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核验日期:202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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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政府|《让世界爱上中国橄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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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政务服务网|《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陇南油橄榄产销对接会开幕》
6. 陇南市人民政府|特色产业·油橄榄
7.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陇南油橄榄适生区贫困发生率3年降10个百分点》
8.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甘肃省油橄榄产业发展规划(2024—2033年)》
9. 陇南武都发布|《中国油橄榄看陇南——地中海特产长成陇南致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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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18日,广东湛江港。
一艘从亚得里亚海开来的货轮靠岸,码头上摆开成排的苗木,根部裹着湿草,枝条用绳索捆紧。
一万零六百八十株,四年生,五个品种,另有四十公斤种子。
交接单上列着每一批苗木的品种、株数与定植要领,外方还派专家随苗到场,把起苗、运输、定植的规矩当面交代一遍。
起运那天是1964年1月9日。
阿尔巴尼亚正值深冬,苗木起挖窗口极短。
三个农场的职工连同当地机关干部一起上阵,剪枝、起苗、包装、装船,十天干完。
1月19日,苗木和种子登上“发罗拉”号,海上走了二十二天,2月17日抵港,次日在湛江举行交接仪式。
这批苗木随即按点分流。
八个省区,十二个试点:重庆歌乐山林场、昆明海口林场、云南省林科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贵州独山林场、柳州三门江林场、桂林林业试验站、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所、湖北省林科所、浙江富阳亚热带林业试验站、湛江地区林科所、清远县林科所。
林业部在1月2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点派技术干部参加2月13日至15日的栽培技术培训班,把定植、管护、越冬的门道先学一遍。
苗木离港时按点分装,根部裹湿草、外套麻袋,火车转汽车一路往内陆走,押运的人昼夜掐着时辰加水,怕根干在车厢里;
卸到各点苗圃,剪口重新修整,浸水缓苗,才开穴定植。
此后二十多年,这批越洋苗木在多数试点没能站住。
全国油橄榄一度从两千多万株减到十五万株,砍树比种树省事得多。
可它终究在一处河谷里留下了根,那片河谷当年并不在任何一份被看好的名单上。
要弄清它为何在别处活不成,得从1963年冬天的那趟出访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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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中海来的树种,被列进了国家引种计划
油橄榄属木樨科木樨榄属,亚热带常绿乔木,喜光、耐旱、怕涝、忌严寒。
它的栽培史可追到史前,野生林最早见于小亚细亚南部,克里特岛居民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栽种。
此后经埃及、巴勒斯坦传入西班牙、突尼斯、意大利,又随哥伦布之后的航线到了美洲。
全世界栽培品种五百多个,广泛种植的约一百四十个。
这种树生长节奏慢,树干不算粗壮,树冠四季常绿,叶片狭长,果实先青后紫。
它对冬季低温敏感,对夏季高湿同样敏感,离开地中海之后,选地就成了最难的关口。
被看重的核心产物是橄榄油。
按中国林科院的公开表述,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几乎为零,在食用植物油中品质居前。
地中海沿岸长期大量摄入的人群,肥胖比例与心血管病死亡率都偏低。
营养之外,油橄榄在西方还有另一层身份——橄榄枝象征和平与胜利,奥林匹克采火仪式上的花冠由它的枝条编成,地中海国家的山坡世代以橄榄林为经济依托。
橄榄油在世界植物油里产量不高,价格却长期居高端,单产低、采收靠人工、鲜果必须及时压榨,三条限制把它推成了稀缺货。
陌生的树种进中国,并非始于1964年。
公元8世纪,它经丝绸之路从波斯传入。
新中国成立前,旅欧留学生带回少量植株,零星种在云南、重庆、福建、四川。
1907年,一名法国传教士把它引到云南德钦县茨中教堂,那株树至今存活,年年开花结果。
散落各地的植株数量太少,没有配套研究和加工,撑不起一个产业。
1956年至1962年,国内粮油供应偏紧,耕地有限,草本油料扩种受制于粮田面积,木本油料不与粮争地的长处被摆上案头。
油橄榄被列入国家引种计划,先后从前苏联、阿尔巴尼亚引进十二个品种、一千八百株苗木和部分种子。
林业专家写出《1961及1962年油橄榄引种工作总结》,为国家估测木本粮油资源潜力、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59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东南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秉文,凭多年在粮农组织的工作积累,向农业部提交有计划引种油橄榄的建议报告。
Olive被定名为“油橄榄”,也出自这份报告。
建议获批立项,时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徐纬英担任项目组组长。
徐纬英是江苏金坛人,1916年4月29日生,原名徐伟英,林木育种学家,杨树与油橄榄专家。
1935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植物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后辗转延安,在自然科学院任教,参与解放区农业建设。
在接手油橄榄之前,她的主攻方向是杨树育种,中国林木遗传育种这一学科从无到有的搭建里,有她的位置。
她后来的四十多年,都耗在这棵树上。
把引种提上国家日程的关键一趟,发生在1963年冬。
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恩来在陈毅等陪同下访问非洲、欧洲、亚洲十四国。
12月31日,他抵达被称为“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开始九天访问。
所经之处,从神话里走来的成片橄榄林,在这个国家的经济里占着分量。
徐纬英那时恰在阿尔巴尼亚考察学习。
中国驻阿使馆的元旦晚会上,周恩来见到她,问起此行的任务。
她答:考察油橄榄栽植与加工技术。
随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会见周恩来时,也谈到油橄榄。
几天走访下来,这件事被摆到了决策桌上。
阿方决定赠送中国一万株油橄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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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万零六百八十株苗,十二个试点的赌注
苗木抵达的当天,湛江港的交接仪式按外事规格办。
阿方专家在现场讲解起苗、运输、定植各环节的要领,中方技术人员跟班记录。
四年生苗经过苗圃培育,根系和枝干有一定抗移栽能力,比实生小苗更适合长途转运,这批苗的成活率也就多了几分指望。
国内准备同步推进。
选点依据是油橄榄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征,参照各地气候与自然条件,八个省区摊开十二个点,从西南山地到长江中下游,再到华南沿海,几乎把亚热带能种树的地方试了个遍。
林业部以(64)林国苗第3号文发出引种通知,要求各试点派得力技术干部参训。
1964年3月3日,周恩来在昆明市海口林场亲手栽下一棵油橄榄,当地群众把这株树称作“总理树”。
当天他还见了阿尔巴尼亚专家,把引种的诸多问题逐条问过。
1969年5月,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油橄榄展台前,他又把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展品看了一遍。
就在海口林场那棵树栽下的前后,研究油橄榄引种栽培技术的任务落到了徐纬英手上。
周恩来给出的题目有四道:油橄榄在中国能不能生长,能不能结果,能否培育出第二代,第二代能否成长结果。
一并定下的还有引种成功的五条标准——与原产地相比不需特殊保护即可成活、生长、发育良好并开花结果;能用原来的繁殖方式正常繁殖;丰产稳产性好;果实与油的经济价值不低于原产地;抗逆性强,病虫害少。
接下任务的不只她一人。
1964年3月上旬,林业部选派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李聚桢参加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在京举办的阿尔巴尼亚语培训班。
同年10月16日,林业部、中国林科院、四川省林科所、广西桂林林业试验站各派一名技术人员,组成学习油橄榄栽培与加工技术小组,赴阿学习一年。
小组在阿方果园和加工场跟班,育苗、修剪、采收、榨油一道一道学,回国再按各试点的水土条件改。
培训班上讲的是实打实的活:开穴的深浅与口径、株行距、定干高度、栽后遮阴、雨季排水、越冬前的培土防寒,还有剪口处理和病虫观测的记法。
各点按统一要求分区定植,一株一牌,写清品种、来源、定植日期,哪一株活了、哪一株死了,年底都要报上去。
那一年的判断并不悲观,南方水热条件看着比北方强,真正的考验要等第一个夏天的高温高湿,和第一个冬天的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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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候错位,一场持续二十年的败退
中国油橄榄的发展,按林科院归纳可分五段:1964年至1973年为大规模引种试验期,1974年至1980年为推广发展期,1981年至1988年为调整、巩固与提高期,1989年至2000年为衰退低谷期,2001年至今为恢复发展期。
试验期各点以观测存活、生长、结实为主;
推广期想把成活经验铺开种植;
调整期回头重新审视选地与品种;
低谷期里,前期种下的林子陆续失管、砍伐,科研队伍也经历了停顿和拆散。
最根本的错位在气候。
油橄榄原产地地中海沿岸,夏季炎热干旱,冬季温暖多雨,寒潮罕见。
中国东部湿润亚热带属“夏雨型”,夏季多雨、高温高湿,雨型与地中海正好对不上。
南方试点夏季降雨集中,炭疽病和虫害有了滋生条件,树苗烂根、枯枝、长势萎靡。
幸存下来的植株挂果也少,零星果实干瘪畸形,还会提前脱落。
冬季低温是另一道坎。
江苏引种二十年的研究资料记载,当地受冻害威胁,个别受天牛危害较重的植株被冻死,低温构成限制栽培的关键因素。
南方部分河谷的情形类似,引进品种原本适应干热少雨环境,落到夏雨型气候里,管护人员天天上山排水护苗,仍挡不住烂根枯枝。
进入调整、巩固期,各个点被重新排队:能过冬、能结果的留下压缩面积,反复死亡、彻底不挂果的划出引种名单。
有的省把试验园改成苗圃,有的把地块转给了别的树种,课题经费时断时续,一个观察周期往往跨五六年,经费一停,记录也就断了。
产业端的短板一并压上来:消费市场不发育,销售渠道不畅,扶持资金不足,采后加工技术跟不上。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调整后,不少人返乡承包土地,国有和民办林场受到冲击,缺资金、缺人员。
多重因素叠加,一些地方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引种油橄榄不可能成功。
数字最能说明败退的速度。
全国种植数量从最多时的两千多万株,急剧减到十五万株。
油橄榄专家俞宁博士用“触目惊心”形容那段日子,留下的一句话是:砍树比种树容易多了。
园里剩下的多是无人管护的散树,挂果无人收,采收下来无处榨油,枝条任其徒长。
早期栽下的试点,有的退成零星庭院树,有的整片林地改种了别的作物。
科研人员的处境同样艰难。
那段时间林业科研几近停顿,试验园无人接续。
徐纬英与先生、著名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乐天宇,先后到广西干校、辽宁新城干校劳动改造,身心俱受摧残。
1975年底新城干校撤销,她回到北京,气色和状态都差得让人不敢多言。
1976年新年刚过,她自费跑南方八省的引种点,单枪匹马在外跋涉将近一年。
每到一处,看树势、看挂果、看土壤和小气候,把各点的存活状况重新摸了一遍。
回到北京见到邓明全,她说的是同一句话: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油橄榄给弄丢了。
1977年4月18日,两人到湖北省林科所,她根据多年管理经验总结出一条——油橄榄要按果树方法管理,再不能按树木方法管理。
各试点的记录一摞摞存档,哪片冻死、哪片染病、哪株不挂果,都写在本子上。
多数结论是淘汰,可这份淘汰记录把“中国到底哪里能种”逼到了更细的层面。
学界争的是雨型不同能不能引种,徐纬英依着气候相似理论继续在国内找、在实地论证。
转机,来自陕西一家榨油厂门口的一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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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筐不该出现的果子
城固在汉中盆地,六十年代的引种名单里就有它。
树活下来了,果也结过,几十年下来始终没成产业,园子零散,产量上不去,附近能压油的厂子只有这么一家。
榨油厂的日子靠收周边乡镇的果维持,收多少榨多少,谁也不指望哪天会多出一担好果。
那担果的反常之处在细节上:果子大小齐整,表皮没伤,果柄剪口平,装筐的方式也不是散户随手的路数。
这样的果只可能出自有人常年修剪、按时施肥的园子。
厂里的人说不清来路,邓明全却记住了那筐果的模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邓明全在陕西城固县榨油厂蹲点做实验。
厂里收果按种植园排队,那天却来了一担没有登记来源的果子,个头匀、色泽正、含油看着不低。
他一眼看出这批果不该出自普通园子,追着送果的人问清了山场的位置,随后自己背着行李去了甘肃南部。
那一趟走了两个月,白天翻坡看土层和坡向,夜里记气温、降雨和草木长势,把冬季低温、夏季降水、土壤质地一条条对照地中海产区。
数据攒够,他给时任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徐纬英写信,附上调查材料,话写得直白:那条河谷,可能是中国最有希望成功的地方。
信到了北京,压在办公桌上的东西不少。
那时候的定论摆在那里:油橄榄不适宜在中国引种,全国二十多年试下来,两千多万株只剩十几万株,多数产区已经停了课题。
徐纬英正为找不到新的适生区发愁,信里的数字、树势、土壤描述比一般汇报扎实得多,她看完没搁置。
那片河谷已经有一段不被外人注意的引种经历。
1975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倡导在这一带引种栽培油橄榄,一位本地农民头一个响应,在自家坡地上种下十二亩、一百八十六株,此后松土、拔草、浇水、施肥、修剪,一年一年守着。
建园第七年,也就是1986年,这些树开始挂果。
果实不大,数量也不多,可它证明了一件事——油橄榄在这条河谷里能活到结果那一步。
挂果之后的难关换了方向。
附近没有加工厂,果子运出去成本比果价还高,种得越多,麻烦越大。
那几年山里人的说法很实在:树是好树,果是好果,卖不出去就是一堆烂果。
有人开始打算把坡地改回种粮,有人干脆提着锯子进园,十几年的树说砍就砍。
1988年深秋,一份整理了两年的考察报告从甘肃南部寄出,收信人是北京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信封上只有一行地址,正文里是两年跑出来的数据、树势和挂果记录。
谁也没有料到,报告附页上那串被反复核对的数字,十年后会出现在国际橄榄油理事会绘制的世界油橄榄分布图上,让一个从未被标注过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