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南京市志》及南京市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 南京市关于老门东、中华门、浦口火车站等历史地段的公开介绍 朱自清《背影》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搬家最会暴露一个人攒了多少舍不得扔的东西。
母亲那套老房子住了三十多年,两间半,水泥地,阳台的水泥台子被晒出一层细砂,一摸一手白。
真要搬了,柜门一开,才知道什么叫“存”。
顶柜最里头塞着一个铁皮饼干盒,红底子,印一朵大牡丹,边角锈成褐色,盖子得用指甲抠着才掀得开。
我踩着凳子把它抱下来,一掀盖,旧纸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道就冲上来,像有人在里头开了一扇四十年前的门。
上头压着一叠粮票,全国通用的那种,面额有五斤、三斤、一斤,还有半市斤,纸薄得能透光;底下是布票,一尺、五尺、十尺,另夹着几张写着“棉絮”的专用票;再往下是黑白照片,边缘卷了;最下面压着两张硬卡片,比现在的名片大一圈,米黄纸,格子印得死板,字是钢笔一格一格填的。
我把卡片对着窗户举起来。第一张“户主姓名”那一栏,写着外公的名;第二张是外婆的。
住址栏一行小字,写的是南京某区某巷某号,巷名三个字,我念了两遍才念顺。
再往下,一张照片。姑娘,短发齐耳,白衬衫的领子翻得很整齐,脸还没长开,眉毛倒是浓。我翻过来,背面一行钢笔字:十四岁,南京。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分钟。眉毛的走向、眼尾往下压的那一点、笑起来嘴角先动左边——这些我在镜子里看了三十年。
我举着照片走到客厅,问母亲:“这是你?”
母亲正往纸箱里塞棉被,头都没抬:“嗯。”
“十四岁?”
“嗯。”
“这是在南京?”
“嗯。”
我把照片和户籍卡并排摊在茶几上,说了一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的话:“那……我算不算南京人?”
母亲这才抬头,看了一眼那两张卡,又看了一眼照片,把棉被按下去,坐直了,说了五个字:“你算一半。”
——就是这“一半”,把这篇东西翻出来了。
![]()
一
这种卡叫“常住人口登记卡”,是城市里按户建卡、按人一卡的老办法。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并公布施行,城市户口开始以“户”为单位统一登记,派出所挨家挨户填,一个人一张卡,一户装一个薄薄的硬纸册。
卡上的格子是统一印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籍贯、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服务处所、现住址、与户主关系,还有两栏最要紧的——“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和“何时迁往何地”。
这两栏,平时没人当回事。填的时候顺手一写,几十年后翻出来,就是一个人、一家子全部的走法。
外公那张卡的纸有点发脆,边角起毛,头像位空着,没贴照片。
钢笔墨水是那种带点紫的蓝黑,笔画重,一看就是填表人手上有点劲。
职业栏写的是“工人”,服务处所那一栏的字缩得很小,挤在一格里,是城南的一家针织厂。文化程度“高小”。
婚姻状况“已婚”。填表日期是六十年代初,备注处盖着一枚蓝色圆章,圆心中间那个五角星已经模糊,边上一圈字,只能认出“派出所”三个。
外婆那张卡是新一点的纸,字也细一些,像是后来换发时重填的。她那一栏“文化程度”写“初小”,职业栏写得含糊,“街道生产组”。
这在当年是常见写法——不是正式厂子,是街道把闲着的妇女组织起来,糊纸盒、绕线圈、缝手套、给厂里做外发活,计件,一打一打地算钱。
把这两张卡和那叠粮票放在一起看,很多事的轮廓就出来了。
粮票是1955年开始发的,全国通用票、地方票两种,一直用到1993年才彻底退出。
布票更早,1954年棉布统购统销以后就有了,一年一人几尺,做一身衣裳得攒两年。
城里人还有一本副食本,糖、肥皂、火柴、豆制品、煤,各按各的定量,一样一样划。那年月的过日子,是拿本子过的——本子上一格一格划掉,日子才一格一格往前走。
我把粮票摊在桌上一张张数,母亲从旁边过,瞟了一眼,说了句:“半市斤的票最难花,买馒头人家嫌碎。”
这句话比任何说明都实在。
![]()
二
第二张卡上“户主”是外婆,家庭成员栏下面一行一行,最后一个名字是母亲——“女”,出生年月日,“1962年某月某日生于南京”,与户主关系“女”。
一格一格看下来,像看一张极简的家谱:谁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进的这个门,什么时候从这个门出去。
外婆这一栏后面,还有更淡的铅笔字,是后来补的:迁出日期、迁往何地。铅笔字被手摸过太多次,糊了。
母亲的学籍,是从那些票据上读出来的。
铁盒里有一小摞收据:学杂费、书本费、代办费,纸张颜色从米黄到浅粉都有,金额不大,几角、一块二、两块五。
还有两张成绩单,油印的格子,科目一排: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珠算。珠算这一科现在不考了,当年是正经科目,算盘打得响不响,关系到毕业。
再就是那张照片。
照相馆在巷子口,门脸不大,玻璃柜里摆着几张放大的人像当样品——梳着辫子的姑娘,抱着皮球的小孩,穿中山装的中年人。
背景是一块画布,画着一扇窗、一盆假花,花是塑料的,叶子刷过绿漆。拍一寸、二寸,加洗一张几毛钱,修底片另算。
母亲十四岁那年去拍这张,是为了贴在什么表上——学籍表、体检表、还是街道要的登记照,说不清了。
她自己记得的是:那天热,白衬衫是新做的,用的是攒下来的布票,领子浆过,硬,扎脖子;头发是自己剪的,剪得一边长一边短,照相师傅让她侧一点脸,把短的那边遮住。
照片上她没笑,只是把嘴角提了一下。这个“提一下”的动作,我熟。
![]()
三
我是北方长大的。
冬天供暖,屋里干燥,窗玻璃上结霜,早上得用指甲刮出一小块能看见外面的地方;夏天吃西瓜,把西瓜放在井里镇着——后来没井了,放冰箱。
我的口音是标准的北方味,卷舌卷得很到位,跟本地孩子混在一起,谁也听不出差别。
母亲的口音听着也是普通话,但有些词会突然掉出来,掉得很不合群。
比如吃面,她会问:“啊要辣油?”
我第一次听见时愣了半天,“啊要”是什么语法?后来才知道,那是南京话里的“要不要”,语气词顶在前头,问得轻飘飘的。
比如我抱怨什么事麻烦,她会说:“多大事啊。”
四个字,一摊手,全世界的小事都被这四个字压平了。
比如我话多,她会说:“韶。”
这个字在南京话里是“话多、絮叨”的意思,说出来时尾音往上挑,带着一点无可奈何的笑。
家里的吃食上,南京的痕迹更明显。逢年过节,会有一个硬纸盒从南京寄来,油纸包着,绳子十字捆好,解开是板鸭。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板鸭”是“木板做的鸭”,因为它压得扁平,硬得像一块板。后来才知道那是南京的老手艺,鸭子腌过、晾过、压过,切成薄片蒸出来,油汪汪的。
还有鸭油酥烧饼。头一回吃,我嫌它太酥,一咬掉一身渣,母亲在旁边说:“这才是对的,掉渣才叫酥。”
她从不主动讲南京的事。我问过几次,她只说“远”。
再问,就说“没什么好讲的”。那两年我以为南京对她只是一个地址,像信封上的邮戳一样,盖过就算了。
直到那两张卡被我从顶柜里抱下来。
我翻出自己的户口簿,翻开第一页,“籍贯”那一栏三个字。
我从小以为那三个字是父亲那边的地名,跟我没什么关系,登记时照着抄的。
我把户口簿合上,又打开,又合上。
那三个字是:江 苏 南 京。
![]()
四
我拿着那两张卡回屋,把台灯拉近,一格一格重新读。
“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这一栏,外公那张有字,外婆那张也有字,字都小,挤在格子里,笔画叠在一起,又被几十年的手摸得发亮,看不清。
我把卡片举到灯下,正对着光,忽然发现两卡之间夹着一层东西:比卡略窄,折了三折,跟卡一样宽,压得很平,不抽根本看不出来。我用指甲从边上挑了一下,那层纸滑出半寸,纸质极薄,边缘一碰就碎。
我把手停在那里,没敢再用力。
母亲在客厅里喊了一声:“纸箱封不封?”
我说:“等一下。”
我把卡片平放在桌上,让那半寸纸露在外头,去厨房拿了双筷子,一点一点往回推。
推到一半,纸上露出几个字,是印的抬头,字是竖排的,红色,褪成了铁锈色,只能认出“公安局”三个。
母亲在客厅里又问了一遍:“封不封?”
我说:“再等一下。”
我这时候才注意到,那半寸纸上还有手写的字,钢笔,蓝黑,写得很快,笔画连着,某些字的收尾拖得很长,像赶时间写的。
有一个数字,写得比别的字都用力:一九七九。
而当那张薄得几乎没有分量的纸从卡片夹层里被慢慢推出来,摊在桌面上时,屋里谁都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以后,当那几行褪成褐色的钢笔字被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这个家四十多年的来路,会被重新算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