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重庆一所医院里,女作家杜虹面对胰腺癌晚期诊断,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决定:去世后接受人体低温保存,只留下头部,等待未来医学寻找新的治疗方式。
这件事后来被概括成“中国首位冷冻人”。但“冷冻人”并不是把活人直接放进冰柜,更不是已经证实的起死回生术。它的正式名称更接近人体低温保存,前提是患者依法被确认死亡,随后由技术人员尽快处理遗体,尽量减缓细胞和组织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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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虹原本与传奇二字相距甚远。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较早离开家庭,母亲在乡村任教,她也跟着母亲生活。高考恢复前,读书并不能立刻改变一个人的处境,她曾在百货商店做售货员,站过柜台,也过过相当普通的日子。
恢复高考后,杜虹考入重庆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她做过教师,也从事文学创作,后来成为专业作家。她还参与过科幻文学作品的编辑工作,其中包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三体》。有意思的是,她曾经接触科幻,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现实世界中备受争议的实验对象。
2015年,杜虹的身体持续出现问题,女儿陪她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希望先单独与家属谈谈。杜虹察觉情况不对,坚持留下来听诊断。胰腺癌晚期几个字,改变了她原本安排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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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之所以令人畏惧,在于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发现时可能已经错过较好的治疗时机。对于杜虹而言,退休、写作以及陪伴家人的计划,都被突然压缩成了一个无法确定的期限。
病房中的一次谈话,成为事情转折的起点。杜虹想到自己接触过的科幻作品,曾对女儿说:“要是将来真能把人保存起来,等医学进步了再治疗,也许还有机会。”
这句话未必是郑重其事的安排,却被女儿记在心里。女儿随后四处了解人体低温保存的情况,才知道国外早已有相关机构开展尝试。只是这项技术从未证明能够让一个已经死亡的人重新恢复意识,更没有成功复活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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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也是现实问题。相关保存需要较高支出,普通家庭往往难以承受。除此之外,技术风险、法律身份、伦理边界和未来医疗条件,都没有明确答案。换句话说,杜虹选择的不是一条已经走通的道路,而是一场结果无法预知的尝试。
杜虹听完介绍后,没有把它当成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案。她明白,自己接受保存,并不等于未来一定能够醒来。她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当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个样本。”
在她去世后,工作人员按照低温保存流程处理遗体。与完整保存不同,杜虹选择了头部保存。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认为,大脑承载记忆、意识和人格信息,保存大脑或许比保存全身更具研究价值。反对者则指出,大脑离开完整身体后,能否长期维持结构,更谈不上恢复意识,仍是未被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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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等待2065年复活”,本质上是保存期限和未来技术设想,并非医学机构作出的保证。按照当年的设想,保存时间约为五十年,未来可能出现头部与身体连接、神经组织修复等技术。至于能否实现,取决于再生医学、神经科学和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是否取得突破。
即便技术真的成熟,问题也不会只停留在手术台上。一个人的记忆是否等同于原来的本人,新的身体能否承载原有身份,醒来后的法律权利如何确认,这些都没有现成答案。更现实的是,杜虹熟悉的亲友、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届时或许早已发生巨大变化。
杜虹的选择因此留下了两层意义:一层属于医学实验,考验人类能否保存复杂的大脑结构;另一层属于伦理讨论,提醒人们技术能够做到什么,与社会是否允许这样做,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至于2065年保存容器中的头部能否重新拥有意识,答案仍只能交给未来的科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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