉,仓库里冷透了,我才出门往林场走回去。
10
娜塔莎走后,我在林场又待了半年,到1990年夏天,县里的转业安置终于有了着落,我回到漠河县城,在县粮食局做了仓管员,后来粮食局改制,我就跟着一个亲戚做起了边境小额贸易,倒腾一些日用品和农产品,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也还过。
那枚徽章我一直带着,最初放在枕头底下,后来搬家,就包在一块旧棉布里,压在箱底,轻易不去翻。
这十年里,我也不是没想过娜塔莎,只是每次想起来都是那些具体的细节:
她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样子,她站在松树底下仰头看乌鸦的背影,她把额头抵在我胸口时外面雪粒子打屋顶的声音。想着想着,就搁下了,搁下了又会想起来,就这么来来回回,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放着。
1999年的秋天,县里有个对外交流的旅游团在招募,去俄罗斯,说是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走一圈,十二天,价格不便宜,但不算离谱。我当时手里有点钱,没什么要紧事,就报了名。
报名的时候,旁边有个同事问我:"你去俄罗斯干什么,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我说:"去看看。"
他说:"看什么?"
我想了想,说:"就是看看。"
他摇摇头,说我钱多烧得慌,转身走了。
我站在报名处,把名字写上去,笔搁下来,没再多解释。
11
旅游团一共十六个人,出发前在县城宾馆集合,领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陈,大家叫她陈姐,说话很快,经验丰富,把行程表打印得很详细,发到每个人手里,恨不得连几点上厕所都给你安排好。
团里有几对夫妻,带着孩子的也有两家,还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人,说是做生意的,去俄罗斯考察市场,顺带旅游。
有个姓王的中年男人,坐我旁边,一路话很多,问我做什么的,我说做贸易,他说他也是,然后就开始聊边境贸易的行情,聊了半天,自来熟得很,后来索性叫我老顾。
导游是本地请的,接头地点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导游会举牌等我们,陈姐反复交代了三遍,让大家出了海关别乱走,跟紧了,俄罗斯地方大,走散了不好找。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把箱底那枚包在棉布里的徽章翻出来,拿在手心看了一会儿。铜已经有些暗了,但纹路还很清晰,那只鹰的羽毛,每根都有细节,翅膀展开的角度很有气势,爪子下面握着一把剑,剑柄有花纹,背面那几行刻字,我对着灯光看,还是只认出几个字母,读不全。十年了,它在棉布里躺了十年,取出来,还是那个样子,一点没变。
我把它重新包好,这次没放箱底,放进了随身背包的夹层里,拉上拉链,拍了拍,确认放稳了。
出发那天早上,我妈来送我,站在村口,叮嘱我别乱吃东西,别乱花钱,别跟人起冲突。我妹顾小梅站在旁边,扯着我妈袖子说:"妈,他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你放心。"
我妈说:"这次不一样,出国,出国知道吗,万一出什么事——"
"出不了事,"我打断她,"我去十二天,回来给你带俄罗斯的糖。"
我妈嘴上说不用,脸上明显是想要的,我妹在旁边笑,说顾长河你就会哄人。我背上包,往县城方向走,回头看了一眼,她们两个还站在村口,风把我妈的头发吹乱,她用手压着,冲我挥了挥手。我转过身,往前走。
![]()
12
飞机是从哈尔滨起飞的,转机去北京,再直飞莫斯科,全程将近十四个小时,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多。
入关的队伍排得很长,我跟着旅游团一起排,前前后后都是人,各种语言夹杂在一起,嗡嗡的,海关的灯很强,白花花的,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很清楚。轮到我的时候,海关官员翻了翻护照,抬眼看了我一下,盖章,放行,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走出海关大厅,外面阳光很刺眼,我眯了眯眼睛,把背包带往肩上拽了拽,行李箱拖在手里。陈姐在前面招呼大家跟上,说导游在出口外面举牌等我们,大家别走散,跟紧了。
旁边那个姓王的男人凑过来,小声问我:"老顾,这俄罗斯的天,跟咱们那边差不多啊,我还以为冷呢。"
我刚要答话,耳边传来一声低沉的发动机轰鸣声,不对,是很多声,从停车场两侧同时涌过来,压得人心口发紧。
我抬起头。
九辆墨绿色的吉普车,从停车场左右两侧同时驶出,轮胎压着地面发出沉闷的摩擦声,车头直直朝我们这个方向逼过来,速度不快,但那种气势像一堵墙,压得人喘不过气。
车队在我面前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下,车门几乎是同时打开的,哐哐几声,十几个穿着深色制服的人跳下来,快步走过来,把我们这群旅游团的人围了个半圆。
周围的游客吓得往后退,有人撞翻了行李箱,哗啦一声,有女人压低声音惊叫。领头的军官走到我面前,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立刻有人翻译过来:"请问,您是顾长河先生吗?"
我心跳猛地停了一拍,"是。"
"请出示您的证件。"
我把护照递过去,他接过去看了看,再看了看我,把护照还给我,然后说了一句话,翻译传过来:"顾先生,请问您随身携带了一件特殊的物品吗?"
我的手慢慢往背包方向移,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加速跳动。
四周安静得出奇,游客们都停下来了,没人说话,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深吸一口气,咬了咬牙,手伸进背包夹层,拉开拉链,把那枚包在旧布里的徽章掏了出来,动作很慢,手都在发抖。
打开布,铜制的徽章在阳光下泛着暗淡的光,那只鹰,那把剑,轮廓在光里格外清晰。
我把它递过去,手心都是汗,徽章在指间微微颤着。
军官接过徽章,动作很轻,像接过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低头仔细看了看正面的图案,手指摩挲着徽章表面,又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有几行刻字,刻得很浅。
他的表情突然变了,从严肃变成了震惊,眼睛瞪得很大,嘴巴微微张开,沉默了足有两三秒,然后整个人的气势骤然变了,腰板挺得笔直,神情庄重得像是在面对什么他不能轻慢的东西。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冷冰冰的审视,而是带着一种我从未在陌生人脸上见过的敬意,甚至有一丝激动。
他转身对其他几个制服人员说了几句俄语,声音很快,语气很重。那些人听完,表情齐刷刷地变了,从冷漠变成了震惊,然后他们整齐地站直身体,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挺得笔直。
然后,让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领头的军官,突然立正,动作标准,干净利落,举起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手掌贴在太阳穴上,一动不动。
紧接着,其他所有制服人员,动作整齐划一,全部立正,全部举手,敬礼,眼神庄重,表情肃穆,对着我,一个来旅游的中国农民。
空地上一片死寂,所有游客都看傻了。有人拿着相机举在半空,忘了按快门。有人嘴里叼着烟,烟都快烧到嘴唇了,还没反应过来。
军官保持敬礼的姿势足足有十秒,才放下手,把徽章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还给我,像捧着什么宝贝。然后他用生硬但恭敬的中文开口说:"顾长河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不是逮捕,是……邀请。有人要见您。"
"谁?"我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声音还是在发抖。
"到了您就知道了。"他做了个"请"的手势,手掌向上,姿态恭敬。
我回头看了看导游和那些游客,他们全一脸惊愕,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导游想说什么,张了张嘴,被另一个制服人员拦住,低声解释了几句,还指了指我。
导游满脸疑惑,但还是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先走。
我跟着他们上了中间那辆吉普车,腿都有点软,爬上去的时候差点摔倒。车内宽敞,座椅是真皮的,坐上去很软,有淡淡的皮革味。
军官坐在我旁边,把徽章小心地还给我,动作很轻。
"这东西,您一直保存着?"他问,眼神里有探究,也有敬意。
"嗯,十年了。"我说,声音还有点抖。
他点了点头,没再多问,但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尊重,像是在看什么重要人物。
车子启动,发动机低沉地轰鸣,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我脑子里一团乱麻,理不清头绪。
娜塔莎到底是什么人?这枚徽章究竟代表着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看见它,会是这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