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6日晚,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已经服下安眠药,饭桌旁的吴旭君却接到了一句让她不敢轻易执行的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
就在当天,毛主席还在一份“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上画了圈。文件已经退回外交部门,相关意见很可能正在传达。此时突然改变决定,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吴旭君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平日负责照料主席生活,也承担文件、信息传递等事务。她清楚,主席吃过安眠药后,曾交代过身边人员,自己在药效作用下说的话不能当作正式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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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没有马上拿起电话。
饭桌前,毛主席已经显得十分疲倦,头靠在胳膊上。吴旭君装作没有听清,重新问了一遍:“主席,您刚才说什么?”
毛主席抬起头,明确说道:“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仍不放心,又追问白天那份报告怎么办。毛主席回答:“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话说得很短,分量却很重。
吴旭君立即跑到值班室,打电话给外交部门负责人王海容。对方同样感到意外,白天主席刚刚同意不邀请,晚上为何又改变了主意?吴旭君没有绕弯,只把毛主席刚才的指示和反复确认的经过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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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接近午夜。她知道,世乒赛即将结束,美国队随时可能离开日本。如果再迟一步,邀请就可能错过。
这场变化,并非凭空而来。
1971年春,中国乒乓球队在周恩来支持下,参加了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之间隔着长期的政治隔阂。中国队能否参赛,体委内部曾有不同意见,担心运动员在国外遇到安全问题。
周恩来却认为,既然已经答应日本方面,就必须守信。他向有关人员说明,参赛不只是体育比赛,也是一次国际交往。即使比赛成绩不理想,只要中国代表团表现得体,政治上仍然能够取得主动。
毛主席随后批示同意,并提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中国队于3月下旬抵达日本,比赛期间始终按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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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引起国际关注的,是一场偶然相遇。
4月4日,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训练结束后找不到接送车辆,看到一辆带有世乒赛标志的汽车,便匆忙招手上车。车停下后,他才发现车里坐的全是中国队人员。
科恩站在车门边,不知道该不该坐下。庄则栋主动起身,用简单的交流和礼物化解了尴尬。他送给科恩一件杭州织锦,科恩没有准备回礼,只能站在庄则栋身旁,一同前往体育馆。
这个画面被记者捕捉下来,很快传遍赛场。美国队领队得知后,直接询问中方:“既然邀请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什么不邀请美国队?”
中国代表团不敢擅自决定,层层请示后,外交部门和体委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形成了暂不邀请的报告。周恩来批示“拟同意”,文件呈送毛主席,便出现了白天画圈、晚上改口的转折。
吴旭君第二天一早再次确认。她担心主席醒来后不记得前一晚的指示,没想到毛主席说得很清楚:“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
随后,他笑着对吴旭君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周恩来在会见时,请他们把中国人民的问候带回美国,并表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见气氛并不拘谨,科恩还谈到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现象,周恩来则从青年探索真理的角度作了回答。
这次访问很快超出了体育范围。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上海公报》。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一辆临时搭乘的汽车,一件并不贵重的织锦,几句自然的交谈,最终让外交决策捕捉到民间接触的可能性。对吴旭君而言,那一夜只是确认并传达了一句话;对中美关系而言,这句话改变了接下来许多事情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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